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序言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我们曾经参加过的那场竞选运动，距今已经31年了。
物理世界，近大远小；历史事件，却常常是近小远大。很多开拓性的工作，起初看上去都并不那么耀眼。
1980年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发生在小小校园，选的是区区区代表，但它却是49年后宪政在中国的再度萌芽，是共产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的一大创举。
在31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也不仅仅是为了让后来者了解那段被遮蔽的历史；而且也是为了从中吸取教益。应该说，当年那场竞选运动所蕴含的意义，到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
现在，国人谈论自由主义，谈论民主宪政的越来越多。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固然都是好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出自西方，中国能移植吗？它们能在中国生根吗？
看看1980年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吧。就以竞选本身而论，在当时，不要说同学们谁也没有参加过，而且连看都没谁看见过；不要说没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过，甚至也没在电影电视上看见过。可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而且搞得像模像样，五光十色。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同学对竞选这种形式高度认同，几乎没有人公然表示反对。
作为参选者，我们都刚刚从极端封闭的毛时代走出来，没人接受过西式教育，也没人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没人留过学，也都没出过国。当时，大学教材的内容也还很陈腐。我们的精神成长背景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那些人大不一样。他们的自由民主理念都是向西方学来的，而我们的自由民主理念却主要是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不消说，西方有关自由民主的思想著述，包括修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前几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些思想资料都是东鳞西爪，残缺不全。它们像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靠听觉，多一半靠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和宪政理念。
在80年竞选运动中，恰恰是我们这些人的理念，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不少同学在竞选前还满脑子官方教条，可是短短的一场竞选就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正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当我们把我们从经验中领悟出来的道理，借助于我们共同的经验讲出来，那就很容易被拥有共同经验的他们迅速的领悟和接受。
我在竞选运动中发表的《论言论自由》一文里讲过，新兴国家之所以每每有宪法而无宪政，“原因之一是：新兴国家一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相应的发现经验的过程”。毛的暴政——特别是文革——以及在暴政下的受难、思考与反叛，则使我们经历了那种发现经验的过程。连邓小平也说，像文革这种事，在英美就不会发生。
现在，很多人在谈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思想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归因于中共的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再一次传入大陆。这种解释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情的。
正因为后来很多人没有看到那一次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思潮的内生性和自发性，所以他们提出了不少聪明的假问题。例如和传统对接的问题。在一些新进的自由主义者宪政主义者看来，既然自由主义民主宪政都是西方的产物，要让它们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出连接点；于是，他们就找到儒家，找到孔孟，有的则找到道家的老庄。
可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早就不是传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就受到强烈的冲击；1949年后更是遭到空前的摧残。在打倒了旧传统的同时，共产党又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传统。在思想领域，马列毛思想被当作指导思想。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统统被打入另册。我敢说，就连现在这些新儒家新道家或儒家自由主义者道家自由主义者们自己，早先也没有接触过多少儒家经典或道家经典，他们更耳熟能详的一定也是马列著作和毛选。在那时，他们莫说《论语》，恐怕就连《三字经》也背不出多少段，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定是毛语录。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代中国（大陆），如果我们要从传统中找出与自由主义的连接点，如果要改制就要托古，那么，我们首先地、主要地是要从马列毛这套新传统那里去找，而不是从孔孟老庄旧传统那里找。从老祖宗那里找资源，就是去找马克思，原版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而不是孔夫子。
事实上，就连被称为当代大儒的蒋庆，第一篇讲政治思想的文章正是“回到马克思”（1979年）。蒋庆系统地接触儒家和新儒家思想也是几年后的事情。人的思想可以有变化，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从何处而来的。如果连自己的来路都说不清，怎么能指望你说得清去路？
有种针对8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很可笑——一方面批评他们脱离传统拒绝传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还摆不脱马克思那套东西。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那套东西不就是传统吗？
仔细阅读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不少竞选者已经超越了马克思这一新传统，有的也已经在发掘被埋没的旧传统并从中吸取养分。我们当时所作的，正是所谓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点也不神秘，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不但我们自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整个共产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1989年席卷整个共产阵营的民主运动浪潮就是这么产生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不是靠中产阶级，也不是靠大量地引进西方思想，而是从自身的经验中领悟出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道理。
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中国未能如苏东一般实现制度转型。六四之后持续高压，包括1980年竞选在内的种种大事都成了敏感词。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但论者不能不有所回避，于是很多人就开始了遗忘，遗忘了历史的人偏偏又要大谈历史，于是历史便失去真相。过去沦为现在的牺牲品。来路既然被误读误写，去路也就变得格外暧昧。我们可以把乔治?奥维尔那句话颠倒一下顺序：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现真实的历史，让“过去”摆脱“现在”的控制。陈子明编著的这本《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一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陈子明的长篇导论。没有人比陈子明更适合写这篇导论。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陈子明既是整个运动的推手，也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选出的代表，又是海淀区人大会议上学生代表群的实际召集人。第二部分是若干当事人写的回忆与思考。第三部分是当年竞选运动的文献。
关于文献，有必要多说两句。收入本书的竞选运动文献，有一部分来自《开拓》。我们知道，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民间运动几乎都没有完整历史记录，大部分文章和讲话都随风而逝。1980年竞选却是个难得的例外。
早在1980年北京大学选举活动展开时，历史系的一批学生就敏锐地意识到，眼下发生的一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历史的一页》，和哲学系的《竞选动态》、中文系的《竞选短波》，以及法律系的《观察》等一道，在竞选运动中扮演了中立媒体的角色。另外，该小组的负责人黄河同学还成立了跨系的“北京大学民主选举资料汇集研究小组”（后改称“北京大学竞选资料编委会”），把竞选宣言、演讲答辩、文章资料、选民递条、珍闻趣闻和照片录音收集汇总，并派出同学到其他高校，了解该校的竞选情况，写出报道。竞选结束后，他们迅速地把这些材料整理编辑，汇集成一部20万字的书稿，取名《开拓——北京等高校竞选运动资料选》，悄悄地交给附近一家印刷社。然而，当他们把装订成册的500本《开拓》取回来正要分发时，被有关方面得知，下令全部上缴。结果，同学老师一本也没得到，只有北大校党委成员每人分到一本。1988年我在纽约，一位北大校友交给我一本《开拓》，他说是从北大校党委某位副书记那里得到的。其后，我托人把书稿送到香港联系出版。1990年1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将此书出版。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出版社方面不了解此书成书经过，封面上没注明“北京大学竞选资料编委会”。《开拓》一书印量有限，早已脱销。现在趁着陈子明编著的这本书出版，其中收录了《开拓》里的很多宝贵资料，我谨向“北京大学竞选资料编委会”的同学致谢。
2011年12月11日于 纽约 雷歌公园
注：《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陈子明编著，即将由香港真相出版社出版。
《北京之春》 2012年1月号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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