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NL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NL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H色GM时期极端的GMD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GM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GM,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GM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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