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30 孙德喜 独立作家

臧克家

导语:他在担任了《诗刊》主编之后,麾下该有大大小小的诗人无以计数,然而《诗刊》所发表的诗作同他本人当时创作的大同小异,唱出的都是一个调子,同样忽视“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发出的同样是精致鸟笼中鹦鹉的声音。

一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讲到臧克家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都认为:“臧克家是一位‘农民诗人’!”如果读了他的《老马》等作品,就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农民,他的这首诗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中国农民的坚韧的性格与现实的处境。在他的《烙印》等诗集中,人们看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与工人的种种苦难和悲惨的情景,听到了许多人间痛楚的悲鸣和哀伤的哭泣。尤其是农村的破败、萧索、荒凉的情景和那些无处可归的流浪的难民经诗人的描述而久久牵动着读者的心肠。由此可见,此时,臧克家的心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是相通的,他的诗在表达了对处于困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的人道主义深切同情的同时,诉说了这些苦难中人们的心声。

为农民写作

单从这些诗作来看,人们很可能认为臧克家大概是出身于一个偏僻而落后农村的贫苦的家庭,自幼该吃了不少苦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臧克家恰恰出身于一个有着诗教传统的富胄之家。据孙晨的《世纪诗星——臧克家传》(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臧克家家族史的叙述,臧克家的曾祖父在同治年间中过举,并担任过聊城县的教谕。臧克家的六曾祖父差不多就在同时中了进士。臧克家的祖父在光绪年间任大理院录事,臧克家的父亲则毕业于济南政法学堂,因而可以说臧家既是当地的望族,又是一个书香门第。而且,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对诗歌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极具诗人气质。从文化与精神遗传来看,臧克家继承了祖、父辈的诗气才情。可是,他的性情显然与先辈们不太一样,也许是童年时整天与那些农家子弟混在一起的缘故,变得很“野”。与小伙伴们排队对骂,相互投掷泥块是他那时候的家常便饭。捉迷藏、用高粱秸扎成小风车然后擎着在村子里疯跑使得臧克家与普通的农家孩子混成一团,进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培植了深厚的乡土情结。随着年龄的增长,臧克家逐渐认识到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与农民的辛劳和困苦。后来,臧克家尽管来到县城读了高小,还走南闯北地从军、读书,乃至进入了令所有普通农家子弟想都不敢想的青岛大学读书,而且做了当时著名诗人闻一多的得意弟子,因为对于诗歌的钟情,他成为闻一多家里的常客,造访到高居象牙塔里的缪斯,但是他毕竟还经历了在伊兰的流浪生活,切身体验到生活于社会底层的那种滋味,他的那颗诗心便依然与凋蔽的农村和褴褛的衣衫、菜色的脸膛的农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的农民凄惨的处境感到悲哀,并因此而产生了深重的忧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理念。他于1934年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时代是在暴风雨里,经济破产使得都市动摇,乡村崩溃,多少生命在惨痛地往死路上去,这些生命和我们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写诗已经是可耻了,而再闭上眼睛,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大言不惭地唱恋歌,歌颂自然,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的,那简直是罪恶!你有闲情歌颂女人,而大多数的人在求死不得;你在歌吟自然,而自然在另一些人饿花了的眼里已经有些变样了。”臧克家的这种诗歌创作理念虽然包含着强烈的感情冲动和某种偏狭的意识,但是他的那颗扎根于泥土的诗心却是为底层人们的不幸遭遇而倍感沉重。

难怪臧克家在30年代前期的诗歌总是给人以杜甫式的抑郁沉重的感觉。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直逼酷烈的现实生活。他的那颗紧紧联系着农民的诗心使他从中国农民身上发现了非常独特的“坚忍主义”。他的诗作也就成为一首首发自社会底层的呻吟与呐喊。而同时代的那些描写女人“酥胸玉腿”的醉生梦死的诗歌令他厌恶和鄙弃,就是描写恋爱的诗歌也为他所拒绝,因为他的胸中只装着受苦受难的农民,他要以他的诗歌“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臧克家《〈烙印〉再版后志》)。

30年代中后期,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出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样的形势下,臧克家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之中,于是他的诗歌开始由关注农村农民转到了宣传抗战上来,诗风也开始由以往的苦吟转向大众化的明白晓畅,以前的沉郁凝重的诗歌基调转为激昂高亢。《换上了戎装》让人明显地看出来一个紧拧着眉头凝视人间苦难的臧克家开始转变为热血沸腾,慷慨高歌的臧克家。臧克家的这种转变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一个爱国青年面对着祖国的危亡无论如何都不能无动于衷,这是诗人响应一个时代的呼召唤所作出的必然的反应。不过,在这种创作转型中,臧克家是不是丢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呢?这倒是值得注意的。也许臧克家本人以为抛弃的都是些错误的或者不必要的东西,但是人们不无可惜地看到他的诗歌中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忧郁和沉重,也不那么像以往的诗歌那样耐得咀嚼,令人深思了。就连他自己对出版于抗战期间的《泥淖集》都不那么满意了。到了1944年,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便深入地反思自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的失误,认为自己的诗“缺乏动人的伟力”,是“虚浮的”、“刹那的”,“观念的,口号的”,自己“没能够写出好诗来”(臧克家《〈十年诗选〉序》)。他的这番话固然含有对自己严格要求和自我谦虚的成分,说的却也是实话实情。当然,臧克家此时创作上的浮躁并不是他个人的毛病,而是那个时代里的人们极易染上的时代病征。

为斗争而写作

抗战胜利以后,作为诗人的臧克家不仅没有享受到胜利的成果,身居国统区的他生活非但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而且由于国民党政权Z压M主运动,残杀M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等而倍感抑郁和愤懑。于是,臧克家的诗歌创作便有了又一次转型,他在失望和愤怒中创作了批判现实,抨击黑暗,嘲讽F动统治,抗议残酷迫害的诗作。这些激愤的诗作如利剑、似匕首、赛投枪,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而且令人振奋。借用1949年以后常用的一个词语,此时的臧克家可以说是一个“战士”诗人,政治激情在他的胸中澎湃激扬。

国民党的法西斯和严重的腐败,深深地压迫着像臧克家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诗人作家。令国民党政权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人已经被推向了自己的政敌——共产党的怀抱。其实,在抗战的岁月里,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思想或许偏左,也可能发表过某些发泄不满情绪与批评国民政府的言论,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并不是要与国民政府为敌,不是要同国民政府过不去。然而,国民党的封建砖制与毒裁的本性为自己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和文化上的掘墓人。

正是由于在国民党统治下被压抑得太深,对国民党政权满怀着痛恨的情绪,包括臧克家在内的大批文人才情不自禁地为国民党当局在大陆的K台而欢呼。与其产生强烈对比的是,国民党的政敌——共产党却做出种种姿态尊重和欢迎这些在国统区颇为失落和痛苦的诗人作家。他们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安排下来到了解放区,而且在新政权建立以后格外受到重视,有的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有的进入大学教书,有的到了报刊杂志社搞起了文化工作。特别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成立,让那些大大小小的诗人作家有了“家”的感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同时,作家们可以定时拿到政府发的不薄的工资,不必再依靠所拿的那点可怜的稿费艰难度日,也不必为了寻找工作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许许多多的后顾之忧统统给解决了。于是,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成为1949年后绝大多数诗人作家的共同心态。在中国这个非常讲究知恩图报的国度里,在中国这个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诗人作家们当时表现出这种心态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为歌颂而写作

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臧克家与当时其他作家一样,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颂歌的大合唱中去。尽管他与艾青等诗人一样一度面临着某种尴尬,从暴露、抨击、谴责和批判转向赞美、歌颂、欢呼和感激实在是太仓促了,叫人显得不太适应,但是他还是努力调整自己,尽量使自己适应形势的要求。从1949-1965年间,臧克家创作并发表了200多首诗作。单看《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凯旋》等诗集的书名来看,那种欢欣鼓舞之情与由衷的激动一定洋溢于他的诗篇。当然,其中也少不了若干配合具体的政治运动与迎来送往的应景之作。他自己对这种状况也很不满意,他认为《春风集》“这里边的一些政治性较强的诗,多半是在热情冲击下的急就篇,今日脱稿,明早见报。”(臧克家:《〈春风集〉后记》)这样,诗人根本脱离了生活,中断了与社会底层的人群的密切联系,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土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诗歌创作竟然到报纸、广播上去寻找材料,而当时的报纸、广播由于成为官方的“喉舌”,而且日益受到极左政治的影响而浮夸风日猛,不可能真实地报道社会现实,更不可能表达在贫困、饥饿、劳累和病痛中挣扎着的民众的心声。因而他的创作失去了根系,变得轻飘飘的。根据他在50-70年代的诗歌创作,人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农民诗人”的称呼对于臧克家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现在他已经成为官方精致笼子中的一只可人的小鸟,因为生活得比较舒适而唱着甜美的歌,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写下过一度为人们广为传诵的《有的人》。

臧克家的这种表现虽然后来为不少专家和学者所感到遗憾和可惜,但是却得到了官方的赞赏。于是,他得到了重用,他先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到了作家协会书记处任书记,继而被任命为《诗刊》主编,掌管着中国最高的诗歌专门刊物。

如果说臧克家在50、60年代脱离了曾经成就他的诗歌创作辉煌的乡村泥土,只是他个人的创作问题的话,那么他在担任了《诗刊》主编之后,麾下该有大大小小的诗人无以计数,然而《诗刊》所发表的诗作同他本人当时创作的大同小异,唱出的都是一个调子,同样忽视“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发出的同样是精致鸟笼中鹦鹉的声音。

有限的反思

臧克家的这种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他自己早年所绝对料想不到的。他背叛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自己。谈到这些,我们并不是要对臧克进行道德审判或者要指责他的为人,因为他的这种转变在20世纪的中国决非个别,而是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1979年,臧克家对1949年以来的创作也作了一定的深入反思: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真理说一万遍,也觉得新鲜。我所以比解放区诗写得少,水平也没有新的突破,不能说没有大别的因由(过去为了不至饿肚皮破命地写),但主要是因为缺乏新的生活,更不用说“深入”了。

解放之前,由于我对农村生活比较了解,又为他们不幸的遭遇大鸣不平,写了大量表现这种生活题材的诗,写得有挚情,有深度,赢得了“农民诗人”的称号。从1949年春来到北京之后,我过去熟悉而又感到十分亲切的农村和农民,对我反而成为陌生的了。我几乎没有机会到农村去(1969年到1972年在江南干校是例外),土改,四清这样一些地覆天翻的伟大运动,我没有参加,对农村、农民从外表到内心深处的变化我不了然。写,写什么?如何写?农村这个伟大的“主题”,要写好它,首先要求有一个能完全掌握它的那个“主体”!勉强不能出好诗!不熟悉,不热爱,胸中情感不动,诗兴不来,好诗决不会产生。

……

天才与成就不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我浮在上面,如同浮萍。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接触极少,运动来了,被迫或自愿地表示一番,多半是率尔成章,墨未干而已见报,不能说全无真情,但急就之下,难出精美之章。三十年来,经过时间的罡风一吹,整个作品收获,稗子多而成实者少。

——《京华练笔三十年》,冯光廉、刘增人《臧克家研究资料》第140-141页。

臧克家的这段反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他把自己这30年来诗歌创作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脱离生活;二是“急就”式的写作,而没有当年那种“苦吟”的功夫。其实,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作家固然需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熟悉生活,但是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作家面对生活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感知,而是充分发挥其主观性和积极性,以其独特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审视生活,进而超越生活或者使经验的东西得以提升,并且化为自己思想的血肉。可是,臧克家没有意识到这些,更没有意识到自己诗歌创作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创作心态的根本性改变直接牵制着他诗歌创作的运思;他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依然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而不是30年代他所持的那种民间立场。他的思想意识不知不觉间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俘获,就是到了农村,参加了“土G,S清这样一些地覆天翻的伟大运动”,他也只能写出诗歌形式的《山乡巨变》、《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至多不过类似于赵树理那样创作出“问题小说”这样的诗作。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69年11月到1972年10月,臧克家与许多知识分子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参加农业劳动,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回到北京后,他以这段生活为题材写出了50多首旧体诗,辑成诗集《忆向阳》。诗作中所表达的诗人的真情实感是毋庸怀疑的,我们相信诗人创作的真诚。他的这些诗作虽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很富有情趣,可以说充满诗情画意,而且意味深长,耐得咀嚼,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古典田园诗的风味。如果撇开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单纯地就诗论诗,这些诗作可以说是优秀的诗篇。然而,在“文G”那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巨大灾难中经受痛苦的煎熬,而诗人却没有看清楚这个时代的实质,没有看到那些四出逃荒的人们的黑黄饥瘦的面孔,没有听到在死亡线上中挣扎着的饥寒交迫的人们的痛苦呻吟,更没有体会到受到各种政治迫害与人格羞辱的人们内心悲苦,而是非常悠闲地唱起了田园牧歌,这不是和鲁迅《风波》里的那个盛赞现实是“农家乐”的“文豪”一样吗?此时的臧克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诗人身份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他只会像向阳花一样,眼睛一直盯着天上的太阳,早已将脚下的大地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已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农民诗人”的“向阳”诗人。问题还不在于他创作和辑录这些诗歌时的情感态度,而在于他即使到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文G”时代,因而对待老朋友姚雪垠的批评(当然姚雪垠的批评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臧克家为自己作了这样的辩护:“这些诗,语语真实,字字心血。写来好似毫不费力,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感。”(臧克家《京华练笔三十年》)实事求是讲,仅仅以自己创作的真诚来作辩护实在是消极的,也是无力的。因为,真诚固然可贵,但是终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创作成就的标准。

经过几十年诗歌创作转折的臧克家,最后到底在《诗刊》主编的身份上停息下来,即使他后来离开此职,但是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诗歌创作追求,他的价值观念都没有再向前走出一步,最终以一个“向阳”诗人的姿态作人生谢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这并不是要贬低臧克家,而是为他远离“农民诗人”称号的深远内涵而感到惋惜。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生,男,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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