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当今中共的“知与行”

陈光被称“陈卖光”

陈光被称“陈卖光”(网络图片)

“陈卖光”

1991年出任山东诸城市长的陈光(1956~),恰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按中央有关国企改制的部署,审计了诸城150家市属企业,发现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其时,诸城1.8万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不能按时发薪。按常规,诸城每年需500万财政预备费,此时已一分不剩。半死不活的国企状况、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刚对付出这个月的工资,马上就得为下月发愁,陈光如坐针毡。

1992年4月,陈光提出改革,诸城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90%以上(272家)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15个月内,基本全部卖出。如此迅速彻底的私有化(或曰改制成功),诸城轰动了,山东轰动了,全国轰动了。陈光一夜成名,香港媒体赠号“陈卖光”。不过此时陈光尚悬空中,各种议论腾起,毕竟改“公”为“私”,不合中共“初心”——有违马列原教旨,不知这“先行一步”能否得到上峰首肯。如此大手笔的“卖光”,省里都说了不算,但看中南海的脸色。

难就难在中南海虽生“贼心”——想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有了这份“知”,但还没那颗“贼胆”,尙不知对国企改制具体如何“行”。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账加逾期呆贷已占贷款总额的70%,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势必彻底拖垮。[1]从政府财政角度,太既想甩掉窟窿难填的“僵尸”国企(全靠银行贷款存活),卸掉这只大包袱,可又怕下岗工人闹将起来,影响“维稳”。更大的麻烦是无法做思想舆论方面的工作,不能说党不要你们职工了、更不能说“走回头路”、“恢复私有制”,只能用“继续革命”的逻辑说服国企职工接受“改革”。所谓“摸着石子过河”,即指这一时期处于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的中南海。

“偷机”成功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诸城,最后对“卖光国企”下结论:“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着,群众满意。”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对诸城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陈光才真正松气“着陆”。此后,国企改制全面展开。陈光成了为中南海趟雷的“国企产权改革先驱”,升任山东菏泽市长、市委书记,主持菏泽国企改革,2008年省长助理,2012年省政协副主席。[2]

陈光“偷机”成功了,对国企转制有所贡献——为政府卸下巨大财政包袱、为企业送去自主权与活力。但背后却带着一大滩历史的血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50年代前期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彻底铲除私有制,逼的多少资本家跳楼,多少血泪多少灾!40年后再吃吃力力改回私有制,美其名曰“改革开放”,好像前后两次方向截然悖反的运动都正确。

中共之所以推进国企改制,乃“六四”后急于用经济绩效证明其政治正确,为开枪镇压学运寻求“注解”。而要经济发展,必须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收益必须与投入挂钩,人们得有“看得见的利益”,只能“公”改“私”。因此,陈光的“偷机”赶上历史转折的点子。

“陈卖光”之所以得到中南海青睐,还有一大背景——中共已决定尽快加入WTO.1997年底铺开的国企改制——以股份化的名义改为私有化,直接动因缘于为2001年加入WTO铺路。

大陆国企的私有化改制,历时12年(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国企工业11万家,2008年底只剩9700家(包括部分私有化但政府控股的大型国企)[3],中共已用行动否定了国际共运的核心价值,也明白无法解释改制过程中企业管理层伙同政府官员对国有资产的赤裸掠夺,无法解释“公改私”的正义性,只能命令媒体闭嘴,不许讨论私有化、不许学者调研深层原因。直到2011年,中宣部还在坚称“五不搞”,其中之一——“不搞私有化”。中外媒体封赠中共的“打左灯向右行”,可是证据确凿、注释清晰——明明回身搞私有制了,还挂着马列共产的旗帜。

“不准妄议”的尴尬

习近平名言:“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但事实是前三十年一个劲搞公有制,后三十年一个劲搞回私有制,如此截然悖反的价值方向,鬼都看得出的一来一回,何况一辈子深受“党的教育”的革命人民?奈何英明习总非要14亿国人“必须看不出来”,必须“不能相互否定”。不料当今国人已不像1950年代那么爱党那么听话,习总只能图穷匕见,发布“最高指示”——不准妄议!

从“陈卖光”到“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再到“不准妄议”,只能做不让说,再清晰不过的“打左灯向右行”,有力证明中共目前深陷“能干不能说”的尴尬困境,被马克思主义这根缚绳深深捆绑。政权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呵!神圣光辉的无产阶级“圣经”呵!不能起底否定呵!牵一髪而动全身呵!呵呵……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民主政制配套,1990年代的国企产权转制只是单腿市场化,过程完全暗箱化。国企领导层一个个本就精明得很,不可能不明白千载难逢的“天上掉馅饼”,个个狂喜不已——正好捞一把!事实证明:国企负责人成了这一时期第一犯罪集团,2004年国企管理层职务犯罪占贪贿案的41.5%.2014年,一年之内逮捕115名国企高管,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南方航空、一汽、华润等国企大公司。[4]

中共秉国,中共的尴尬也就成了中国的麻烦,甚至都成了国际麻烦。2001年中国加入WTO,得与全世界做生意,中共的“思想认识”与全球大家庭如此不协调、如此大差距、如此大别扭,中外各界当然都为之窝心着急。中共一日不改旗易制、一日不承认“走错了路”,不仅我们这些人只能继续与中共掰扯说理,更麻烦的是为各路“别有用心者”留下巨大活动空间,成了各种“造反有理”的有力论据。这不,2008年底刘晓波一入狱,网上就出现“改革已死,革命万岁!”2017年刘晓波去世,网上又呼吁:“晓波已逝,革命必须万岁!”

能干不能说,中国大陆当今最大怪事。《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南海诸公的文化层次至少还明白这点道理,也清楚历史车轮已旋至“送客马列”的档口,奈何他们缺乏承担意识形态转型这一重大历史责任的勇气,只能“守住共产党的家底”(习近平2018年春节“亲民语”)。

难度即勋章

历史前进需要支付代价,总有一些难度。国家困难之日即机遇降临之时,难度即勋章。民主转型的难度即历史价值的高度、勋章的重量。推进政改,降旗易帜,这边是“中共罪人”,那头可就是“国家功臣”。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个人,只能“识时务者为俊杰”,关键还是一个“知”的认识问题,无“知”当然无“行”。勇于担当的“行”,当然出自拨芜见真的“知”。

如今中南海的难点非在“知”而在“行”,标标准的“知易行难”,因为带着文革搞改革,挂着毛像搞反毛,红色意识形态严重掣肘“改革开放”。尤其后三十年由公返私,路向都改了,还怎么证明“井冈山道路”、“万水千山”的价值?叙述历史失去最起码的正义性,1949年前的“艰难百战”已得反右、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这还没算远甚“三?一八”的“六四”),“前三十年不能否定”,还撑得住么?

对海外民运界来说,当然也明白国内需求即海外机遇,也应识时务而成俊杰,得争取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做出贡献、争取“勋章”。利国利己的建功立业,正大光明的事业雄心,并非上不得台面的肮脏私心。莫非畏头缩脑不说不干的明哲保身,才是值得推重的应世之态?再延伸一句:否定个人权益、剿灭个人价值,正是赤潮祸华最深重的“大乱甲乙”。

初稿:1/4/2018;修改:2/21/2018 Princeton

注释:

[1] 何清涟、程晓农:《中国:溃而不崩》,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公司(台湾)2017年版,页78.

[2] 谢春雷:〈“陈卖光”: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载《南方周末》(广州)2003-10-23.

[3]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4] 〈2015开辟国企反腐第二战场〉,人民网(北京)2015-1-18.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3/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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