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五十二

28岁的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叶志衍从21岁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反高铁、反菜园村拆迁现场,有他的足迹。他第一次体验到常常听闻的大陆强拆的滋味,看着黄色铁臂的挖掘机无情地将村民的房子推平,一下子颠覆了他心目中香港的形象,一种尊重程序正义,讲究合法与共识的社会形象。

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常常跟随母亲到教会的社区做义工,到老人院照顾孤寡老者。帮助他人的恒常行善成为了叶志衍学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直到他进入大专教育的课堂时,听到一位老师说:小时候教仁义礼智,长大后教埋没良知,社会运动的初衷就是帮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叶志衍被老师的话启发,陷入沉思,然后起身行动,于是在21岁的时候便投身进社会运动中。

8年前的一天,凌晨5点多,叶志衍走出家门前往菜园村巡楼护村,父母厉声阻拦不果,便生气地喊:“你出去了就不要回来了!”家人是担心这个独生子的安全,但叶志衍义无反顾,把保护菜园村运动当做是帮助他人的善举。他的社会运动经历延伸到反释法、罢课、公投、雨伞运动、反DQ、反威权管治等。去年底,他获选为民阵召集人,头一炮就是组织2018年的元旦游行,计有一万多人参与,包含7个政治议题,在目前抗争运动低潮的情况下,被认为是不俗的成绩。

“大专政关”汇聚同龄同道人

叶志衍是伞后组织“大专政关”(大专学生政改关注组)的发起人,组织内的人员虽然不多,核心只有10多人,但在不请义工的情况下,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社运活跃分子。本来,这些大学生是可以加入香港众志的,但是叶志衍认为,搞社运未必每人都要去搞政党,大家可以循不同方向争取民主,而且与社会大众的接触面更加广泛。

事实上,“大专政关”与香港众志合作了很多项目,也与传统泛民的一些组织,如社民连、职工盟、工党等合作搞街头抗争运动,配合了泛民在议会内的抗争。

与叶志衍的低调行事作风相似,“大专政关”在社会运动中的配角作用获得了志同道合的大专生认同和支持。在2016年纪念六四的维园大台上,“大专政关”的成员渐露头角,亮出了他们的立场,在当时学联一些成员以本土主义立场杯葛纪念六四的呼声中,“大专政关”的现身是勇敢的反潮流举动。

叶志衍就是以“大专政关”的平台,参与了社运多个组织的活动,帮忙做纠察,摆街站,把做义工的习惯贯穿到政治运作中,逐渐得到社运界人士的赞许,铺垫了他走向民阵领导层的道路。

非本土派的新世代

叶志衍对笔者说,本土甚至港独派与“大专政关”所代表的新世代不同,两者的立场观点冲突,自己接触的团体偏向左倾政治光谱,例如维护基层利益的职工盟和社民连等,都是合作伙伴,自己对新移民和一些经济政策,与本土派有很大区别。我们认为,香港的问题不在新移民身上,香港不可能与大陆分隔,一国两制需要守护,抗衡中共,抵制香港大陆化,香港本地人的力量太薄弱,还要团结新移民。本土派和我们在新世代人群中形成了两大派别,仍在争持中,随着本土派思潮被打压,本土支持者沮丧、沉寂、蛰伏和休憩,我们这一派的势力反而壮大了。

叶志衍认为,香港人应该拥有基本法的修改权,有些条文太过偏向中央政府,违背立法初衷,应该设法处理。虽然不主张港独,但在高度自治的原则下,自决的概念有很大讨论空间。

在与泛民的立场差异方面,他说,传统泛民的战场主要在议会内,我们较多侧重街头运动,针对一些社会议题,如领汇问题、法律问题、经济和税制问题,民阵核心层有自己的看法,本届特首选举中,泛民偏向曾俊华,但是我认为非建制阵营不能推出一个建制派人物来担任特首。

民阵的历史包袱与责任

作为民阵召集人,叶志衍对民阵的作用和现状感到有必要改良。民阵是2003年50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自此,泛民无形中把组织七一游行的角色默认给了民阵,而组成民阵的40多个民间组织都有代表参与民阵的运作,这个游行组织的平台就这样运行了15年,成了一个品牌。但思想活跃的叶志衍凭着数年的社运经验,感觉到民阵松散的组织结构和发挥作用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整合,以适应香港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民阵不如其它政党般可以在一个统一纲领和意志下,有效率地议决政策和行动。民阵最适合发挥的作用是超越所有泛民党派,在一面大旗下统一步调,率领一场运动,然而,这个貌似完整齐全的非建制组织的统合平台,却因为每个组织的原则立场和政治光谱有着微妙的分野而出现议而不决,决而难行的状况,正如一个庞大的家族,各房各有利益和盘算,难以统一意志和行动,处理内部事务耗尽精力,也就难以发挥综合平台的潜力,对民主运动起到统领作用。这也许就是叶志衍所思考的。

据观察,民阵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政治光谱属于泛民范畴,每年一次换届选举,召集人基本每年更换,有点“轮流做庄”的味道,民阵的核心团队也每年不同,各个成员团体参加民阵会议是临时派代表,参与度不稳定,出席率大约只有一半甚至更少。在此情况下,民阵的松散结构只适合进行年度固定的大型活动(例如七一大游行以及不定期的元旦游行),核心团队的任期太短,很难研究和策划较为费时的政策和行动,令人觉得民阵这个品牌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在香港重大政治议题的交锋中,民阵未能在凌驾于各党派的层面担负起协调甚至领导作用,在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知不觉固化了它的长期角色,如果它的工作只停留在每年组织一两次大型游行,便是历史的负担,而没有被赋予扩展的历史责任。纵使有政治抱负,民阵召集人也面临一个有缺陷的机制无法施展才华。

日程表上多了两个字:坐牢

叶志衍今年的工作日程表上,二月份写了两个字:坐牢。他因为反释法游行被警方拘捕和检控,面临庭审,他说判入狱的机会很高,心理准备要至少做三个月牢。对于他来讲,从事社运那天开始就已经预料到有这么一天,父母亲也最担心这一天。

他说,在目前的判监潮中,我不是唯一一个被告,还有很多伞运参与者,很多街头运动者有案在身。谈到反对运动何去何从时,他认为,随着警方加大检控力度,严打激进反对力量,街头抗争,甚至议会内的顶撞,现在都很容易触犯法律,增加了抗争的难度。因此,日后的社会运动应该从小型运动开始,例如最近的海丽邨罢工事件,从小闹大,以点带面,动员力不可小看。不一定要热衷搞大运动,只要有所行动,控制激进程度不要导致被捕,就可以保持社会运动的能量。

他说,国际社会人士比香港人更紧张,外国的律师、议员、首相对中国政府施压,使香港的社会运动有基本的外援。我们去菲律宾、台湾交流,他们担心我们,说不如你们过来我们这避避吧。他们比我们还忧虑。“雨伞运动”后,有警察上家里找我,不出示警员证,也没有搜查令,支支吾吾,不像香港警察,疑似大陆公安。香港的抗争者已经要面对来自外地的强力部门,大陆对香港收紧会继续,未来争取民主的抗争环境会更加恶劣,如果没有一种信念,没有以做善事的心态去为大众利益服务,是很难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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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aturday,January 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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