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本刊记者（简称“记”）
被访谈人：张祖桦（简称“张”）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来路？
张：追根溯源，维权在中国的历史已超过一个世纪。所谓“维权”，维的是人权与公民权。早在19世纪晚期，何启、胡礼垣、严复等人就已将“天赋人权”的思想从西方介绍到中国。康有为在1902年年发表的《大同书》中也提到：“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平等皆独立”。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撰文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此后百年，风云变幻、思潮激荡，吾国吾民追随先贤渴求人权的奋争未曾止息。由此构成了一个无法磨灭的传统，是一笔异常宝贵的财富，其中有很多值得继承的内容，比如1957、四五运动、民主墙与人权运动、八九民运等。
记：2003年以蒋彦永披露萨斯真相、孙志刚在遣送站被打死、孙大午以非法集资罪名被抓及杜导斌因言获罪为代表性的事件，中国掀起了一轮维权高潮，至今四年来，中国维权运动有什么变化？
张：个人认为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变化：一、由点到面，遍及全国。起初是如您提到的一些个案，四年过去，现在是遍地开花，一上到海外的新闻网到处都是维权的信息；二、参加的人群愈来愈广泛。初则主要是网络知识分子与法律工作者，现今则遍及各行各业、草根精英、体制内外；三、国际化。借助于互联网与国际传媒，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全球联通，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争取到愈来愈多的国际支援；四、理性化程度提高。尽管在维权与政治的关系及操作方式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通过不断讨论、反思与总结经验，维权群体在维权运动的发展方向与方法论上的理性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因而在运动的内涵上更加深入，持续性上也变得更为坚韧。
记：今天中国的维权运动总体处于什么状况？
张：2003年兴起的这一波维权运动总体上还处在方兴未艾、此伏彼起、四处蔓延、各方角力的阶段。毕竟才只有短暂的四年时间，一切都处在变动中与发展中。尽管遭受严酷打压，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更重要的是维权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顺应民心民意、且合宪合法，因此统治者中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把维权运动镇压下去。
记：时下中国维权运动的时代背景比以前有什么变化？
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民主化的时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势难阻挡。从西欧到苏东到南美到非洲到亚洲，要求民主、申张民权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颜色革命的骨牌效应持续发酵，连中南海的高参也在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你拿什么来抗拒民权？
二、互联网的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狂飙猛进般地发展、网络媒体的大量诞生、网民快速增长，使得封锁新闻、控制舆论的愚民政策彻底破产；维权群体可以通过网络低成本地将信息迅速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并可以较为充分地弥补组织资源不足的缺陷，将维权力量集结到一起。
三、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与经济的全球化打破了国家的藩蓠，使整个人类的利益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权无国界，维权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正义的事业需要互相奥援，人们对此感受得愈来愈真切。
这三点对维权运动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记：近年来中国维权运动主体有什么变化？
张：中国维权运动的主体从一开始就是由一批知识精英、法政精英和草根民众担当的，这方面变化不很大，只是从近期的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来看，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主动地参与和介入到维权领域中，突显出他们的作用和能量；还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士如老党员、老干部、党校团校的教师、法官和检察官开始加入维权行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
记：目前维权运动面临的困难主要有哪些？
张：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当局垄断了立法、司法、行政、警察、媒体等各种公权力和政治经济资源，使得维权群体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其次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很差，“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使得维权群体很难找到合法的权利救济途径；再次是维权群体自身受制于恶劣的环境，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形成互相配合、整体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态势；缺乏象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昂山素季那样的声望卓著、品德高尚、身体力行的领导者；除了道义资源以外其它各方面的资源都比较缺乏等等。当然，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会遇到各种困难，运动的发展深入实际上就是一个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的过程。
记：如何突破维权难点？
我在《马丁·路德·金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一文中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维权运动要有高尚的哲学思想作为导引；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的先行者那里吸取丰富的养分，尤其是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和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
二、精英和大众要互相尊重，相互配合。
三、注意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个案）入手。
四、注意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与法制资源。
五、逐步形成社会力量与社会运动，持续不懈地进行努力。
我在文章中对这五点都作了论述，可以供维权人士参考。总之，要讲究策略，有理、有利、有节、有勇、有谋、有智。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
记：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关系怎样？
张：我觉得二者之间是一种紧密关联、“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我前面讲到当今世界是“民主化的时代”，民主化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申张民权、申张公民权利，这与维权运动的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如马丁·路德·金所言“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维权事件虽然大多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一般不带有政治性；但是由于当下中国的侵权主体是政府与公权部门，而政府与公权部门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主因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所以，要从根本上维权，必然要求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要求实行宪政与法治、要求公民治理与自治。同时，公民的政治权力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表达权、结社权、参与公共管理权，均是公民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争取和维护。因此，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一定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而宪政民主的推进也一定会有助于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
记：未来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趋势怎样？
张：我去年写作《马丁·路德·金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时，是希望中国正在兴起的公民维权运动能够象5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一样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甚至于改变美国人的价值观。时隔一年，目睹中国维权运动在严酷打压下仍然持续发展，而且参加进来的人愈来愈多，维权运动的步伐愈来愈稳健，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我觉得维权运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局提出“亲民政策”与“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意识到光是依靠镇压的“零和游戏”是没有用的，只会加剧社会冲突，因而需要辅之以缓和与怀柔手段，需要采取一些让步政策以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就为非零和社会博弈的达成提供了可能与机会。同时，人权运动的全球化趋势也给了中国维权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当然，可以预见，维权运动的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遭遇残暴打压、甚至于流血牺牲；还会遭遇挫伤重创、甚至于千折百回；还会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拉锯战，对峙胶着，此消彼长。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相信通过民间推动，上层应对，内外交加，日积月累，坚持不懈，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也必将改变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其历史意义当不亚于当年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2007年3月
首发《公民》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