Titanium 评论 对权威的服从 2018-01-14 00:52:38

当人们面对二战遗留下的建筑废墟和心灵创伤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便是:是什么力量使得那些在平日与人为善的人,能够在战争中向其他无辜之人扣下枪械的扳机,或是摁下投掷炸弹的按钮。当他们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动之时内心经历了什么样剧烈的转变,道德戒律在此时为何突然失效,任由行动主体作恶?是否是战争触发了他们人性中残暴的开关,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攻击欲,而这其中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作为一名犹太人,对所发生在本民族的这出人间惨剧深感痛心的同时,也希冀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回答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我只是奉命行事。”这种官僚型人格所体现出的,是对上级权威的盲目服从。诚然,服从有助于组织体系的整合,是共同体存续的必要前提,但是,当像希特勒这样的恶魔攫取了国家机器从而发号施令时,服从就变成了一项危险的行为。事实证明,也正是众多纳粹分子对 “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去,为德国腾出生存空间”(希姆莱语)的命令的服从,才造成了六百多万犹太人的灭顶之灾。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在当时被视为民主与自由的天堂,但是对于悲剧是否会在这片土地上重演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毕竟“独裁主义可能会由民主化取代,但是,只要社会继续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存在,权威就不可能消失”, 越南战争中美军的所作所为即是显例。所以米尔格拉姆将注意力聚焦在了个人对权威的服从上,他的“服从实验”试图探讨的便是普通人何以在权威的命令下作恶,并且旨在从中寻求行动主体该如何破解这种道德困境的方法。

如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大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1933-)在本书的新版序言所透露的,整个服从实验一共设立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达到了1000多人,被试的年龄范围在20到50岁,涵盖了各种职业和教育水平的人,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在米尔格拉姆看来,“不得伤害无辜之人”是一则普适的道德律令,这种信念作为当权威下达加害于人的命令时的反作用力,和人对于权威服从的倾向相抵牾。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个体对于命令是否遵从体现了最后二者谁占据优势地位,米尔格拉姆用一组公式表示:

O:B>(S-R);D:B<(S-R)

当个体维持在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的力量大于紧张程度与解决紧张的机制之差时,便会表现出服从权威,反之则爆发反抗主试的行为。实验中,不少被试者表现出流汗、颤抖等紧张状态, 体现了此时被试者正在遭受心灵的焦灼,对“学生”施加电击并非他们所愿;而还有一些被试者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紧张感,他们非常听话地完成了主试下达的所有命令,对学生施加了450伏的电击后结束了实验。米尔格拉姆认为,主试通过着装、语态等外在表现向受试者传递出他是一个权威的信号,当个人进入实验室时,实际上就是进入了权威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从原先对自己行动完全负责的自主状态(autonomy)切换至了代理状态,在代理状态下,受试者将自己降格为执行权威命令的工具,随时接收和贯彻权威的指令。有所不同的是,一些被试者表现出的紧张是由于他们并未完全浸淫于代理状态中,还尚且保留着一丝价值判断意识,而那些不带任何压力地圆满完成所有“教学实验”的人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代理状态中。回想纳粹德国时期,整个德国社会就像巨大的服从实验室,经过纳粹长时间的反犹宣传和服从教育,民众处于深度的代理状态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难以被唤醒,这便是为什么普遍的德国大众麻木不仁地对待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犹太人的原因。

米尔格拉姆观察到,倘若拉大“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可以缓解电击带来的紧张和焦虑,被试也更倾向于服从。从实验1到实验4中,被试被设计成从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同谋者,一直到必须用蛮力才能强迫同谋者接受电击,实验结果显示,被试们反抗的百分比迅速上升。不难想象,执行一个针对数百平民的万米高空投弹任务比向一个人举起屠刀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更小,甚至可以说前者不会带来任何的负罪感,乔治•奥威尔曾写道:“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枕”。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将武器的射程一步步扩大,士兵丝毫感受不到目标是如何在他们扣动扳机、按下按钮之后灰飞烟灭的,他们既不会担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受损,也无需忧虑被害者的复仇行动。同理,现代性的产物——官僚体制,催生出了像艾希曼这样的“案牍的谋杀者”,法庭在审判时甚至认为:越是远离那些亲手操作杀人工具的人,就越是罪恶。他们的武器不是枪支弹药,而是电话和电报机,艾希曼坐在办公室中制定和签署“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计划,无需沾染鲜血便成为了大屠杀的推动者。随着与受害人社会距离的增加,命令被一级一级传递、一层一层执行,官僚与自己制定的计划的最终结果隔着冗长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链条:犹太人是怎么一车一车地被运往集中营的,他们是如何分批地被带入毒气室的,大量的尸体最后又是如何被掩埋的,这些终日做着文书工作的人绝不会出现在现场目睹这些鲜活具体的场面。在官僚体制中,一旦将加害人与受害人被大量的中介者隔开,加害人便感受不到道德的压力,因为所有对于道德的关注都转移到了技术方面。按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说法,劳动分工所拉开的人们之间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执行灭绝计划被分成了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撕毁契约-集中-剥削劳动和饥饿措施-灭绝几个阶段,由最开始的把犹太人非人化,从普通人群中标注出来,到最终的屠杀阶段,这一系列繁杂的程序造成了官僚所承担的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行动者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而是是否符合上级的要求,所有的责任都转变成了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命令执行者,道德感在此因为时间、距离和物理障碍而被抵消。与此对应的是,实验1中,在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同谋者的情况下,40名被试中有26名将命令执行到了最后。

几乎所有的战犯在接受审判时都会搬出类似“齿轮理论”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在体制这个庞大的机器中,不过是一个会随时报废、随时被替换的齿轮而已,“如果我没有做,其他某个人也能而且也会做的。” 这种思想消解了个人责任,并将所有罪行都推卸给非人格的组织。在本实验中,被试所服从的并不只是主试的权威,还将实验视作具有超越人类的力量,进而服从实验本身,甚至还把整个实验置于更大的框架体系内,也就是科学的进步。实验过程中,不少被试曾经询问主试自己是否会对学生的受伤负责,当得到明确的否定回答时,被试选择继续进行实验。由此可以看出,当责任被转移时,个人作恶变得更加顺畅无阻。特别在纳粹组织内,个人责任正是处于这种“自由漂浮”的状态下,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对战争负责,除了他们的元首希特勒。这种观点恰恰也是战后德国社会中弥漫的“集体罪责”(collective guilt)的产生的根源所在,一些完全清白的人会因为身在这个犯下过罪行的国家中而感到自己同样也罪孽深重,这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是毫无必要的精神负担,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成为一种极有效的对所有那些确实犯下罪行的人的粉饰,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 事实上,一旦个人参与了某个具体的犯罪行动,就是非代理性的,就要对此负责,如果说德国人都应该为二战负责,那么唯一清白的只有那些被驱逐出共同体之外的难民和无国籍者。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定义:正义,即是每个人各得其所。罪责必须还原到具体的个体才有意义,法庭不能对虚无缥缈的非人格的国家政体或是运动定罪。

虽然实验最后呈现出的结果令人沮丧——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参与者选择了服从权威,但是我们还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反抗了权威的参与者身上,既然反抗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 米尔格拉姆在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解决紧张的五个机制。在最后一个环节“反抗”之前的是“提出异议”,这既可能是作为缓解自己道德压力的手段,以配合后面的命令,也可能是作为走向反抗权威的前奏。参与了实验2的一位工程师詹•瑞希勒在实验进行到在225V的时候坚决停止了实验,并且事后他认为,自己应当承当造成同谋痛苦的责任,而不是推给同谋或者主试。这也正是鲍曼认为的解决极权主义下个人道德困境的途径之一,除了要创造出多元主义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在嘈杂的环境中听见自己良知的声音以外,个体也要无条件地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所以鲍曼曾试图为一门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新型社会学理论开辟道路,在他的构想中,这种发端于二战后的社会学理论应该包含大屠杀经历中得出的所有理论和知识,能够对大屠杀进行合理地解释。这种理论认为,行动主体与他人相处就意味着先验地承担起了对他人的责任,它不是基于社会契约,也不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道德的所有意涵就在于“对他人的负责”,“因为责任成了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所以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

而从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在道德命令从“你不得杀人”颠倒成“你必须杀人”的社会中,康德眼中永恒的“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似乎只有前者是不可变易的。 道德理论中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使得它存有因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变化而失去效力的风险。那些个体之所以能站出来反抗极权暴政,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前社会的旧道德体系的坚守或是他们心中有一套更加完善的法则,还是由于他们是自己行动的立法者。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这个概念不是用来说明艾希曼是愚蠢的,而是要表现他“思维的匮乏”(thoughtless)。正是艾希曼无法自我反思、与自己进行无声的对话,造成了他面对新政权创造出的新秩序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对于他来说,接受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就如同习得一门新语言,经过了多年的体制内摸爬滚打,他的心智早已经被陈词滥调、日常话语所侵蚀,而这也形成了一道屏障,将思考阻挡在外。那些怀疑论者,他们习惯于自省之后再作出决定,就像实验中的反抗也是诞生于参与者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诚如阿伦特所言,思考是一项危险又无结果的事业,因为事实上思考本身并不会带来知识,它是一股飓风,卷走所有指导人在世界上生活的已树立的标志,海德格尔称为“思想的风暴”。所以由于思考具有的颠覆性才易于促成个体对权威的反抗,它使得个体审慎地对待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良知得以显现,从而拥有了判断美丑善恶的能力,赋予个体打碎偶像的勇气。这正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的实质——时刻自省,保持目光清晰和内心的澄明,使得行动者即使身处乾坤颠倒的年代也能听从良知,走出代理状态,反抗邪恶权威。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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