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柏光律师与其他中国律师或其他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想这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曾两次去白宫见布什总统。在柏光的办公室里，南墙挂着2006年与布什总统的合照，北墙挂着2008年与布什总统的合照。《圣经•诗篇》第113篇有一句话说“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柏光说的。
七岁丧父的早年
李柏光1968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的一个很小的小山村。“一个穷乡僻壤，但是山清水秀。”母亲有8个孩子，3女，5男，其中1女夭折。活下来的7个中，柏光最小。柏光7岁那年，父亲得了病，并不重，主要是因为农村缺医少药，就这么去世了。
“我属于那种没有管束自由自在成长起来的孩子。一个人在泥里土里摸爬滚打，所以性格上跟那些有父亲的小孩有很大差别。我们不服管束，叛逆性比较强。有父亲的人，从小父亲就管他、骂他、打他，可我没人能管得了。母亲有时候也打也骂，只是她的这种管束对我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只要一离开母亲的视线，我立刻又像飞天王一样玩得很开心，很野。”
柏光小时候看牛，看鸭子，拔草，什么农活都干。“不过，从内心来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孩子。儿时的几个伙伴都上幼儿园读书了，我比他们晚一个月出生，母亲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去读书，要我在家放鸭子，晚一年才能读。我不肯，跟母亲吵架。有一次我放完鸭子回来，去看在幼儿园的小伙伴。我搬些砖头垫起来，趴在窗户上看他们读书。然后我哭了，一个人哭了很久。回到家我告诉母亲，我也要去读书，我不去放鸭子。母亲说：你是没有父亲的人，家里有很多农活，你不去做谁去做呢？不能跟人家比，等明年再去。我说：不行，我必须要去，你不让我读书我就把鸭子全部打死，说着我就真的去打那些鸭子。我母亲吓坏了，然后就妥协了，让我跟他们一起上幼儿园——让鸭子吃点亏吧。实际上每天放学后我还是要去放它们。”
柏光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初中，从来没让母亲喊过起床，总是天不亮自己很早就起来了。他的成绩也一直都很好，母亲时常夸赞他聪明。
由于家里孩子多，又贫穷，一年12个月只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米饭，其它时间就是以红薯充饥。至于吃肉，一年有两三顿已经很不错了。兄弟5个，大哥很早就出去当煤矿工了，在家的哥儿4个就住在关猪关牛的地方——下面是猪圈，上面搭上木板，4兄弟就睡在上面。冬天盖的是那种几块棉花拼凑起来的棉被，身子下面铺的是竹席。“凉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这种困苦中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苦了！”
柏光读大学时母亲已经60岁了。家里依然很穷，后来哥哥每月给5块钱10块钱的资助。“那时我在大学的生活费是一个月50元左右，母亲都是通过卖苦瓜、卖冬瓜、卖酒、养猪等为我筹措这笔钱。88年还是89年的冬天，有一个月，家里一直没寄来生活费，我就朝同学借。到了下个月，我还是还不了。我感到特别伤心，不想活了，想跳楼自杀。可是就这么跳楼自杀，对不起老母亲，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考大学那一年，柏光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上北大。可是由于高考没有发挥出平时水平，只考了506分，未达到北大的最低录取分数线530分，与北大失之交臂，最后到湘潭大学读了哲学系。大学毕业时，家里希望柏光赶紧回乡政府当个干部，好给家里运些煤、运些木头来烧，还可为家里提供保护。他不听他们的，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家里并不为我读北大研究生而感到高兴。后来我读完研究生又读了博士，家里就更不高兴了，说你读那么多书，可家里还是一点收益也没有，不如回来当乡干部。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学数学、学物理、当官都可以，就是不要去做学问。在老家，亲人供你读书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当官。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没当上官，又没赚到钱，对他们没什么帮助，家里出了什么事也没力量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很失望。妈妈今年已经84岁了。不过，尽管失望，母亲还是比较理解我。只要我平安，能经常回去看看她，老人就高兴了。母亲总是最理解自己孩子的人。硕士毕业那一年，我还有个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可是考虑到家里这么多年为我付出的辛劳，我还是尽早做一些报答，最后还是放弃了。”
未出道碰上煞星
“我在北大读博士时学的是宪法和行政法。临近毕业时，我们搞了一个讲座《宪法与社会进步》，安全局的人也参加了，汇报到我们法学院。北大原不打算给我发毕业证书，后来法学院还是顶着压力给发了。我本想留校任教，可我的导师觉得我思想过激，怕在他身边给他添麻烦，不让留。一气之下，我跑到海南大学去当老师。”
海南大学给柏光四室两厅的房子，一个月还有2000块钱的工资，那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当时我还有一个重要想法，就是尽快对老娘尽点孝心。如果留在北大，就给那么一间很小的房子，一个月四五百块钱，想尽孝心也没条件啊。既然北大留不下，去别处做学问也没什么意思，对官场又一直没兴趣，那就去海南。一到海南大学我就把母亲接了过去，让她坐了一趟飞机，老人家非常高兴！”
在海南大学，李柏光经常跟学生一起搞学术沙龙，就像在北大读研、读博期间那样，探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这样，我就又被安全局盯上了。我是1997年去的海南，98年1月份去广州见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是湖南人，也是热心民主的人，想在全国各地搞民主。当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湖南志士想借机申请注册成立一个公开的政党。他们说，既然国家允许组党了，我们就申请成立政党，不搞秘密组织，希望政府能对公民落实这些权利。他们委托我准备这些申请注册材料。这些东西刚搞完，记得是一个星期五，下午2点多，我接到一个电话，校党委书记和院长让我去法学院一趟，要听我谈谈这一段的教学体验。我去了，也谈了我的感受。出来时我对他们说，我想调到复旦大学去。”
“谈完一下楼，我发现楼下停着一辆日本丰田子弹头车，两个彪形大汉冲着我就来了，问我：你是不是李柏光老师。我说是，他们说：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当时我星期天给公检法的人上一门课《刑事诉讼法》，我以为他们是我的学生，就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吧。他说不，他要我到他们那里给他们解答。我说我不去，有问题就在这里给你们解答。左右两个彪形大汉就架住我，要我上他们的车。我说：你们是安全局的吗？他们笑了。我知道我们的事情坏了，肯定是我们申请注册成立政党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那时我们没经验，什么都在电话里说。他们把我弄进去关了一星期，把我写的那些申请材料都抄走了。完了让我写认罪悔改书，并要求我不能离开海南，必须在这里教书。我写了认罪悔改书，也答应不离开海南。放了之后，他们还是经常找我聊天，为的是控制我。但是出来之后半个月之内，我偷偷处理了家具，在朋友家订了机票，在一天早晨坐最早的航班离开了海南，跑回北京。”
“我跑掉了，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去了哪里，吓坏了，到处找，全国各地找我。我就躲在北京，也不用手机，没有任何通讯联系，他们找不到我。这是1998年3月份。”
海南大学的工作就这样失去了，从此李柏光做起自由撰稿人，以翻译和写作谋生。这期间他接触了很多朋友，如张辉、杨子立等。这些朋友都是在安全局挂了号的，一与他们接触，马上就又被盯上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大南门搞拆迁，与被拆迁的居民发生冲突，柏光与另外一个朋友和南门那些居民一起对抗非法拆迁。“有一天我把自行车放在南门旁边的书店门口，出来时发现已经被高压老虎钳拧成了一团。我知道我又被他们监控上了，他们是在警告我。此后我不敢再轻易出门，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租的房子里。”
8月份的一天，李柏光吃过晚饭骑自行车到北大东门，突然后面一辆桑塔纳把他撞倒，跳下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抓起来押进车里，还用个东西蒙住他的头。在车里，左右两个人夹持着他，把他的头按到裆里，这么按了四五十分钟。最后他被押到一个地下室，大约是在六郎庄一带。“那天晚上他们审问我，说他们是北京市安全局的，问我从海南回来后干了哪些事，为什么不经当地安全机关许可就跑掉，等等。这时走出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海南省安全厅那个审问过我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对我怒目而视，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人还是人吗？讲不讲信用？你不是答应坚决不离开海南吗？我就不敢说话了。他气得要死。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最后，北京市安全局的人跟我说：以后你在北京必须要向我们定期汇报，决不允许再跑掉。我答应了他们。可是出来以后我就又不理会他们了。他们生气，抄了我的家。在我的日记本里，他们发现了骂他们的话和复仇的话。第二天他们又来抄。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写日记了。”
大概到2000年，安全局的人就不再找李柏光了，而把对他的监管工作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大约是2001年3月21号，柏光又被抓走，关了一个星期。“当时我住在芙蓉里。那天晚上，有人敲门。我说谁啊，他们说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和身份证，我说拿你们的工作证来我看。我一看他们的工作证，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警察，就赶紧把门关上，给朋友打电话通报这个消息。”
李柏光被带到海淀派出所，审了3个小时，问他都干过什么事，与杨子立是什么关系，杨子立被抓后他做了什么。“我说我没干什么事。他说：你从海南回来在北京干过什么事？见过什么人？我说：我干什么事、见什么人，你们都知道啊，你们不是监控了我的一举一动吗？3小时后就放我回来了。走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你的事没完，还要来找你。又警告我：这一个星期绝对不能离开北京，你能保证吗？我说可以保证。24号晚上八九点钟时，他们又来找我。这回把我抓到香山他们的一个秘密审讯地点。这次审问我一个星期，审得特别细，包括我的出身、成长等等，特别是我来北大读书以后，问得更细。关于准备注册组党的事，则问得格外细。”
“审问了7天之后，他们的一个头头，个子长得特别高大，估计是一个处长，对我说：你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极端的批评、指责、谩骂，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你还说中国人种不行。我当时大吃一惊，心想，看样子我跟周围人的谈话也都在他们监控之中了，我真是太没经验了，把自己的观点全都说出来了。我没想到安全局那边不搞监控了，可公安局这边还是像安全局一样继续对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进行监控。那段时间我特别胆小，在朋友面前不再敢轻易开口说话。然后他又很郑重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安局开始正式管你。你必须听我们的，随时找你必须随时到，不允许拒绝和反抗。如果不听，我们可以随时赶走你，因为你的户口不在北京，你只是一个暂住的。”
“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听他们的，他们就指使居委会、派出所的人骚扰我，问我租住的房子纳税没有，有没有租赁协议，有事没事地就这样整我。这种骚扰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3年他们换了人，才算结束。换上来的这人大概是个科长，可能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比较好，比较懂法，人也长得很高大。他跟我说，过去两个负责监控我的小孩不懂事 （他们可能是公安大学刚毕业的），以后他还想考研究生，希望我能为他辅导法律。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开始来软的了。他经常请我到一个宾馆喝茶，后来又带一个女的来。每到有什么重大活动，比如说六四、美国那边有什么人来访问，还有一次是宪法修改的事，他们还征求我的意见，请我谈看法。他们说我的一些看法蛮激进，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跟赵岩走上维权路
柏光与赵岩1998年就认识了。从2002年开始，赵岩在全国各地就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问题为农民奔走维权。他们经常一起出去喝茶聊天。“有一次赵岩对我说，别老在家呆着了，要出去走走，一天到晚搞法律、搞民主有什么用啊！”那时柏光做图书生意赚了些钱，买了房，交了预付款，于是答应他一起到外地走走看看。
“在2004年之前，我们去了很多地方，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贵州、海南到处走，大概走了七八个省，介入的都是农村土地使用拆迁没有得到补偿的案子。这些案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很难解决，当事人长期上访无效，双方矛盾很尖锐。我们所到之处，一方面为农民争权利，另一方面辅导农民学习法律常识，教他们如何依法与政府、警察打交道。当地权力机关把我们视为眼中钉，在唐山、秦皇岛等地我们都遭遇过麻烦，特别是在福建福安，我被他们抓住关了一个多月。”
福安有个水库，因各方扯皮打架，修了28年都没修成。“我就跟赵岩讨论，目前看这个案子走法律起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当地法庭不立案，我们有力使不上，依法解决无从谈起。可是经过研究法律，我们还是发现了一条可以进行法律救济的通道。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可以说是那里的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党政一把手不够尽职的结果。从法律上讲，对这种局面，地方官员难辞其咎。老百姓纳税建立起你们这个政府，作为政府的一把手，你们有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市委书记都是人大代表，我们可以通过启动罢免其人大代表资格的程序来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市长也可以通过启动法定罢免程序给他们施压。这些市长、书记虽然都不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但从法律上讲他们的权力来源还在人民手中，因而人民在法理上有罢免他们的权利。当时赵岩就说，这个道理很通畅，就是要对这些地方政府的市长、书记们来一个集体罢免运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从2003年12月份起，赵岩、柏光开始操作此事。他们写出罢免文书，让农民挨家挨户、穿山越岭到处去签名，然后在2004年3月各地省、市、县和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把这些联名签署的罢免书呈交人大会议。地方官员报复，很多农民被抓。国外媒体倾力关注，一时影响甚大。“当时我们做这件事做得真是很来劲。依法与这些政府官员抗衡，动不动就罢免他们，起诉他们，第一次把这些不可一世的官员们治得这么害怕，觉得很痛快。我们经常在网上曝光当地干部的贪污腐败丑行，他们对我们的做法非常气恼，就开始设套收拾我们。”
有一天，福安一个农民电话告诉李柏光，说福安市政保科的一个科长放话，如果李柏光敢来这里，就把他关进铁笼子沉入海里喂鱼。“我说我这人还就是不信邪，既然他说我去了就把我喂鱼，那我一定亲自去一下让他喂。事后，我在厦门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实际上这个农民是在当地政府授意下打的电话，用这个话来激我，把我骗过去好收拾我，给他们出口气。结果我们一到那里，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2004年底，一个福安农民说愿出2万元路费，邀请柏光去当地为农民维权（一个火电厂项目侵权）。“我让他把款打到我母亲的储蓄银行卡上，然后组织三个律师两个记者一行5人于12月13号赶到福安。当天下午我们就去看了火电厂。回来的路上，5辆警车包围了我们，把我们都抓了起来，拉到福安市一个镇派出所。在那里，司法局的人说我们没有律师执照，是非法提供法律服务。我说我们没有收代理费，只收了2万元路费。如果坐飞机，连5个人的往返机票钱都不够。司法局与我们胡搅蛮缠，最后我说：我不跟你们谈，你们司法局没有强制执行权，你们抓我们是非法。这样公安局的就来了，我说：我要控告你们绑架。他说：我们穿的警服啊。我说：你们没有出示证件，警察也有假的，所以我要告你们绑架。那个公安看我这么强硬，就不跟我说话了，把我们带到公安局大楼，分两个房间审我们，翻了我的包。到凌晨1点钟时，给我来了个刑事拘留，说我不是律师但跟农民签了代理合同，这是诈骗罪。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错了。那时候赵岩没经验，我也没经验，被他们抓到把柄了。他们把我关在看守所，然后福建公安厅派人到北京来抄我的家，把我做的那些罢免政府官员的文件全部抄走了。”
福建官方要定李柏光诈骗罪，他说：“如果你要以这个理由定我诈骗罪，我都不需要请律师，我自己就可以为自己辩护。我只是收了个路费，用了1万元，你顶多拘留我15天，再没任何权利对我做其他拘留。你们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我一定要起诉你们公安厅。”
当时国际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力度很大，美国《纽约时报》、美国驻华使馆都在跟中国政府交涉，当地官方感到很大压力。美国方面和国内朋友都尽力捞人，北京的李智英等朋友到美国使馆要人，福建的朋友王建民，是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跟福建省政法委书记打电话，说：李柏光是我的朋友，你必须把他放出来。经多方努力，关37天之后，李柏光被释放。“他们原打算逮捕我，最后按取保候审放了我，我的外甥为我做了担保。他们用车把我送到高速公路上，说很对不起。我说：你们以后到北京旅游，我请你们喝茶。我还见了那个据说放话要把我喂鱼的科长，问他说没说过这话。他说他没说过这话，还说：我们对你这么好，审问你的时候也没打你，你看我们现在不也没把你扔到海里喂鱼吗？”
柏光被关押在福安的一个多月，正是深冬时节。“我就穿一件西装，特别冷。他们为了整我，指使牢头每天逼我洗冰冷刺骨的海水澡。我的头发掉了很多，人瘦得颧骨高耸，出来时我外甥见到我几乎认不出我了。”
不久就到了3月的北京“两会”，福建的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很多外国记者围着他问李柏光的事。“这位省委书记觉得很没面子，回去就把福安市委书记李旭荣给双轨了。副市长也吓跑了，但很快被抓回。副市长的妻子是公安局副局长，也被双轨。公安局长被撤职，贬到下面一个地方当信访科科长。李旭荣最后以挪用6千多万元公款罪被判刑19年。福安官场倒了一大批人。后来当地老百姓跟我联系，说虽然干部倒了一片，可是钱是追不回来了，因为都被他们拿去赌掉了。至今福安市还没有书记，只有一个市长。他们也尝到了老百姓的厉害。”
（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