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自我感觉良好》）
出版说明
本书是王若望的自传体小说《王若望自传》的第二卷；书末附录三篇文章，既是这部“自传”的注脚，又是历史的物证，尤其《“西路军”覆灭秘史》一文，揭开中共党史上长期被掩盖、被歪曲的一段惨痛史实的真相，冲破了由毛泽东亲自设置的、连徐向前元帅和李先念等亲受其害者部不敢触动的“党史禁区”，为“西路军”两万多寃魂申诉惨情，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王若望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囚十四个月，释放后又长期被“监管居住”；他以古稀之年、衰迈之躯，仍孜孜不倦于着述，勇敢揭开长期被毛派“左王”紧紧捂住的历史“盖子”，其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海内外所赞佩。王氏撰写本书及争取出版的曲折过程，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有详尽说明，祈读者留意。
《明报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六月
目录
第一部 不平静的旅途
一 青春作伴好还乡
二 飞机场的一幕
三 五块银洋
四 不该发生的风波
五 节外生枝
六 五日金陵
七 痛饮接风酒
第二部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一 扫兴的余兴节目
二 少年俱乐部
三 两个自我在“安吴堡”
四 得意杰作不得意
五 双栖讲坛
六 急就章的爱情
七 浪漫的灭虱战役
八 断肠人在天涯
九 王公子失足“小观园”
十 发现一个金矿
第三部 长安烟云
一 一张表格定终身
二 开拓新天地
三 两次重要的会见
四 四面开花
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七 长安居，大不易
八 黑房子里的秘密
九 转往宝鸡
十 多情反被无情恼
第四部 二度回延安
一 抗婚小组
二 得过三次叛徒帽子的人
三 假参政，真恋爱
四 “过礼拜六”制度
五 轻骑队事件
六 “抢救运动”的失足
第五部 山东行脚
一 夜过同蒲路
二 九死一生
三 做了一任审判官
四 “山东王实味”之由来
五 神医
六 枕边夜谈恩仇录
七 病危通知
八 一次奇特的采访
附录二：“西路军”覆灭秘史
附录三：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
第一部 不平静的旅途
一 青春作伴好还乡
我们五个人，在八、九月的毒太阳下，从常州城步行，沿着一条运河的支流走到我的故乡去。
这是一个古怪的队伍，各人穿的衣服，还是当年被捕入狱穿的，所以一年四季的服装几乎都有，只有头上兜了一块湿了水的毛巾倒是一崭齐的，就像是一帮朝山进香的老太婆。
这五个人刚刚从苏川的监狱里放出来，开头都涌向火车站，指望回上海可以找到党组织。只恨日本兵已打进上海，去上海的火车停驶了。于是又涌往阊门外的轮船码头，想乘搭去上海运载难民的轮船。被军队接管的轮船拒不搭载我们。码头上已集合了从苏州反省院、军人监狱和第三模范监狱释放的政治犯，足有四五百人。眼见水陆两路去上海都不成，就有组织的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步行回上海；一部分人系江苏附近地区的，则先回老家等侯组织上的消息，还有一帮人是边远省份或是无家可归的，暂时跟着附近地区的江南江北人先回老家安置。我是江南人，就带着四名难友乘着拥挤不堪的火车到达了常州站。
这四位同志是自愿结合的：王金月原籍苏北，自小流落上海，拉黄包车谋生，他属于无家可归的；吕恒是广东的海员，王哲然是河南人，老家也没有什么人；还有一位名叫陈均益，他是江西人，早期组织工农红军立过汗马功劳，后被调至上海，在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手下参与过暗杀叛徒的“打狗队”，被捕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愿意招募的小周，还有恒丰厂的小何，他们却不愿跟我回常川，便参加了两脚船步行的小分队，从此我跟他们便分手了。
由我率领的常州小分队到了常州，已是下午五点。赶到运河码头，开往我老家丫河镇的班船早就没有了。只得在小吃摊上吃了一碗面，当天夜里就宿在船码头的凉棚里过夜。第二天早起准备买轮船票，还是王金月建议说：“到丫河镇不到二十里，这里宿了一个晚上，精神养足了，我们何不用两条腿走了去呢？”我知道我们五个人的荷包里，昕剩的钞票不多了。好在我们没带什么行李，大家都同意步行，谁知这个流浪汉的队伍，走起路来并不顺利，只为五个人里头倒有三位戴过铁镰，他们初次试试腿脚：便露出了令人发笑又苦恼的姿态；王金月是踱方步式，有点像鸭子上岸，看来，这辈子他将永远告别他的黄包车了：老陈在牢里戴镣时间最长，他走起路来则像小脚女人，而且跌跌撞撞迈不出步子。另一人就是我自己，走路的姿态虽然没法看到，但我感到两只脚不听使唤，开头走一段路还赶得上人家，再走下去就掉队了，而且距离越来越大。据老陈的解释，我们的八字脚令人气恼的走路姿势是戴镣的后遗症，称作“镣步”，警察和特务常常把这种人看作是嫌疑犯。唉，我这个镣步呀，恐怕这辈子也改不过来，会成为永久性的嫌疑犯吧！
由我领路的七劳八伤的散兵游勇，几乎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到我的家门口。老家的人没有一个认出我来，也许他们把“常川小分队”看作是乞丐或难民吧，当我用本乡的土音亲切呼唤在门里张望我们的叔叔，他用了三分钟的时间端详我，才躯散了对嫌疑犯的疑惑和惊讶，给了我一句热忱的欢迎。他还是迟疑着没有请我们进门去，直至他连忙叫来了祖母、伯父和婶婶们（我的堂兄妹们，则躲得远远的竭力逃避我们），我才领着队友们走进客堂间。我向家里人一一介绍我的患难朋友们，正式说明都是共产党人，党中央不久就会派人来的。他们只是在我们家呆几天。
我这次回家，并没有尝到父母亲的家庭温暖，只因爸爸妈妈在三年前就举家迁到山东威海卫去了。叔伯婶娘们听说这帮人是共产党，又是从牢监里出来的犯人，就有几分惶恐和紧张，我的同伴们也觉察到这一点，显得失望而且不安。
我看到大厅正中供着祖父的灵位，他的遗像悬挂在上面，我才知道祖父已去世。我连忙跪下朝遗像磕了三个头，伤心地说：你老人家过世，我不能送葬，原谅你的长孙的不孝吧。
老祖母在一旁呜咽起来。接着，她把一串钥匙交给我，她指着中间一把钥匙，说：“这是你家房门上的钥匙，空关了两年多了，就请你们共产党进去住，不过先得打扫一下。晚上你就陪亲娘困，只怪你爸爸妈妈一去不归，如今你回来摊着个没爹娘疼的孩子，你就跟亲娘作伴吧。”[常川话，称祖母为‘亲娘’，叫妈妈称‘姆娘’。]
我悄悄地说：“是我不好，带一帮子人回来，一定叫你为难了。我寻思，这么多人吃饭就成问题。只要吃饱就行，弄点常川萝卜干当小菜就过得去了。”
亲娘说：“人家既然来了，总要当客人待承，他们肯到这个穷地方来，就是看得起你，看得起我们王家呀。存粮虽然不多，就掺点粗粮和菜蔬，我们吃啥，他们也吃啥，你就替我包涵着点吧。”
祖母这番话使我放心了，岂止是“放心”，我还十分感激她的好客和通情达理，再加上她刚才诚心邀请我晚上跟她作伴，我简直把隔一代的“亲娘”当作自己的亲娘，来填补失去母爱的空白。
我们刚刚打扫完生我养我空关着的那间屋子，没料到本镇的许多青年和几个中年人涌到我家，我们一伙人的出现，以及我们公布了共产党的身分，一下子轰动了全镇，成为一件特别吸引人的头条新闻。他们并不把共产党看成是红眉毛、绿眼睛的怪物，有的是来见识见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有的是关心国共合作抗战是否真有其事，还有的是打听上海的日本兵打到哪里了，等等。
除了五名共产党人的形象实在太不雅观以外，对他们所提的问题，都给了解惑释疑的有问必答。只是后来才发现有一个问题吕恒的解答是错了，他在说明国共合作是不是成功了，他说：“这是国民党笼络共产党的烟幕弹。”
形势毕竟大变了，老祖母担心家中无存粮，第二天左右邻居和我的舅家自动送粮上门，有的人家把刚刚拉网得来的鱼虾犒劳我们，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本街有几家仕绅和开店的老板悄悄地给祖母塞钞票，并送来几套新的替换衣裳和鞋子，这真是深情厚谊、雪中送炭呀！
“常州小分队”马上改换门庭[即改变形象之谓也]，由大伯父操刀为我们理发，洗澡则有江南特设的家庭浴室，其实是灶间后面砌就的一口大锅。每人从头到脚经过一番治理整顿，各人挑选自己合适的衣服，五个人部变得容光焕发，面目一新，几乎自家不认识自家了。我对流露出满意和感激之情的伙伴道：“送给我们这份厚礼的，是我们本族的财东。”没料到老陈马上变了面色，非常严肃地说：“这怎么行呢？这是富翁想用剥削来的钱收买我们吧？”一面说，一面动手脱下刚刚穿上的两用衫。
我竭力制止他：“你太多心了，我看人家并无恶意。”
老陈还是执拗地说：“你怎么能说资本家有善意呢？”
还是吕恒说服了他：“我们不过是过路人，财东收买我们做什么呢？再说，几件六裳就能买得了你吗？”
王金月本来也要脱下新衣服，听吕恒讲得有理，他就不怕被资本家收买了。老陈也不再固执己见，最后勉强地穿上那件两用衫。
我对陈均益同志始终尊敬他的，只觉着阶级斗争意识在他心中如此深入肺腑，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由得使我想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先生，拘泥于服丧的礼法，他宁愿拒用象牙筷进餐，后来又夹了枱面上一只鱼丸吃，不是顿有相似之处吗，差别在于范进是作伪，而老陈却是真诚的。
二 飞机场的一幕
就在这一天的黄昏时分，联保主任传下了紧急征用壮丁的摊派名额，说是一个“联保”摊到十五人，我们所在的保甲分到六人，保长布置这一任务急如星火，说是南京军政部决定在常州立即建成一个军用机场，为了歼灭日本来犯的飞机，刻不容缓，抗战人人有责，上头派下来的民夫，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消息傅到小分队的小圈子里，我们只是作为旁观者发发议论，王哲然分析说：“如果真的在常州建造飞机场，是不是说明蒋介石真要抗日呢？”老陈则批评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是压迫人民坑害百姓的集中营。
王金月却不愿做旁观者，他的意见一鸣惊人，说：“我们在这儿闲着也是闲着，他们这里不是要抓壮丁吗？我们何不主动报名去修飞机场？”
没等他讲完，老陈就首先回应：“这倒是个好主意，十五名壮丁，我们就顶四个，也好减轻这里老百姓的负担。”
吕恒也愿意去的，不过他把卖壮丁的目的提到更崇高的政治任务上：“我们就是要到农民中去散播革命的种子，这倒是个接触群众宣传革命的好机会。”
我是常州小分队的队长，听说参加修飞机场有如此重大意义，当然赞成大家的意见。我把这个意思徽求大伯父的意见，他感到十分诧异，他从未听说过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去顶替出壮丁，感情上他不能接受这个令人牙碜的“主意”，岂不要大大损害王家的面子！他介绍这儿过去联保上如何派壮丁的制度，他说：“过去抽壮丁应付公差，根据青壮年的劳力轮流摊派，派着的人家，劳动力不去就花钱买棚子上的人顶替，一般不讲钞票，而是看出公差的日子长短给粮食，做满一个月，三担米买一个壮丁。要是派的是当兵去的，三担米就不够了。……”
“棚子上的人”，这里指的是江北人，他们向江南移民，搭建单棚子居住，大家叫他们“棚子上的人”。正好我们的王金月也是苏北人，我就对大伯说：“这回是不是让我那里的棚子上的人也去出壮丁呢？他是干苦力出身，他干得了的。”
大伯同意报一个王金月的名字到联保上，王金月跟着他一同会见了联保主任，王金月还向他推荐还有几个同事也乐意一同去，他说大家热情高是为的早日修好飞机场好打下日本鬼子的飞机。这话感动了联保主任，恰巧，这次抽壮丁的人数特别多，报到的日期又紧迫，联保主任听说共有五名劳力愿意前往，正中下怀，解决了他的一个大难题。当场拍板！一人先发一担米，另外发给每人一顶草帽，两条新毛巾，还有两双草鞋。
联保办公处安排：五个壮丁分属两个保甲，这就给两个保甲减免了一半的负担，两个保甲的居民纷纷到我家来表示感激与谢意，有的还送我们香烟和肥皂之类日用品。
堂屋里和天井里挤了许多人，吕恒抓住这个机会，果然把“接触群众，宣传革命”付诸实践。他站在厅屋和天井之间的台阶上发表了他出狱以后头一次的激昂慷慨的演说。他说明我们不是当壮丁来的，是为了抗日才到联保上自动报名的，你们送这么多东西，也是为了支持抗日，我代表四位同志谢谢你们。不要看我们几个人都是瘦小的白面书生，干起活来不会比其它保甲上的青壮年差，反正不会给丫河镇上人丢睑……等等，可怜的常州人，当时还没学会该鼓掌的地方拍巴掌来表示热烈的拥护。只有几个人七嘴八舌的喊道：
“你们真是好样的！”“我们佩服你们共产党！”等等。
当场有两名青年也要报名一同去修飞机场，一个是我的堂弟王寿昌，另一名是舅家的表弟张恩嘉，这两个阿弟成了超员的民工。联保办公处当然欢迎，同样发给他们毛巾和草帽。
这次集会开得热烈红火，吕恒的荒废已久的演讲才能在王家大厅前重放异彩。大伯起初顾虑让客人出壮丁是给王家丢面子，开了这次群众大会他却引以为荣了，这次临时凑合的集会竟把它开成开赴沙场的誓师大会了。
整个乡集合了民工约有四十多人，洁浩荡荡步行至常州城的西北角，足足走了三十多里，来到军政部圈了地的飞机场地界。
民夫住的帐棚搭在被彻底破坏的村庄的晒谷场上，放眼望去，只见一片荒凉，这儿原有的许多村庄已经夷为平地，还剩下几丛树林和水井辘轳，成了表示哀悼的最后两件纪念品。
军政部选择这块地方，要毁去二三十个村庄，还有两个市镇。我们到达这片光秃秃的上地，已经晚了一步，还剩下六、七个边缘的村子，等待着在劫难逃的命运。
这里的工程划归国民革命军一个师和一个工程兵联队协同完成。一切按军队的系统和军事作风行事，从四乡来的民工足有两三千人，按部队的团、连、排编制，还给每人发了一个写有名字和所属团队的布条为记，这样就把互不认识的张三李四串连成井井有条的劳动大军。
民工的伙食自理，我们出发以前，各个保甲已预备了够吃五六天的干粮和酱菜，一个团部设置一个烧开水的大锅，只管供应开水。各个连队分配好安顿的帐棚。吕恒告诉我：为了便于接触更多的群众，我们的人尽量分散开住，我能领会这原是“掺沙子”方式（参见第一卷《炼狱》十五节《大转移》）。我们五个人再加两名超员的青年，就“掺”入四个窝棚里住下。
在里面马马虎虎吃了一顿午饭，就着开水吃烙饼，就由部队一位军官领着来到施工现场。
头一天初上沙场的第一仗，却是叫我们去踏平那几个完好的村庄。那边村子里的居民都撤走了。我们看到每一个烟囱，每一户拆去了门的敞开的房屋，古老建筑上的精细木雕以及屋顶上的瓦楞草，都给人一种人去楼空的惨遭浩劫的感伤和悲哀，唯有活着的狗和猫，还在眷恋旧居，在空屋里寻寻觅觅，更增加了凄凉和不忍的情绪。
破坏农家房舍的程序，由军队开来两辆装甲车开路，先把墙垣推倒，然后由民工收拾断墙残垣，运走砖瓦，最后平整土地。
装甲车开足马力将要冲倒一幢石库门房子，忽然从屋里面跳出十来个彪形大汉，簇拥着一个老太婆在前面打头阵，老太婆大约有六、七十岁年纪，她举起双手，用嘶哑的嗓子哭喊道：“老总嗳，我家这幢房拆不得呀！求求你们留下它吧。”后面的那些男子汉，在她的哭叫声中一齐匍匐在地，形成一堵下跪的人墙，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人墙中有人发出愤怒的抗议：“日本人还没打进来，中国兵倒来拆毁我们的家，我们死也不肯！”有的喊出：“你们过来呀！有种的就开过来压死我们吧！”
奉命扫荡这片房屋的民工们，看到了这个悲壮而又动情的场面，两只脚不由得软下来了，而每人的心却跟那边的人墙更贴近了。有的蹲下来不停地抽烟；有的扔下镢头和箩筐，站得远远的看热闹。
我却不愿做一个旁观者，我甚至准备站到老太婆那边去，跟常州老乡一起呐喊，一起抗争！
吕匠马上制止了我的冲动：“别轻举妄动，我们瞧它怎么下得了手！”
老陈在一旁骂了一句“他妈的”，接着大声地说：“让我们头一天出工就干这个伤天害理的活，简直是犯罪！”站在不远的一个军官听到了他的话，瞪着眼朝他看一下，说：“你是哪个连的？我们正是为了抗日，才修这个机场嘛，谁叫你犯罪啦？快闭上你的嘴！”老陈不再言语，就离开队伍闪到一边去抽烟。
带队的几名军官，加上开车子的工程兵，加起来只有十几个人，他们面对的“敌情”还不到十人；这边军人们对突然冒出来的人墙开始感到惊讶和意外，后来则感到束手无策，难以对付。因为他们被告知：这一带房屋的居民已清场完毕，所有人口在两天前已全部迁出。这个“钉子户”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们似乎早就有埋伏，有组织，有领导（是不是那个老太婆呢？我马上联想起在北洋车阀败兵流窜路经丫河镇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坚持不肯撤离，宁愿一个人死守祖传老屋的故事来，——事见第一卷第三早《逃难中的生活》——这位老太与我的曾祖母，同样表现了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并且作了抗拒到底的准备。
双方相持的局面只维持了一刻钟，忽然从斜刺里开来了一个连的兵力，用跑步的速度来到石库门房子前面的场院上，连长一声号令，士兵齐刷刷平举起上了剌刀的步枪，连长站在完好的磨盘石基上，故意不看他的正面之敌，大声喊话道：
“所有居民好生听着，五分钟之内你们不撤离到机场警戒线外头，我就要下令开枪，格杀勿论啦！”他一副严肃面孔，认真地看着手上的表。
这一宣告顿时使民工们一个个面无人色，两只脚没有往后退，而是不由自主地朝磨盘那里移前几步。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预感到五分钟以后一场大流血难以避免，每个人屏住呼吸，在焦急地熬过那残酷的无情的一分钟，一分钟……汗毛一根根坚起来，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个威严的恐怖的空气，吓得五个无产阶级战士都不敢站出来打抱不平，阻止即将到来的屠杀。
谁知匍匐在地的肉体人墙并不理睬连长的五分钟限期，老太好像没有听进去，依然像一尊塑像，用两只小脚支撑着自己。
民工们谁也没有表，没法判定是否过了五分钟，只是凭感觉可以确定，死寂一样的时间似乎凝结在五分钟上，并未朝前移动。一霎那间出现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结局，连队的一半士兵以敏捷的动作把枪交给了另一半的士兵，赤手空拳像一阵旋风似的奔向肉体人墙，由两个或是三个士兵对付一个跪在地上的男子汉，不管他怎样挣扎、嘶叫、谩骂，一个个被他们扭住臂膀，强拉硬拽，拖往铁丝网的缺口处。
身上背有两支枪的士兵和军官就在原地呐喊助威，喊了些什么至今已不复记忆，我记得那嘶喊的声音压倒了被拖走的抗拒的呼叫声。
最后只剩下老太一个人，她孤零零地颓然倒下，这就容易处理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样的连队是训练有素的专门施行强制拆迁的武装部队，他们用的是虚张声势、制造恐怖把敢于不服者吓得魂不附体，然后用武术功夫挟持钉子户将他们驱逐出境，原来他们运用了“孙子兵法”上“兵不血刀、攻心为上”的战术，在这片土地上前几天已实践过多次，可以说所向披靡，节节取得胜利。
不过这一场战斗，最后的尾声很不理想。当这个村庄已夷成平地，昨日的那幢石库门房子也从地坪上消失了，还没来得及砍伐的村后树林里，第二天清早便发现那个小脚老太竞吊死在一棵较矮的树枝上。这样又激起了上百个本族人冲进机场，说是要给老祖母料理丧事，并且要把老太葬在她老公的坟地里，偏偏那块祖坟坐落在机场平整的圈地里，于是又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双方发生械斗，这方面部队朝天开了枪，听说打伤了好几个人，土兵和村民都有。最后把老太的尸体扔到了铁丝网外面。
三 五块银洋
我们分散在四个窝棚里，一个窝棚住三十多人，出壮丁的全都是穷人，其中不少是卖壮丁的苏北人，他们似乎是经过挑选过的最理想的宣传对象、农民革命的动力。我们来到这块革命的种植场里，简直是如鱼得水。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农民们听我们讲到江西省穷人如何分到土地，如何幸福和欢乐、个个眉飞色舞；还讲到苏联穷人全翻了身，他们那里的红军就是我们的靠山等等。
我则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两个超员民工：寿昌和恩嘉，教会青年农民唱《少年先锋队歌》和《打土豪分田地》，也教他们唱我编的《义勇军歌》。
—早，我们身背工具来到划定的地段，在两三个土兵的监督下挖泥巴或是运土到指定的地点。当烈日临空，泥土都在冒烟，我们用自己的假动作，教会周围的壮丁学着怎样磨洋工。在工厂里领导罢工和怠工，本是共产党人的擅长，那些老乡们对我们的赤化宣传还是有些陌生和隔膜，而教他们偷懒倒是一学就会，并且很快流传开去，形成了一种默默的齐心的不合作运动。
这样，划给西乡的五六十亩地的平整工程，进度特别慢。监工中的军官在土地上恶狠狠的发脾气，老乡们不理他，有的索性撂下挑子，坐在扁担上抽起烟来，有的老乡有气无力地回话：“我们吃不饱呀！天又这么热。”那些监工也没办法。
看到了由我们幕后策划的革命活动迅猛发展，不免暗暗高兴，事实上，我们已经背离了那次慷慨激昂地在誓师大会上的宣言：这回出壮丁与往常不同，是为的抗日救亡；还保证不给丫河镇的人丢脸之语。而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却是暗中阻挠施工，鼓动民工造国民党的反。
形成这种“调皮捣蛋”路线，对刚从国民党牢狱里出来的政治犯来说，是很自然的，牢不可破的。即使没有上级指示，也能各自为战，驾轻就熟。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在工地现场亲自领略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正是那个悲惨的阴影唤醒了思想深处的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斗争意识。
这一天吃罢晚饭，卜弋侨区的青年农民来到寿昌的窝棚，说是约好去教那里的民工唱歌的，四处找寻，不见踪影，我跟寿昌不在一个窝棚里，我才知道，他的活动已经往纵深方面开展，心里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来到寿昌的窝棚里，里面的老乡告诉我，说他到连部大灶上抢开水去的，一直没回来过。我们就去烧开水的大锅灶跟前，跟寿昌同一个窝棚的年轻人认出那只空空的洋铁桶。
吕恒和老陈马上作出判断：寿昌一定被工程指挥部抓去了。于是我们，陪着丫河镇壮丁的中队长—同前往工程指挥部要人。是一名校级军官出来答复道：
“有这个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发现他进行赤化宣传，有破坏工程建设嫌疑。”
老陈当面冲撞他，很生气地说：“请问，什么叫赤化？”
“他教唱的都是赤匪唱的歌。”军官瞪眼看了他一会儿，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而是外乡人，果然是赤化大本营派来的人，搞赤化真有来头、他就拉下严厉的面孔，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你就是从江西来的吧？”
陈均益理直气壮地回话道：“不错，我是从江西来的红军，王寿昌有嫌疑的话，全是我的责任。老实告诉你长官，连你们的蒋委员长都承认了赤化，可是你还骂我们是赤匪，我可以控告你去。我们来没有别的，就是要求你放出王寿昌，放他出来就什么事没有。”
老陈的这番话使这位军官目瞪口呆，刚才那副居高临下的威风一下子消失了。特别是老陈敢于当面承认是江西来的红军，这种公开承认使他十分惊异和紧张，以为对方会马上向他开火似的，他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在他一生中，大概还是头一次面对正式的“赤匪”，过去只是从报纸上或是上级训话里听说江西的赤匪如何如何。——要他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他的政治头脑就显得不够用了。
陪我们一同去的中队长，原是我们镇上联保办公处的文书，他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四十出头的年纪，到了飞机场，他被总指挥部指定为中队长，对他来说简直是赶了鸭子上架，我们找他代表丫河镇的民工去跟总指挥部交涉放人，这个任务几乎把他吓傻了。他并不知道他率领的这支卖壮丁的外地人中间，夹带着江西来的红军，更是吓得他心惊肉跳，出于一种自卫本能，他拉着我悄悄地说：“快走，快走！”他这么说的时候牙齿都打战了。我也学着老陈的英雄气概，大声地抗拒他：“你是一个乡的总队长嘛，怕什么？”结果他没能拉开我，倒是我拉住了他，不让他跑开。
那个军官终于软下来了，虽然他的一只手揑住挂在武装带上的手枪壳子。他铁板的脸，语气却是温和地说：
“好吧，你们既然是真的赤化分子，请你们进来，我们一起谈谈。”
我们知道，请我们谈谈，肯定是一种圈套，连陈均益也迟疑了一会。吕恒出来说话了：“好哇，谈谈就谈谈。”他向我们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不用怕。当我们三人好似去作客的神情跟着这个军官走进机场边沿暂时留下的瓦房子里，民工中队长再也没有勇气跟我们一同走进工程指挥部，我们也把他忘了。
我们被指定坐在由木板临时搁起的长凳子上，本来指挥部里有三五个士兵，也有几名军官，这时我们发现在大门外，三五个士兵，临时被派到那儿，似乎担任站岗的职务，怕我们会从这儿逃出去。我们三人都经历过牢狱之灾，看到这样的部署，都有不祥的预感，神经顿时紧张起来。
吕恒朝那位校级军官说：“不是要谈谈吗？怎么不谈啦？”
对方没有答话，他站得远远的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们。
过了约莫一刻钟，一个穿着剌马靴的军官从外边进来，门口那几个卫兵马上立正，同时把一只手举至帽沿上，这是高一级的军官进来了。他刚踏进门坎，眼睛都没朝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哪里？我倒要会会到工地上来捣乱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好比是给即将进行的对话，事先发表定调子的主旨演说，完全是敌对的轻蔑的语言。
他坐下，便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你们说，你们是谁派来的？……共产党跟我们斗了足有十年了，你们的花样我领教得多了。”
答复他讯问的主角是吕恒，陈均益也参与答辩，我几乎是旁听，没参与进去，只是偶尔帮腔几句。
吕恒照实说了我们是刚刚从牢里出来的政治犯，并没有人派遣，这位高级军官（从领章上看，此人是师一级高级军官。）又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朱毛，要到这里来修飞机场呢？”
老陈说：“我们一时找不着红军，回家又没盘缠，所以跟了小王到这里挣几个钱。”
“你们哪里是来修飞机场的？你们是破坏，你们自己不好生干，还叫别人也不好好干，那里是为了挣几个钱呢？”
吕恒说：“你长官所说的恐怕不是事实，你看，（他伸出两只柴棒似的手膀）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好几年又不曾劳动过，这几天又热，我们出的土方不如人家多，这一点请长官包函。”
“那么，你们在工地上进行赤化宣传，这可怎么说呢？”他说完，朝校官投了个眼色，那校官出来作证：“教唱的是宣传什么苏维埃，打土豪的匪区里的歌。”
老陈说：“难道你没听说国共合作，打日本了？难道我们还是土匪？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们到这儿来修飞机场，听说是为了打东洋鬼子，才到这儿报名参加的。”
这个说明，使在场的士兵和军官部深为感动。紧张的敌对气氛明显地缓和了。
我插话道：“我们不是还教唱抗日歌曲吗？长官如若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唱给你们听。”停顿了一拍，我又说：
“你们部队要学唱的话，我也可以去教会他们，这对于鼓舞士气大有好处咧。”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那个校官成了一只打败的公鸡，他没话说了。
吕恒这时才提出释放王寿昌的话，这个师长转过脸去对校官说：“这个人在哪里呀？让他回去！”
没想到这位师长竟掏出纸烟来，给我们一人一支，我不抽烟，他很关切地问：“你们是从哪个牢监放出来的？”
我回说是苏州军人监狱，这句回答引出了陈均益的连锁反应，为了证明我们确是从那里放出来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揉皱了的由军政部发给每个出狱犯人的“通行证”，上头言明“希沿途军警和车船给予返家之方便”，以下是一枚“军政部”的大印。（这张通行证我也有的，但回到家中，觉着没用场了，在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泡在水里揉碎了。）
也许是这颗大印，将南京军政部所辖的工程部队和我们五个政治犯拴到了一起，也许是我们的一片救国之心深深地打动了他，当他看了那张“通行证”上言明“沿途军警给予方便”的话，这个师长便对校官说：“给他们五个人，一人发五块银洋，让他们投奔朱毛去吧。”
四 不该发生的风波
我们在飞机场只干了一个星期，半路上就被文明方式驱逐出境，这样灰溜溜地回到家中不好交代，其实是常州小分队的一次失败。为了顾面子，对联保和两个保甲的乡亲们，强调说工程指挥部发现我们是共产党的人，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把我们礼送还家，每人还发了五块钱做路费就是明证。两个保甲的居民对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并不关心，只要抽壮丁这一关混过去了，还省得按期给工地上供应干粮，又省下几担米“一个壮丁干一个月的公差是三担米”，我们的半途而废却换了个皆大欢喜。（注一）
——————————————————————————————
（注一）常州机场匆匆建成，还没来得及使用，南京至上海一线便告陷落，等于给日本侵略军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军用机场。全国解放后，该处成为空军驾驶员的训练基地，现有一条命名为“机场路”的公路可通。
——————————————————————————————
我们回到丫河不到两天，一位稀客从南京特地来看望我们，此人原是从军人监狱放出来的王世贤同志（解放后任江西省工业厅长和计委主任等职）。我们在苏州轮船码头分手的时候，他记下了我的地址。
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消息：
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已实现了，从此共产党成了合法的党，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地点在梅园新村，名叫周恩来公馆（不久即改名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在芦沟桥事变前就来到南京了，他跟叶钊英去看望关在首都反省院里的政治犯，他跟同志们讲了话，在那里他向大家宣布了：国民党同意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他讲话过后，第二天就全部放出来，反省院也就关门了。（时在八月十九日，反省院设在南京郊区晓庄。）
他说：“我就是南京周公馆派我来寻找你们的，你们马上动身去南京。”然后，他掏出一迭崭新的中央银行钞票，说：“这是给你们的路费，包括你们打点行装，各人置办些衣裳，到国民党的首都不要太寒酸。”
我们的党中央所在地在陕北延安，这个消息还是头一次听他说：“我们的红军也要接受改编，统一归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老陈追问道：“这是哪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王世贤说：“当然是蒋介石的罗。”
这一下使老陈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他思想里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便大声地抗议道：
“这么说，我们上了当了。怎么能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呢？他是什么东西？谁还不知道！那么多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我们吃那么多苦头，不是白吃了吗？”他提出的责难也是我的疑问，不过我没有他的党性那么强烈，那么火爆！
王世贤连忙制止他，说：“现在不是讲阶级斗争的时候，而是民族大团结一致抗日的中心任务。我还带来一份毛泽东在延安党代会上的讲话，你们看看就知道了。”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份《解放》周报，补充说：“这上面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而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的了，应该服从全民抗战的战略要求。”
王世贤把此行的任务交割完毕，就急着赶往宜兴去，他说还有一批政治犯被国民党转移到了宜兴，周恩来派他去撵上他们。既然事情这般紧急，我们家只给他做了四只荷包蛋吃，他便匆匆走了。
王世贤带来的信息是无可怀疑的，它给每个人的思想上激起了极大的震动，必须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调整才能适应如此巨大的变化。从此我们开始承认在开辟飞机场的指导思想或许是错了，同时也明白了那个开明的师长为何对我们那么客气。
我们马上筹备上路，谁知在没有出发之前，五个人的队伍中就有两个人准备打退堂鼓。
一个就是老红军陈均益，他经过一夜痛苦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一早他向吕恒说：“我打算回江西，重新拉起队伍打游击去。难道你们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怎样的结局呢？”
另一名打退堂鼓的不是别人，却是常州小分队的头头！
我不想去南京，那原因跟老陈的完全不一路，我对我党政策的转变并没什么不同意见，坦白说吧，我是不愿离开这个家。正当我发育与求知的时期，不幸遭受几年牢狱之苦，很想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过个平稳的小康的生活，或者上几年大学念它几年书；我对共产党爱得并不深（参加共青团不到一年就被捕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双倍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回老家罢了，如今回得家来，传统的宗法家族制的诱惑就在无形中紧紧地把我拴缚住了；何况我在跟祖母做伴的时刻，祖母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不要再到外头去瞎闯了。难道这几年你在外头吃的苦头还没够？”我曾向她保证过：“好吧，我就不走了。等着爸爸妈妈回来再说吧。”而这次回家没能见到亲生父母，也构成了我不宜远行的一个理由。
老陈打退堂鼓的理由可以当面说明，他是从不同政见出发走上了歧途；我的打退堂鼓则不便宣布，也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实因我的出发点却是个人感情上的恋故土情结，我国农民的成语叫做“热土难离”是也。
我羞羞答答地提出不去南京，只能说假话，我强调想把身子养养好，我只是“暂时”的，对革命还是坚决到底的；我还强调我的祖母不让我走呀！
三对二的分裂局面，使另外三位同志十分痛苦和失望。他们竭力说服我们，用大道理加上小道理，起初他们把老陈作为主攻目标，老陈屹然不动，但是终于攻下了这个顽固堡垒，我不能不佩眼吕恒的洞察人意和征服人心的本领，他讲了以下一段话打中了要害：
“周恩来同志你总信得过吧。他在上海负责党中央军委的时候，不是你的上级吗？他的阅历总比你的多，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到南京当面会会他？把你的意见跟他讲讲嘛。”
陈均益决定退却了。看来，大道理或小道理未必能说服他，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因素容易软化一个铁汉子的心。
老陈退却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感到孤独，从他们三位同志的冷峻的眼光里，似乎把我看成了逃兵了？
我用不着别人说服，我内心生起的另一个念头打消了我对革命产生厌倦的念头，不过这个新出现的念头属于不可告人的内心隐蔽的一闪念，这个“一闪念”还是由陈均益的退却启发了我：他同意去南京是为了那里有他的老上司；我不是也有个朝思暮想的恋人在南京吗？她正是我急于想见到的吴庆华呀！
我主动放弃原来的主意，跟老陈采取同一步调，严重分裂的危机克服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时我还用检讨的语言掩饰我那个内心的秘密，克服了自身的动摇虽然值得自豪，但为了追求情人而改变初衷，就不怎么光采了。我说：
“差一点我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是我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王哲然、吕恒夸奖我检讨得深刻。坦率地说吧，原来的主意和后来的“一闪念”的主意，两者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而后者的热劲，比起前边的温情主义不知要热多少倍呀。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理论在我的世界观里是多么淡薄。
我打发寿昌先到城里买五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他马上就猜着了，我是跟四位客人一同出发，跟我在家里宣布的不一样，我是怕祖母不肯放我跑，会阻挠我甚至会大哭大闹，我诓骗她，宣告我不会跟他们走。寿昌发现了我的秘密，就乘势向我提出，他也想跟我们一同到南京去，他觉着呆在家里没多大出息，决定跟阿哥投奔共产党。
我被他的热诚和决心感动了，想起我们当年从事地下工作，就是急于像滚雪球那样扩大革命者的队伍嘛，如今我的堂弟表现出向往革命的意愿，我怎么能拒绝呢？我转身征求吕恒的意见，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这青年很有组织观念，多带一个人大概不成问题。”
我们在修飞机场的阶段，吕恒实际成了“常州小分队”的队长，因为他随机应变的本领很突出，又善于鼓动宣传，“新权威”在众望所归的拥戴下逐渐形成了，我自封的队长早就体面地下野。我征求吕恒的意见，我是把他看作领导的上级；他既然表示同意，我就答应了寿昌的要求，并且说：“那么，你的路费就在我给你的钱里头开销吧。”寿昌说：“火车票小意思，怎么能再花你们的金钱。”他显得那么兴高采烈，表现出特别的得意和兴奋。
当晚他就把火车票买到。他悄悄地说：“我又多买了一张车票，恩嘉晓得我跟你们一起走，他坚决说他也要去，我想你也会赞成的吧，我就自作主张再买了一张。”
他跟恩嘉一同去过飞机场的，寿昌和恩嘉似乎结成了难舍难分的一对，既然我的堂弟可以去南京，我的表弟也可以去了。我把他们二人叫到跟前，问了他们怎样取得父母的支持，恩嘉说：爷娘知道有表哥领着出门，他们是放心的；寿昌对父母则采取隐瞒的方针，他估计妈妈会坚决不同意他离开她。
第二天一早，我陪同四位战友搭轮船进城，街上很多人前来送行，慷慨捐献衣服的财东也来了，还有联保主任等。
我的娘舅和舅妈也来了，他们是给大儿子恩嘉送行的，娘舅手提两匣路上吃的点心，硬要我拿着，并且嘱咐我：“我就把恩嘉托付给你了，他既然一心要跟共产党，我们要拦也拦不住呀……。”
老祖母背靠着大门坐在长条凳上，娘舅说话时离她不远，老祖母耳不聋、眼不花，她从我娘舅说的话里听得出我的动向。我是一直瞒住她，我说今早进城我是送客的。她信以为真，没料到娘舅的讲话泄了机密，祖母很快做出反应，怀疑我是跟另外四位共产党一齐动身的，她脸色变得惨白，满头白发的颈项间歇地摇晃，她下命令般说：“你要不是骗我，你就乖乖地在大门里头呆着！”
我只得驯顺地站到她身后的大门里，为着保险起见，祖母又把长条凳挪到大门的中央，建成临时的一道防线，祖母还是坐在凳子上，带有亲自坐镇的威严。
没过一回儿功夫，听到了轮船快靠岸的汽笛声（离家三十多公尺，正是轮船码头），四个伙伴在一旁替我干着急，王金月故意跟老祖母扯闲话，分散她的注意力；吕恒大概以为我真的藏在祖母的后面不走了，他还没忘记我提出过不跟大家走的“动摇”。他大声嚷嚷说：
“小王，轮船来了，还犹豫什么呀！”
这时，我一鼓作气，从祖母的身后像跳过一重低栏，跨过那张长条凳。然后回过头来带着微笑，——实际是强忍热泪，向祖母打招呼：
“亲娘，我非走不可呀！”
我终于跟常州小分队又会合了，连同两个预备队员寿昌和恩嘉一起上了轮船。祖母无可奈何地看着我飞走了，并没有大哭大闹，只是用一种悲凉的无力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小名，在轮船还没启动以前，大伯父从旁劝说老祖母：
“翅膀硬了的老鹰，凭你挡在大门口，你能拦得住吗？”
五 节外生枝
从老祖母那里脱身出来厂一路上高高兴兴，我们是提前半个小时到达车站的，我还没有跨人乘客候车室，就遇着一件恼人的扫兴的事。
吕恒悄悄地通知我：“我们觉得，多带两个青年恐怕不妥当。”
我马上回复他：“你不是也同意的吗？”
“是的，我是的，当初我是赞成的。南京来的王世贤只是通知我们五个人，没讲过可以带走别的人。当时我想得不周到。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还来得及改正。”他讲话的声音更低，脸上却胀得很红，生伯我会顶撞他。而那两个年轻的随员离我们不到三步之遥。
这个意见来得太突然，惊得我几乎不知所措，因为是我允诺了他们，甚至是我鼓励他们一同去南京的，他们有决心离开父母，他们所经历的难舍难分的思想斗争，肯定比我的出走还要艰苦；如今怎么能变卦呢？火车头已经在等侯我们一同启程，教我如何去“改正”，如何去出乎尔、反乎尔呢？
我回答吕恒半路上变卦的建议很干脆：
“王世贤通知我们五个人，这一点是明确的，但他并没有说不可以带走其它有志革命的青年吧。发生了新的情况应该有适应新的情况的做法。假如王世贤他在这里，我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吕恒迟疑了一回，他把我拉出小分队的集体，态度格外严肃地说：“……这个可不行，我们初次引见上级领导同志，可不能给他们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印象，再说，他们俩还是个非党员，贸然带了去会不会给党组织添麻烦？”
他的理由，我一时驳不倒，也不能驳；实由于我对他塑造的无名无姓的“党的领导人”怀有一种敬畏的神圣的感情。但我不能退却，退却了，我怎么跟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讲呢？
从吕恒谈话中找到了一个矛盾，马上抓住这一点进行了反击：
“王世贤讲过非党员不能去的吗？那么我也是非党员，我也不在内罗。”
吕恒慌乱地纠正自己的失言：“不，不！你跟他们不同。”
我紧接着说：“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老实说，我在入团以前的觉悟程度还不如寿昌呢。党员不全是从非党员发展来的吗？”
我跟吕恒闹僵了，他心情很沉重的样子跟我一同走进候车室。
他没能说服我，眼见列车就要进站了。他请出陈均益跟我进行最后的谈判。原来，吕恒突然推翻自己的承诺，始作俑者就是他老兄。陈均益说：“你没有受过党的组织锻练，这一点不是你的过错，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头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你自作主张，这就是你不对了。比如，那两个……”
我连忙打断他的话，主要因为时间紧迫，他慢条斯理讲大道理，我没有这么耐心；他说我没受过组织锻链，分明是瞧不起我，摆老资格，他可知道，共青团与党无异，只是年纪轻点罢了，至于他拿出“头一条听党的话”，他在两天以前就不怎么听，跟党闹的别扭还小吗？这些我都顾不得顶撞他，我只是抓住他指摘我“自作主张”回绝他道：
“我们到飞机场卖壮丁，不是额外又增加了两个人吗？那时节你怎么没说是‘自作主张’呢？人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好事吗？”我的论点驳得老陈哑口无言，他默默地退却了。但没有一个字表示放弃他原来的主张。
我走近寿昌和恩嘉那里，吕恒急匆匆地站到我的前面，似乎阻拦我去接近他们。只见吕恒甜嘻嘻的面孔，神色很抱歉的对我说：
“我们不让你为难，你不好去说，由我对他们说了，他们同意不跟我们一起走，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是瞅着我跟老陈辩论的时机，他出面去跟我的两个兄弟摊牌了。
我真想揍他一拳，我对他的尊敬一下子坍塌了，我没料到他会使出这一手——他和老陈联档演出了踢开两个年轻人的双簧。
也许是我年少气盛，还加上我将愧对舅父母的责怪，我的心不死，还想挽回这个急剧逆转的局面，我是用近乎抗议的声音招呼我的两兄弟：“是你们不打算走的吗？”
他们两个人都热泪盈眶，一个说：“阿哥，算了吧，我不想拖累你了。”另一个说“我没资格呀。”他们的喊声是绝望的，被压抑的，又是痛苦的。
王金月也不忍看到这两位青年的十分凄苦的样子，他插话说：“让他们去一个，可中？”
“扔下谁好呢？”寿昌坚定地说：“算了吧，我也不够资格。”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颓丧、我气愤，我也快要流眼泪，但是我流不出。
当我拖着无力的腿跨过检票的栅栏，恩嘉与寿昌留在栅栏那边，他们眼泪汪汪地把手里的车票扔在拥挤的人群里，引起了一场混乱。
我回头再望他们一下，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们，而恩嘉却高扬着手发出恳求的呼唤：“勿要忘了我们呀！”
我上了火车还觉着对不起他们两位，深深地责备我的无能，跟老陈和吕恒从此生了芥蒂。
诸君可以从吕、陈两位老同志所坚持的原则里，看出他们宁愿拒绝为人民做好事，也必卫护神圣的上级指示。在往后漫长的岁月中，我们还会遇到我党的上上下下大小干部，他们总是自以为忠于党的原则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几个月后，我们到了西安，看到了石印的“抗大”和“陕公”的招生广告，招收的条件几乎不讲什么文化条件，更不讲求什么资格，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都欢迎前往。
我为半路抛却了他们俩更增添了悔恨。在全国解放的第二年，听说恩嘉和他的弟弟在镇压反革命的第一个高潮里同遭镇压（死刑），又给了我神经上巨大的震动。追忆恩嘉在车站入口处扔掉车票的情景，在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勿要忘了我们呀”的乞怜求救的呼唤！
六 五日金陵
我们终于到达南京下关，出了站便派吕恒同志去找梅园新村取得联系，余下的则集合在车站广场美女牌香烟广告牌下面。但见广场那边聚集着一大群人，听到了从那儿响起的稀落的锣鼓声。我寻思那里大概是卖膏药耍把戏的。我的两只脚便不由自主的往那边走去，果然见一个小姑娘在场中心耍把式，旁有一个老头敲锣，看到后来，才知道是宣传抗日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它的结尾使我大为感动，我不想离开了。回头看看香烟广告牌那边的同伴们，只留下老陈一人，两个“王”也挤在围观的人群里。我放心看下去，一会儿来了十几名穿学生制服的合唱队，唱的是《松花江上》，接着又唱了《义勇军歌》。听到这支歌，我的心潮澎湃了，这歌声好像是为了迎接此歌的作者似的。听了《松花江上》使我淌下热泪，听到了自己的歌又转悲为喜，笑逐颜开了。
从这歌声里，我还感觉到了标志着吉祥如意的“吉兆”，我记得吴庆华给我的一封信里，她报告我说她曾把《义勇军歌》油印了几百份传播至南京的中小学，这个合唱队唱的歌，是不是吴庆华推广的呢？带队的老师一定知道吴庆华吧？这种联想来得如此迅捷，使我来不及多思索，就冒昧地找到了合唱队的老师。他回答我说，他们是正中中学的救亡宣传队，不错，这支歌是流行的救亡歌曲，他可不知道有个吴庆华女老师。他的回答使我失望。
我所以记住了“正中中学”的校名，因为这正是蒋介石大名的颠倒，按照中国的传统，读书人直书帝王的名字都是犯禁的，更何况把他的名字做招牌并颠倒使用呢？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若是出现在英明领袖毛氏统治下的京都，该校的校长就有被砸烂狗头的危险！
在香烟广告牌底下没等多久，吕恒领着一个国民党士兵为我们领路，他把我们五人领到金陵大饭店的三层楼，而这个大饭店就面对着车站广场，远远能看到那个美女牌香烟的大幅广告牌。
五个人睡一个房间，只有两张双层铺，多出一人本来可以住到另一间房间去，那个国民党士兵说：这儿的三层楼，归我们全包下的。大概由于“常州小分队”在一路上同甘共苦，这个小集体结下了深厚的难解难分的革命友谊，谁都不愿分出去住，宁愿挤在一张床上。
我们来自地狱的十九层，一下子来到首都的第一流宾馆，岂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一步登天的飞跃，是从非法转入合法的大胜利？当时我们正站在中国的历史转折点的立交桥的桥头上。我们来到这里，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么重要的意义。不过从各人的生命史而言，我们已认识将从这儿的三层楼为起点，展开新的一页，从此结束了走投无路穷愁潦倒的生活。
照料我们生活的便是领我们进三楼的那个国民党士兵，经吕恒介绍，才知道他是从苏区调来的红军战士，我们头次看到工农红军的同志，感到分外的亲切和可爱（只有老陈站得远远的，带着一种怀疑的眼神盯住他看）。他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今天晚间就早点休息吧。明日我把同志们的‘通行证’送过来，有了这个，你们出门上街就没事了。到开饭时侯，听我吹哨子，就到底层西厅用餐。明天我们的首长会来看望诸位的。生活上需要啥，尽管对我说，都是自己同志嘛。”他说话是江西老表口音，可是老陈并没热情地跟老乡搭话，却用一种挑战的语气说：
“既然国共合作了，为什么干红军的穿起他们的二尺半呢？”
（按：“二尺半”是对国民党军人穿的军装的轻慢的代词。）
这一问使红军小青年愣了一下，他听出了老陈是同乡，带着羞怯的表情回话道：“这是首长指示的，这还是国民党军政部发下来的，他们很小器，只肯发给一个排的军装。不穿不行哪，上哪个山唱那个山歌嘛。”说罢，这个乔装改扮的小红军，从胸前肚兜里掏出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软边帽沿的红军帽来，亮给我们看，证明他不是假冒的红军。
我们的老红军同志看到了他手里捧着的帽子，大动感情，好似寻回了失落多年的祖传的传家宝，他讨过来仔细审视帽徽上的红五角星，眼睛都几乎湿润了，他本想给自己头上戴一下表表久别重逢之情，他可没有这么做，而是像一个红军首长把帽子交给对方，下达着命命：“你给我戴上这个，大模大样从这里走出去，把你头上那巴掌帽取下来！看他们会对你咋着？
小红军被他深深感动了，他把接过去的帽子吹了一口仙气，试着戴在头上，他果真大摇大摆走到房门外边，转过身来，对老陈脱帽立正，然后很抱歉地说：
“我的老乡呀，我要是戴着这个，不是叫我犯错误吗？”他重新把那顶传家宝的帽子掖在胸口，悻悻地走了。
老陈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不过我能理解他。像他这样的老红军，在长期的战斗里培养出的阶级斗争观念非常执着，使我自叹不如，虽然不合时宜，却是一种崇高的纯朴的感情。用这个尺度去理解九十年代天安门城楼上何以还保留着那个孤零零的不合时宜的宝像，就释然于怀了。
第二天刚刚吃罢早餐，那位小红军招呼我们到三楼的饮水室集合，说是首长要跟我们见见面。我们到了那里，屋子里早有二三十人了，饮冰室临时改建成会议室，但见玻璃窗上还贴着冰淇淋和汽水的广告。
在那二三十人中间，我认出了好几位牢监里的难友，有几位来自苏州反省院，是在苏州轮船码头上见过面，各自规规矩矩地坐着，不敢搅扰了肃穆的会场，只是用微笑和挥手来表示重逢的喜悦。
姗姗来迟的是一帮女同志，没进饮冰室就听到了她们有说有笑的快活劲儿：一踏进会议室，就被会场上的静穆气氛镇住了，为首的一位大姐向后面示意，笑声马上中断了。一个挨一个进来的全是女性，有十来个之多。她们的衣裳分明改换过，凡年轻的都穿的素色的裙子；只有头发没法打扮，一律保留女犯人特有的短毛盖。
在座的全体同志，每个人都有一本辛酸的苦难账，每个人都带着浑身的伤痕和血迹，汇聚到这儿的三层楼来了。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被隔断好久，如今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的时刻。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比天天盼夜夜盼的梦境还要美满的梦境，必须在静谧的庄严的还带点神秘的气氛中享受这一刹那的满足与幸福，生怕发出一点响声就会驱散这个好梦似的。
首长没穿军服，穿的中山装，身后有两名警卫，也是穿国民党士兵的服装。他进入饮冰室以后，站在中间向大家热情招手，用慈祥的眼光向在座的人扫瞄一遍，他自己并不自报家门，也没有从旁介绍他姓甚名谁（我猜，他就是周恩来），然后很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为了革命，受了苦了。我代表党中央看望你们，慰问你们。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就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胜利！我们是跟国民党进行不断斗争，才得到这样的胜利……。”
这几句开场白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抚慰着每个人的创伤和屈辱，引得在座的人人热泪盈眶，即以我难以抑制的激动来说，我肚里积压着的怨气、晦气、肮脏气、窝囊气一下子化成了一股轻烟，从百万个毛孔里宣泄出来，一笔勾销了。
往下，他讲了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他讲到全面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亟须大量的能征善战、又能运用马列主义武器的革命干部，牢监里获得自由的同志就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干部和先锋队，历史赋予你们的担子不轻哪，要求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接着他又说：“你们对我党的新的方针政策还是陌生的，建议你们先学习一下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吧……”。
最后他宣布：你们中将有很多人会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明后天有特约的首都医院的医师给大家作身体检查。
我提醒坐在我边上的陈均益：“你不是要找周恩来谈谈吗？快散会了，你去……”他轻轻地说：“他不是周恩来，他是李克农同志，我也认识的。”话犹未了，李克农首先认出他来，二人热烈握手以后，老陈请他转达希望会见恩来同志的愿望。李回话说：“明日上午你就去，他会抽出空来见你的。”李又问起老陈的健康情况如何，他回话道：“除了这两条腿跟不上部队行军，别的我都行的。”李克农微笑着说：“那好办，那就不让你行军就是了。”
看来，老陈自来到金陵大饭店，他原来准备回江西打游击的打算已经动摇了。
这一天又陆续来了好几批难友，几乎住满了三层楼的房间，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在漕河泾和苏州监狱同住一个牢房的，我比他们早来一步，就有义务到他们的客房里介绍这儿的情况，特别有声有色地复述了李克农的感人的讲话，鉴于那个红军服务员忙不过来，我暂时充当了报告员、服务员和向导。在女同志房间里我逗留的时间比较长，那里的大姐大嫂似乎很喜欢我，对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的经过问长问短，还询问我的文化程度。我很乐意在女同志跟前露一手，不愿直说我是读了一年的初中主，竟哇啦哇啦背诵起《滕王阁序》来，显示我的学问高深。
看来，这位女同志也读过王勃这篇作品，她还能配合词句击节欣赏。她的年龄，至少比我大十岁，圆嘟嘟的面孔显得很年轻，当我念完最后一句，她便说：“可以，背得一字不差。”她成了给我批分数的老师，然后说：“这些老古董我多年不碰它了，小王同志，你能背岳飞的《满江红》吗？”
这位老师的点题正好点在我的穴位上，我不免微露得意之色，说：“会的。不仅会背，我还会唱呢，可能半路里漏脱字，我好久下唱它了。”
“那不要紧，我也会唱的。来，我们一起唱……”她先带头唱起来，我马上接应上，从头到尾唱得一气呵成，非常难得的是，穿裙子的女同志中也有三个人参加进来同声唱这支歌。结果，变成了男女声大合唱，唱得非常和谐，当唱到“壮怀激烈”处，确实壮怀激烈，情绪轩昂，这歌声飞到了三层楼每个角落。
我发现参加合唱的娘子军一下子变得漂亮了，本来个个都是失血的苍白的脸，她们在“仰天长啸”声中调动了全身的血液，集中到青春的面部来了。
这位领唱的大姐对自己的歌唱有一种快乐的满足，她以诗人的激情赞扬道：
“呀，今天是我们出狱以后第一个节日，我们唱得多么痛快！岳飞当年的心情和壮志不是跟现在的中华儿女完全沟通吗？这个古老的歌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它把我们多年郁积在心头的国难深重和‘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末酬全都迸发出来了！”
这位女红军名叫张琴秋，她是五四时期追求科学与民主、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第一代女中豪杰。
我们在一曲《满江红》的合唱中结识了，她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教我俄语和好几首俄国歌曲，她还教我跳乌克兰舞，可惜我的脚戴过镣的，始终学不好）。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回国后做过红军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她参加了红军北上的长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方面奉命改编成“西路军”，强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在祁连山下遭到宁夏地方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回民部队的围剿，两万余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真所谓是死亡枕藉，尸骨堆山。所幸张琴秋和她的两个女伴陶万荣、吴仲廉一同被俘，我在金陵大饭店三层楼见到她们三位的时候，正是她们刚刚结束了晓庄反省院的俘虏生涯的第二天。
在今后的岁月里，张琴秋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见面称她大姐，我的思想受到她的很大影响，所以在这部《自传》里，她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七 痛饮接风酒
我急于要见到吴庆华，这曾经是我来南京的第一个目标，听了李克农的报告后，这个目标降为第二位。在金陵大饭店里躭误了三天，说不定什么时侯就要出发，必须抓紧时机，马上见到我的吴庆华。
我手头没有吴小姐的地点，但我知道张志勤已从上海调至南京任新华银行分行经理的信息。只要先找到他，就可以晓得吴庆华的所在了。
当我寻到了南京的新华银行，张经理几乎认不出我来了，我只是改口说常州土话，他才猛然省悟了，头一句话便是：“我早盘算着你该出来了。”他把我领进很豪华的会客室，头顶上，沙发后边有两只电扇刮起强烈的旋风。侍者马上供应金陵大饭店三层楼饮冰室里只在广告上见过的冷饮。两人坐下来，他询问：“你到南京，做什么来的？”接着他又问：“你怎么晓得我在南京的呢？”
我从漕河泾监狱转往苏州，我跟志勤就不通音讯，在这两年中，我们有多少关切的问题，多少相互倾诉的话题呀。
志勤本是上海新华银行静安寺分行的经理，在这两年中，我对他的升迁一无所知。原来我从苏州监狱出来乘火车回常州，常州小分队不得不在轮船码头的凉棚下过夜。乘着夜色，我独自到城里去找一家武进银行，我在被捕前知道屠廷容的哥哥屠彦容是武进银行的经理，而屠廷容则是我参加共青团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路人，我若找到他的哥哥，便可得知廷容的下落了。
好容易我找到了武进银行，只见铁栅栏紧闭，不得其门而入。幸而我在了望这个五层楼建筑的时候，发现二层楼有个窗——透出灯火，我在下边只得用吼叫声唤起探户里人的注意，但见窗户里果然采出头来，我又叫喊了一声，他下来了。我说明找屠经理的来意，此人是值夜班的，是老板的亲属。他说屠经理晚间回公馆了，他招呼我上楼，可以跟屠经理通电话。
我在电话里询问他兄弟的下落，他说廷容现在还在日本，只因当年他因地下组织遭破坏，有叛徒告密，他逃到常州来避难，没过几天，上海方面果然有两名警察到武进银行来捉拿他，正好廷容在柜台里做账，他马上从后门溜走了。他逃到上海的租界，弄了一张去日本的轮船票，他去日本快四年了。最后他顺便讲了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我就是从屠彦容那里知道张志勤调至南京任新华银行经理的。……
我找到张志勤，就急着要他领我去会会吴庆华。
谁知他回答我的竟是以下一番话：
“她还没有出来，我也在等着她。”
我焦急地问：“她在哪里呀？”
“她也在牢监里，关在宪兵司令部监狱，她在去年年底被捕的。”他说：“我是去年开春调到南京来的，我安顿好家属，马上就去找你的吴庆华，她头一句话就问我：最近有若望的消息吗？自从你转解到苏州，我不曾收到你一封信。哪有你的消息呢？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如何开展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如何组织首都教师抗议审判沈钧儒等七君子案，…… 她完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去了。她哥哥也说，自从庆华去了漕河泾会见你，回宁以后几乎换了一个人，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推动她走上舍身革命的道路？”
我问：“她的哥哥在南京吗？我想见见他，补偿他跟庆华一同去漕河泾看望我，终于未能见到面的遗憾。”志勤说：“她哥哥投效航空学校，如今他已经在祖国的天空，为击退入侵的敌机效力。他家里人都很难见到他。”
志勤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一件用丝绸包着的东西，他的手颤抖着从里头取出一张纸头。他故意不说明那是什么宝物，把那张纸小心地展开在桌面上，生怕电风扇的风会刮走它，志勤把电扇也停止了。他叫我看那上面的几行字，那上面是用粗铅笔写的：
志勤哥：
我有今天，是预料中的，请你放心。
我会像小王那样忍受一切，当我想到我们是在同样的铁窗里熬过青春，感到无比欣慰。请给来人一点谢意，他会面谈一切。家中不另。
我认出这是吴庆华的笔迹，是写在一张黄色草纸上的，我还未读完，鼻子止不住酸了，眼睛也湿润了。志勤发现我无比激动和伤心，他又添加了一句：
“带出来总共四句话，倒有两句是讲到你的，你看她是多么坚强又是多么痴情！”他这句话催得我眼泪直流，呜咽得说不出话来。
“她被捕前在百忙中还是到我银行柜台里来，跟我说悄悄话。她一直叫我张大哥，把我看做是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我一再声明我不是的，连门坎也没进咧，但对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她还是向我讨教。我只能劝说她不要个人锋芒太露，避免过分刺激敌人等语，因我知道她是个不知疲倦的活动分子，喜欢在大庭广众之前讲演和喊口号，这就引起了特务和宪兵的注意。她在这儿写的‘我有今天是预料中的’，就是指她是准备自我牺牲的，又表明她当初不曾听取我的忠告吧。”
我不敢摩挲这张草纸，也不敢让泪滴打湿了它，我看到了她的字迹，就好像见到了她本人，读后的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欣慰交织着懊丧，离别又像是重逢，我们俩可算是不约而同走上了同生死共患难的道路，多灾多难的爱情却充满着惊涛骇浪和痛苦的煎熬。
她应该从里面放出来了，连南京的反省院都出清了，那里面好几位女红军我都见着的，如果在金陵大饭厅三楼，女宿舍里有我的吴庆华在，那该多么美满，多么幸福啊！
志勤说：“我听说只须周恩来提出名字来，国民党就马上放人。庆华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清楚，估计周恩来交出去的第一批名单里不会有她，你不用急，只消等几天一定会释放的。”
我从沙发里一跃而起，说：“好哇！有路了，我马上把吴庆华的名字报告周恩来。”
张志勤按我坐下，说：“不急，不要太激动。我们好容易在这里重逢，我还有许多话还没告诉你咧。中午你就在我这里用饭，喝点酒祝贺你从地狱门提早走了出来。要不然，你还要在铁窗里再呆六年吧！”
“勿是我的运气好，是国共合作的形势帮了我的忙。”我指着草纸上的最后一句话：“那个来人对你面谈了什么呢？”我的心还是吊在吴庆华身上。
“那人可是难得的好人哪，要知道宪兵司令部是专门制造白色恐怖的大本营呀。此人告诉我，庆华被捕以后没受什么刑，只是因为她很倔，坚决不承认她爱国有罪，问案的罚了她戴了两天反铐。我想请他捎几块肥皂、信纸给她，他说那里头纸张是危险品，我赏了他两块钱车马费。”
我说：我从上海转到苏州，军人监狱是绝对的隔绝，犯人不能写信，也不许家属会面。我是想物色一个看守捎封信给你。只因军字头的看守似乎都是青面獠牙的家伙，未能成功。想不到在首都统治机构的心脏里，竞有着这样的人物，真是不可思议，理应给他双倍的酬劳。（当年漕河泾监狱里一名看守为我带信给同一位经理，每次他给了一块钱赏金。）
“请注意一点，”志勤指着这张信纸，说：“这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到的，刚好是双十二事变后的一个星期，只有身在南京的人，才能体会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的事件，给予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打击是多么的严重，就像一下子打翻了一锅滚烫的粥，大街小巷爆竹声不停，又像是突然发生的极猛烈的地震，我看到戴有武装带的人大都是垂头丧气灰溜溜的模样，而穿便装的又都是掩饰不了幸灾乐祸的面带喜色，实在好看煞人！正是在政局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热心人！我猜此人不是一般的看守，女监不会让男人做看守的，他要比一般看守高一个层次，他冒着风险带的这封信，也不是为了挣钱。”
张志勤的解释是合理的，我马上联想起在同一个时间里，我在军人监狱里同样领略到上上下下的军警表现出惊慌失措、末日来临的混乱，有的军官反而向监犯求情的现象。
一顿丰盛的午餐是从附近的大饭店上门服务的，志勤首先给我斟酒，说是为我接风，头一杯酒，他说：“欢迎你从狱中归来！”，第二杯酒则是“祝愿你们一对天赐良缘早日团圆！”
我频频向他敬酒：感谢他作为庆华与我之间的联络中心；感谢他领着庆华到狱中看望我；感谢他把我的拉丁化诗文译成汉字投寄给外界报章发表；……最后，我带着醉意，激情满怀地喊道：
我们的天长地久的崇高的友谊万岁！
他还讲了一段极重要的往事：“我非常幸运，在上海做分行经理的时候，作为你的唯一收信人，我来到南京做分行经理了，又作为吴庆华的唯一收信人。你不知道，当你离开上海以后，你从苏州没给过我一封信。而吴庆华还以为我仍然保持着与你秘密通讯的渠道，她几乎相距十天半个月就有一封信来，要我转交给你。每封信有不同的内容，相同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建议，她的爱情称得上火辣辣的热烈，但语句又很含蓄蕴藉，古典诗句信手拈来，文笔很有文采，读她的信对我是盼望已久的艺术享受。有的信是用新文字写的，这些信积累起来有一大迭，简直可以出版一木厚厚的《两地书》了。”
志勤已有几成醉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说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大难的一双，作为你们结合的唯一的见证人，看了那样的情书，我也被她的火热的爱心所感染，我似乎生活在幸福圈的边缘，甚至还有点妒嫉呢！”
我问道：“那些信后来怎样呢？”
“我本该早点通知庆华，小王已经不在上海了。我可不能讲出真情，主要是不知道你被解到哪儿去了。我曾经亲自到第二模范监狱打听你的下落，里面的人故意不讲，我考虑到说不出你的去处的话，这会给她多大的痛苦和悬想，还不如让她继续维持原来的幻想为好！至多让她再写许多无法投递的情书罢了。你大概看过高尔基一篇小说吧，那里面就是写一个比较丑的女人，请求高尔基代她给一位幻觉中的男人写了一系列情书。（按：这篇小说题为《她的情人》，耿济之译）我觉得庆华所写的那些无处投递的情书，比那个老处女的信更有意思。”
他似乎沉湎于庆华的情书堆里，倒使我产生妒意了。他离题讲了半天也没回答我的问题，我打断他的话再一次提醒他，他才说：“要不是我来到南京，她无法投递的情书还会写下去的。直至我来到南京，我才告诉她小王早就不在上海了，但又打听不着他转到哪儿去了。所以你写给小王的信没法送交他本人，现在我只有如数还给你了。她接过那些未能寄出的信时，抑制不住无声的啜泣，她关心的不是那些作废的信件，而是含着泪一个劲儿地追问：‘那么，小王究竟到哪儿去了呢？’我说，后来，我从一份《密勒氏评论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该报系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说从上海押解一百多名政治犯乘沪宁火车去苏州某个监狱，他们在进入北站途中，举行了壮烈的抗议示威，一致喊出打倒南京蒋介石政府，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围观的公众和乘客达万人。我猜想，小王是不是就在这里头呢？”
我连连点头，非常兴奋并感到无上光荣地说：“是的，那天我们出发至北站，确实举行了集体的抗议示威！”最后我说：“那些信又回到她手里，但愿我很快会看到的。”
饭后，张经理派他的自备汽车把我送至金陵大饭店。分手的时候我许诺明天再到银行里来。他在我口袋里塞给五十元钞票，要我置办些秋、冬季节的服装或日用必需品。
回到宾馆，第一件事就是托陈均益赶快去梅园新村，将吴庆华的名字呈报周恩来。老陈乐意前往，很快就得到回音，他告诉我：吴庆华的名字，早就报上去了，吴是最近期间在南京被捕的政治犯，很多同志都知道她，只因她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黑牢里，十多天以前，国民党将她和另外的四十多名政治犯转移到宜兴茅山区，南京政府最后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转往茅山的政治犯很快也会释放的。
听了这个回话，我虽然放心了，但仍然感到遗憾。我猛然想起，六天以前王世贤从南京来联系常州小分队，他急匆匆地吃了几个荷包蛋，就要赶路，说是他还有重要任务，去宜兴接一批政治犯，我当时没有问个详细，他讲的这项任务是不是就是接收南京宪兵司令部里的四十多名政治犯呢？唉，唉！我真愿跟随王世贤一同到宜兴茅山去一趟，我到那里肯定会寻着我的吴庆华吧。
第二天上午就得到梅园新村的通知，同房四人被派往延安，只有老陈留下来了，据他说周恩来派他到福建去完成一项任务。我心里惦念着吴庆华，准备等她来到南京一同出发；同室的难友劝说我：“你的吴庆华早晚要来南京的，你们俩不过是前脚跟后脚的距离，还是到延安再团圆也不迟。”如果我坚持留下来是为的等她，个人主义未免显得太突出了。我决定不再等她了。
出发以前，我特地到新华银行与志勤话别，我料定吴庆华一旦回到南京，她一定要找张志勤的，我留下话请他转告，说我已经去了延安，希望她也能到延安去。
就在这天的夜间，三楼的二十多名男女政治犯一同乘上北去的列车，向西安进发。张琴秋大姐和另外两名女同志跟我们坐一个车厢。
我们到了西安，在七贤庄住了一宿，第二天即乘坐两辆大卡车到三原附近的云阳镇，我与汽车司机交谈，才知道这两辆军车还是西北军十七路军“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事变中支持红军的礼物。云阳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划给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到来之前，工农红军刚刚改旗易帜，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开赴前线，八路军留守处就设在这里。
在提前来此的政治犯中，我又碰上了漕河泾八卦阵里的老难友，有安徽人张凯帆，“教我政治经济学的”丁冬放，还有一位教我日语的匡亚明，他们告诉我：
“你们到这里来要逗留一些时日，在确定什么人去延安之前，由中央组织部派专人来进行政治审查，发现被捕中叛变了组织的人，就不能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党的纯洁性，进行一番筛选是完全必要的。“政治审查”三这个词是我头一次听说。在今后的年月里，“政治审查”运用得比较频繁，使用这个政治术语都嫌麻烦，乃简称为“政审”。
政审的办法就是让每人提供所知道的同案和同监难友的情况，我在写下所知道的政治犯的情况时，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下尽，我在检举揭发匡亚明的材料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凭着道听途说的情况写了报告。
没过几天，我看到匡亚明面色惨白，愤怒地扔掉延安印发的学习材料，组织上正式通知他是“不适宜去延安”的人，这等于在政治上作出死刑的判决。他含着泪哀伤地孤零零地离开了云阳，这时我才意识到大概是我提供的材料起的作用吧。当时我不免为此事感到惭愧，而且有点后悔，并没觉出我是干了一件损人的事。需等五年以后，我第二次回延安，我才认识到那份检举材料损人又不利己。
我憎恶在革命队伍里无端整人的悲剧，但我自己却成了制造这一类悲剧的一分子。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