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怀有戒心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

展望中国的前途,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自由与民主。

中国人民为了自由和富强奋斗了一百多年。在以往的斗争中,要求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强的呼声所压制。结果是,我们既没有得到自由,也没有得到富强。

要求富强的呼声之所以屡占上风,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些当权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可以用富强的口号去压制人们的自由权利和民主要求。其次,出于过去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中国人习惯于认为自由似乎只是个人的事或只是知识分子的事,而富强则是为国为民,所以(?)前者就可以为了后者而被舍弃或牺牲。再者,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使中国人总是倾向于赋予政府以更多的积极功能而较少考虑到防止它的消极作用,换句话,我们常常过份追求政府权力的有效性而不去注意规定它的有限性。当坏人专权、胡作非为时,人们希图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通过一定的正常程序对其加以限制或纠正,自是无异于与虎谋皮,因而只得诉诸于革命或政变一类非常手段谋求改变。等到好人上了台,照说总该想办法解决限制权力的问题了,殊不知这时又有些人出来说:好不容易轮到好人当了权,现在就正该让他集中一切力量、不受拘束、不受牵制地推行他的美好宏图;搞什么自由民主不是瞎耽误工夫吗?这就是说,当权力已经成为无限从而胡作非为时,人们再想去限制它已不可能了;而当着权力尚未成为无限因而还没有干下许多坏事时,一般人又常常想不到有对它加以限制的必要。在以往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而不是谋私利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廉洁的政府,而不是贪污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政府,而不是内讧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无能的政府;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这个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

言论自由与宪法关系

“文化大革命]时有个极其重要的口号,党是领导一切的。什么叫领导一切?一个领导一切的权力不正是一个无限的权力吗?一个领导一切的权力,谁个还能批评监督它呢?如果说连批评、监督也要置于领导之下,批评、监督还成其为批评监督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按照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得到我的批准。]这不是十足的自相矛盾吗?十分明显,只要我们还承认人民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就势必在权力的控制之外,换句话,批评权必定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否则它就不是批评权了。有些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现在很爱讲宪法,若谈及言论自由,则必说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遵照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他们把凡是违背宪法中的某些原则的言论都称之为“违宪]从而以宪法的名义予以禁止。既然他们垄断了这些原则的解释权,因此在事实上,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压制一切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了。

必须指出,上述作法正是对宪法的严重曲解。所谓宪法,并不是如我们某些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凡一国的根本大法就叫宪法。否则,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秦、汉、唐、宋、明、清等等)既然都有其根本大法,因而也就都是宪政国家了。宪法的本义即包含着对政府权力的明确规定和限制,这就是说,一个肯定了无限权力存在的“宪法]实际上并没有资格称为宪法。同理,所谓法治,也不仅仅是依法办事,如果人们制定出这样的法律,宣称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越是依照这样的”法律]办事就意味着越是违背法治。可见,真正的法治意味着对立法有所限制,即,有些法律是不允许制定的(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因为被宪法承认才存在,相反,宪法倒是由于立足于言论自由才存在。有人以为,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写进了宪法(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就批评不得,一批评就是违宪,就该遭禁止。这实在是荒谬的。记得当年“九大]通过的党章写进了林彪是接班人的条文,被人吹嘘为”创举],以为从此就保证了“林副主席]的不可批评和不容撤换。其实那只是一个笑柄。说它是笑柄,倒不是由于这位不容许批评撤换的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后来很快就身败名裂,真正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承认民主原则的党章,根本不能把所谓接班人人选写入其条文,更不能以此为由声称一切批评反对该接班人的言论都是违反党章。宪法更是如此(关于党章与宪法的区别,笔者<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有所论述)。因此,以宪法的名义压制批评反对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与论本来便是独立的

一九八O年北京大学竞选活动中,我发表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和文章。某位身居高位的“理论权威]批判我是鼓吹”与论独立].在以往中国的政治辞典中,“独立]是个极具危险意味的词。”独立],独立于谁?当然是独立于“党的领导],而独立于党的领导就等于是摆脱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因此就是犯下了头等严重的错误。可是,这位”权威]忘记了,舆论,即PUBLIC OPINION,本来就是独立的,它不能不是独立的。如果它不是独立的,它就不是真正的与论。马克思早就说过,假如政府实行书报检查(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加强领导])那么它所听到的就不是人民的声音,而只是它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是政府自己声音的回声。因此,加强对与论的所谓领导,否定与论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否定舆论本身。

像这位“理论权威]一类人物,常常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守派],似乎他们的毛病就是过份僵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批人决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唯一相信的是手中的权力。

当年在批判我的言论自由主张时,另一位著名的“理论权威]宣称我是在提倡”绝对的言论自由].其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其它一些报刊都展开了对所谓“绝对的言论自由]的批评。事实上,在我的文章和讲演中,我从来没有使用过”绝对的言论自由]这种说法。在谈及言论自由的含义以及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原则时,我曾经对诸如煽动、诽谤、诬陷一类罪名专门作过细致的讨论。那么,为什么这位“理论权威]要如此不顾事实把我的观点简化为所谓”绝对的言论自由]呢?那无非是无中生有、陷入于罪的老办法,把你的完整的论点和详密的论证置于不顾,加以封锁,然后,用一句两句概括的话把你的思想加以简单化和漫画化,使它们变得明显的错误(或至少是明显的片面),从而再对之进行口诛笔伐,以欺骗那些不知内情的人们(当前批评所谓“全盘西化]就是搞的这一套)。

但是,这位“理论权威]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他把”绝对的言论自由]这种说法强加在我的头上、把它当作一个十足的自由化口号而痛加挞伐时,他不知道这种说法竟然被恩格斯运用过,而且还是晚年的即成熟的恩格斯,就出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选集》(还不是全集)第四卷上。我当时就把这一事实告诉了北京大学的领导,告诉了当时住在北大的中央书记处派来的调查组,告诉了我的选民——同学,并且直接写信给中央最高领导和报社。假如那位“理论权威]真是一个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势必要为自己的严重失误而惶恐,至少,他总要作一番解释。假如在我们那里,马克思的话果真占有像我们公开宣布的那种地位,那么我们的发现,即使不能让我立即成为获胜的一方,至少,总会减轻对我的批判程度。但是正像我所预计的一样,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还很多。问题非常清楚,这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不是口是心非。马克思主义之于他们,不过是用来禁止别人讲话的一种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批判活动都是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们所发动,而一日一批判开始,人们就再也见不到被批判者的公开答辩或反批评的原因。早就有人说过,如果鲁迅活长一些,他一定会被打成右派。这毫不足奇。我要说的是,如果马克思复活于今日,他也会遭到这类“理论权威]们的批判的,其罪名当然就是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像俄国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助夫兄弟》中的那位宗教大法官,他自称是基督的忠实信徒并且以捍卫基督的名义执掌权柄,但是,当真正的基督降临面前、而且他也认出了基督之时,他毫不犹疑地将基督投入了监牢。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司空见惯,遗憾的是它至今也并未绝迹。”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假如言论自由不存在,一切荒唐事、一切坏事都是可能的。

判断社会是否正常标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在于揭示其反面的真理,即,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不过即使如此,孔子这句话依然是不够文明。因为它很容易被人利用:当政者自称天下有道,禁止庶人议政。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句话,表明孔子对复杂的人类政治社会抱有一种天真的简单化的看法:他相信可以建成一个人人都对之心满意足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幻想有着极大的流弊。问题在于,由于人性的丰富、不确定,由于个性的多种多样以及其它一系列原因,因此,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使其所有的成员都称心如意。经验证明,天下有道,不是庶人不议,恰好倒是庶人议论很多。反之,庶人不议,并不是表示社会完美无缺,它只不过暗示着那里的人民遭受着极为严厉的压制而已。由此.,我们就悟出了一条观察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的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标准:那就是看在这个社会中是不是能听到和平的、公开的批评反对的声音,批评反对最高权力集团的声音。请相信,人世间决没有什么领导集团可以完美到无人批评反对的程度,倒是有些当权着可以恶劣到无人敢于批评的程度。假如在一个社会里,所有的报刊杂志、书籍演讲、广播电视,都看不到重大的不同政见,这就是铁证,证明着那里存在着巨大的压迫。除了战争一类非常时期之外,上述鉴定标准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所谓“中央有中央的策略”

“文化大革命]时还流行一个口号,以”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这个口号害人不浅,它使得许多很有思考力的人自觉地停止思考,使得许多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自愿地放弃批判,从而大大廷缓了一场本来会更早结束的自我摧残。到头来我们终于发现,所谓“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是一场老谋深算的阴谋权术的话,那就不过是一个政治神话;而那些据说能预见一切、成竹在胸、自觉地掌握了事变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战略设计师,事实上倒更接近于一个即兴的钢琴演奏家。

有趣的是,当“伟大战略部署]的说法已经淌逝了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种类似的声音。有些朋友对我们始终坚持自由民主这一点不大以为然,批评为”幼稚],理由是:“中央有中央的策略].言外之意当然是说大家只消盲目服从就够了。我不能赞同这种观点,那不但是因为眼下进行的这场改革是一件崭新的事业,谁也不具有充足的完备的一整套计划,正需要每一个人积极地思考并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更因为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假定了当权者们是绝对的善意、绝对的英明,从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这恰恰是十分危险的。我要强调的是:对权力怀有戒心,实在是一个民族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这是我们从”文化大单命]中所汲取到的一条最重要的教训。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的领导集团)曾经犯过不少错误,有的还非常严重,以致几乎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导致这种严重失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就在于绝对权力的恶性腐蚀。因此,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我们就一定要改变这种无限权力的局面。

有种说法值得分析,有人说,党虽然犯过错误,但正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因此不能以党犯过错误为理由去怀疑党的领导。这种说法大概首创于那位“理论权威”,此后立即被大加引用。在许多领导者看来,这种说法乃是继续坚持无限权力的最好的(也许还是唯一的)论据。殊不知这种说法完全是弄巧成拙。不错,领导者自己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这是好事,它表明领导者的明智;但是,若果只有领导者自己才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坏事,因为那意味着广大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毫无力量的可悲境地。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党,确切地说,党的领导集团(因为一般党员,不论他们有成千上万,决没有力量纠正党的错误)自己纠正自己犯的错误时,那并不意味着总是党的领导集团,而不是别的任何人,最先发现了所犯的错误,假如是那样,那还有话可说。但事实上,当着党的领导集团犯错误、包括犯那些严重错误之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一般党员)早就发现了错误,他们的认识比某些自以为是的领导者要高明得多。他们作了许多完全正确的努力以试图改变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可是,他们不可能成功,非但不能成功,他们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这就是说,所谓党的领导集团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决不是因为他们最英明最正确,而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这少数人拥有的绝对的权力。不管他们犯下的错误有多明显、多严重,几亿中国人,除了默不作声的承受,忍耐和牺牲外,别无任何选择(想一想[二面红旗]和“文化革命]的巨大灾难)。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继续维持这种局面而不思改变,对民族对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这位“理论权威]发明了”领导者犯过错误,但是领导者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种说法,他自以为是为维护领导的绝对权威作出了最高明的辩护,实际上他们是从反面承认了在旧体制下全国广大人民受人摆布的依赖地位,从而揭示出原有社会政治结构的某种明显的极权主义性质,进一步使人们痛感到实行政治改革、限制最高权力的迫切必要。很可能,他们这种说法,将作为对极权主义的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定义而被收进二十世纪的政治学辞典,并不断地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与微妙的联想。

据报载,大陆一位领导人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忽视民主,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会扩大他们的影响。

要坚持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句话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实际上肯定了那些被称之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的正面价值;正因为有人搞自由化,所以我们的某些领导者才不敢忽视民主。一但没有人搞自由化了,党内的那种专制主义倾向不知道会走多么远。没有五七年的“反右],就不会有五九年的”反右倾];没有五九年的反“反右倾],就不会有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有的领导人对“文化革命]深恶痛绝(因为自己吃了苦头),对”反右倾]、特别是“反右]却很有保留,以为”反右]本身还是对的,错只错在扩大化。且不说一场整错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运动能不能用“扩大化]三个字就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压下了知识分子的批评反对意见,导致了绝对权力的最终完成,这就为以后的”反右倾]、“文化革命]的错误铺平了道路。”反胡风]运动的规模有限,难道就可以辩护了吗?据说,当年批胡风时,胡风说过一句话,他说: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人中世纪。到了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连周扬都预感到大难临头,他在一次会议上引用了胡风的话,当时的周扬决无为胡风鸣不平之意,他只是希望那个隆隆而来的绞肉机不要压到自己身上来而已,可是,晚了。

众所周知,在去年的六中全会上,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自由化]的字句写进决议,曾经引起中央内部的一番争论。这场争论并不像许多人们所说的那么重要。我们一些好心的朋友常常持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看法。他们把某些提法一类的东西看得十分紧要。例如说,他们以为如果是把”反自由化]这一提法排除于六中全会决议以外,他们就算是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反自由化]的字样赫然载入了决议。但反过来我们不妨想一想,即令是当初的决议上没有”反自由化]的字样,情况就会根本不同了吗?不用“反自由化]而改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干脆改用“反对错误思想],岂不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毕竟,你总不能连”反对错误思想]的提法都反对吧。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个提法或那个提法,而在于坚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进行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首先地,起码地,就是要坚持言论自由,要反对权力压制思想,这是我们反对这场倒退的最有力的立场。之所以说它最有力,是因为:

一、关于言论自由的原则是简单的,稍有常识者即可正确理会。

二、它是明确的,很容易鉴定,不容易混充。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假如一个政府宣布它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在它所有的报刊杂籍书籍会议电视广播上都听不到重大的不同政见,那么它显然是在撒谎。

三、它对于极权主义是一种致命的攻击。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基利斯由于浸过神水而全身上下刀枪不入,但他的脚后跟却由于不曾浸泡过因而承受不住攻击。极权主义的致命处就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它借助于全面地控制思想而变得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它又由于不能公开否认言论自由原则而暴露出自己极为虚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对人们思想言论的严密控制,极权主义就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四、即便是那班处心积虑的极权主义者,也无法公开拒绝言论自由的原则。这就使得他们在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得不处于劣势、守势,而且必然会节节败退。

五、言论自由原则对最大多数的人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它不像其它一些往往是更激烈的主张,很容易引起一些人不无道理的疑虑,特别是关于必要的社会安定的担忧。没有人会相信有了言论自由社会便会陷于混乱的无稽之谈。

六、明确地、公开地坚持言论自由原则,并不需要过人的勇气,这就能让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来谨慎小心的人们也参与到抵制强权的正义斗争之中,从而构成一种强大而又温和的压力,有力地推动我们的国家向着真正的自由迈进。

伟大转变已经开始

一九八O年十一月,我在我的竞选宣言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这次选举将是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它将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向世人昭示,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从而也就预示了明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

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农村的经济改革尚未铺开,开放政策也还没有提出(鉴于不少人把最近大陆发生的事情大部分归因于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以为有必要提醒一下当年的背景),但是,有识之士无不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伟大的转变已经开始。帕斯卡尔说,真理只有被拒绝后才能得到。我充分评价我们的前人(从康有为、梁启超算起)和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思想主要是得惠于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民主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会半途而废。今天,在经历了六、七年的起伏曲折之后,对于明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难道不是比以往更清楚了吗?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哈佛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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