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各民族相互斗争,而是团结起来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然而,对毛泽东时代也许可以这样说,各民族所受的迫害是同样的,但是在199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所受压迫明显超过了汉族。尤其在新疆,汉人已经与政府结成压迫当地民族的同盟。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那一方面会缩小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给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提供土壤,另一方面将会带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蛊惑和煽动的精神工具,的确起到了把新疆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政权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民族认同,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为我所用,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作为追求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造诣。几千年的权术文化在中共这里集大成,被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

与其权术造诣相反,中共权力集团却极少人文精神。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他们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族问题今日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摘自王力雄关于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10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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