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段祺瑞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时势所逼和资历所致，实际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国家。他犯下的罪行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少，犯下的错误却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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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第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中国军人，严复和北洋水师将领的同侪，因此论辈分比大多数北洋陆军将领高。
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湘淮军中，儒将通常认为：民兵只要学三个月的瞄准，就可以上战场了。1885年，他在北洋武备学堂学炮兵。1889年，他留学德国。这时的德国是毛奇神话的发源地、全世界陆军的麦加，日本和拉美的军官都到这里观摩、进修。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招徕他参加。后人往往认为，他从此加入了袁世凯的幕府。不过，段祺瑞自己可能不是这么认为的。新式军官的素养不同于湘淮军人，部分就在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不一样。新军军官有意识地强调他们跟民兵领袖的区别，犹如戈登将军不肯承认华尔和白奇文是他的同侪。职业道德的关键在于克己的荣誉，瞧不起旧军的私人色彩，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民国成立后，这种职业道德的水准反而降低了。段祺瑞的特点就是职业性，不跟上司共进退。他回国以后，并不像淮军前辈一样回乡招兵，然后游说朝廷任用，而是耐心等待符合他标准的新军。无论谁做他的领导，他都照样办事。依照民国对军阀的定义，他这种表现就不能算做袁世凯的军阀系统。袁世凯器重他的专业能力，笼络备至。但袁世凯1909年垮台的时候，第四镇统领段祺瑞只是改任第六镇。
官制改革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运河废弛已久，然而漕运总督和一应官署仍然长期没有裁撤，现在终于沦为改革最没有争议的牺牲品。此举造成的政治真空如何填补，当时的名流没有达成共识。最激进的意见主张索性恢复古徐州的建制，纠正明太祖武断破坏自然疆界造成的恶果。瞿鸿禨主导的军机处不想走这么远，决定用江北提督取代漕运总督，绥靖这片群盗如麻的地区。段祺瑞以侍郎衔兼任江北提督，驻节清江浦。这时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是大清武臣之首，在文主武从的基本原则下，不可能再升迁了。严复早就指出：新军将领接受过西洋高等教育，知识水平比科举文官高得多，如果继续用文主武从的旧规矩限制他们，仿佛他们仍然是“好男不当兵”丘八文盲，不仅有失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极不审慎。段祺瑞的侍郎官衔就是制度上的突破，预示下一轮改革不能继续回避这方面的敏感问题。然而，历史留给大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需要比理论更有力。武昌起义打破了一切成例，朝廷病急乱求医，委派段祺瑞为湖广总督。民国肇造，政权完全落入新军军官手中。依据亨丁顿的理论，他们是现代化进行时国家唯一真正现代化的力量，天然拥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信。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次筛选，正规化程度最高的北洋军联合正规化程度较高的各省军队，扫荡了正规化程度最低的各省军队。蔡锷、尹昌衡和黎元洪这样比较专业的军官站在北洋一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敌视浪人的阶级本能，因为他们刚刚为了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费了很大力气来屠杀和清洗革命党人放进政府的会党和煽动家，实在不愿意再受二茬罪。他们愿意为稳定、秩序和财产权而战，却不愿意为帝制或共和而战。袁世凯高估或错误理解了他们并非无条件的忠诚，放弃了秩序维护者的角色，结果遭到迅速的抛弃。护国战争的阶级结构跟二次革命一模一样，只是麻烦制造者由孙文变成了袁世凯，由段祺瑞公开主导、蔡锷暗中配合变成了蔡锷公开主导、段祺瑞暗中配合。
第一次法统重光体现了西方晚近的共识政治：各主流党派以抛弃本党极端分子为代价，跟敌对党派的温和分子达成默契。温和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纲领差异趋向缩小，降低了政权更迭的危险性。这种局面没能长期维持，责任不在一方。旧国会解散的悲剧不是任何一个集团刻意设计的阴谋，而是各方缺乏良好协调造成的交通事故。良好协调是长期经验积累的产物，主要取决于成文法不能体现的默会知识。段祺瑞在此期间的表现证明，他惊人地缺乏管理能力和知人之明。许多专业人员都是这样，高度依赖现成的支持系统。在支持系统不完备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还不如江湖人物和业余爱好者。负责人的职务主要依靠知人善任，而非自己有能力。段祺瑞明显属于好部下和坏领导，欺骗他比欺骗袁世凯容易得多。除了飞扬跋扈的徐树铮以外，他提拔的人不是庸才就是叛徒。许多人还身兼两者，例如靳云鹏和段芝贵。所谓的皖系没有吴佩孚这样的核心大将，更多地存在于攻击者的口中，没有给他们名义上的领袖带来什么好处。段祺瑞滥用了用人不疑的格言，随意授权近臣以他的名义行事，各个小组的举动往往相互冲突，他却不负指导和协调的责任。张敬尧在湖南做了什么，他并不清楚，但张敬尧倒台造成的后果，照样落在他头上。通常算在他或皖系头上的政绩，其实主要是交通系和研究系的杰作。这些人在段政府当中的地位比较边缘，通常遭到比较内圈人士的阻挠破坏，而且同样很少依据段总理本人的宗旨办事，并不介意在段政府倒台时落井下石。
段祺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他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强人，对北洋诸将只能行使元老的权力，没有硬碰硬解决问题的资本。面子一旦撕破，羁縻的权力就会荡然无存。他这种类型的政治家最需要法统的无形力量保护，而他却为了纯属意气用事的理由破坏法统。法统一旦不再令人敬畏，总理还可能令人敬畏吗?《参战案》的纠纷开始时，段政府拥有大约四成的国会议员支持者。其余六成议员大多没有明确的态度，坚决反对的极少数主要是出于人事派系的恩怨。孙洪伊的党徒主要是忍受不了徐树铮的态度，黎元洪的支持者主要是忍受不了段祺瑞的态度。反对政策本身的议员几乎找不出来。徐树铮年轻而好事，喜欢自我表现，一再独占发言时间，让众多长辈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段祺瑞则是天生沉默寡言，胜任不了院外活动集团的任务，简短而生硬的表述和他的地位结合在一起，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同党。国会出于教训段祺瑞的目的，用程序搁置的手段对付他，也就是不愿意留下明确反对《参战案》本身的纪录。日后的广州非常国会由最激烈的反段人士组成，通过同一项《参战案》一点没有问题。国会这种做法确实是意气用事，但段祺瑞的反报复更加意气用事。他指望早已被自己得罪的大总统解散国会，其实国会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替大总统出一口恶气。大总统的拒绝本来可以用来转移责任，他却干脆连大总统一起反对。法统威灵扫地，府院双方都是牺牲品。而且由于段祺瑞的既得利益较多，他实际上是最主要的受害者。法统重光初期走投无路的极端势力由此得到机会，反而占据了历史的中心地位。
段祺瑞致命地缺乏政治判断力，突出地表现在他没有吸取教训的能力。他三次组织政府，每一次的政权基础都比前一次更狭窄。他为了排除前次障碍而采取的补救措施，每一次都给他造成了更大的障碍。每一次的调解人跟他本人打过交道后，都会变成他的敌人。徐世昌曾经出面调解府院之争，在大总统任内却比黎元洪更擅长暗中破坏段政府的基础。张作霖试图调解皖直之争，见过段祺瑞以后就完全倒向直系。从他的出身和背景看，他比任何人都更不适合扮演革命者的角色。然而他却通过临时执政府，将断绝法统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从此消灭了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黎元洪对1912年约法、吴佩孚对1923年宪法忠心耿耿，才能保持超越寻常军官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身败以后仍然能够凝聚遗民志士的忠诚和敬佩。而段祺瑞自为讨好冯玉祥而自称“革命政府”以后，已经注定两头不是人。如果他稍有远见，不可能看不出临时执政府是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妥协。张作霖对北洋传统犹有敬畏，冯玉祥已经决心把执政府当做人肉盾牌。段祺瑞如果依靠张作霖，很可能暂时被冯玉祥赶出北京，但张作霖很可能拥护他做名义上的北洋共主，无需组织军政府性质的大元帅政府了。这样的政府是否能够抵抗北伐，犹在未定之中，但吸引阎锡山和抗击冯玉祥的地位无疑比大元帅政府有利得多。然而，段祺瑞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对自己最不利的路线。
“革命政府”的“革命”字样并不是一句空话，意味着废除法统和条约义务，重启战争状态。撕毁《辛丑条约》，只有在执政府废除法统之后才有可能。破坏京津非军事区，意味着重启践踏国际准则的义和拳战争。以十九世纪的国际习惯，这种行径相当于德国政府公开为希特勒平反。当然，执政府(或者不如说劫持执政府的冯玉祥)没有资格跟德国相比。他们的地位更接近可怜的黎巴嫩政府，在真主党的威胁下进攻以色列的非军事区，为伊朗充当人肉盾牌，却独挡以色列的报复。三一八事件前夜，苏联、冯玉祥和日本分别扮演了伊朗、真主党和日本角色。直到抗战前夜，除了蒋介石取代段祺瑞，共产党取代冯玉祥以外，基本格局没有多少变化。日本军队不出所料地报复，执政府不出所料地无法抵抗。这时，李大钊和徐谦(也就是著名的北方局)领导的学生运动及时逼宫。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明白，段祺瑞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是强者。他与其说像滥杀妇女儿童的波斯皇帝，不如说像报复蒙古使节的南宋皇帝。国共两党不派冯玉祥和鹿钟麟逼宫，却派来了刘和珍，其实是一种践踏江湖道义的手段，跟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派儿童团残杀俘虏一样。曹丕和忽必烈逼宫的时候，至少允许蒙尘天子保持受害者的形象和喊冤叫屈的资格。儿童团代替大臣和军官，目的就是要剥夺失败者的最后一点安慰。儿童团的主人却可以得到双重的利益：不需要为政治代理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还可以诬告对方残杀平民，仿佛他们的代理人可以在执行政治任务的同时享受平民的权利。当然，这种无赖手段肯定会导致西欧政治伦理的瓦解。后者的实质就是严格区分文武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权利义务，从而为平民换取了免遭政治军事行动伤害的特权。如果有人能够同时享有文武官员的权力和普通民众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在世界舞台上用张献忠淘汰宋襄公。这种人经常活得足够长，亲身领教自己创造的世界;甚至经常活得太长，足以恬不知耻地冒充无辜受害者。李大钊、鲁迅和刘和珍如果能够活到王明、周作人和丁玲的寿数，恐怕没有任何高妙的手段能够屏蔽他们暮年的耻辱和痛苦。林昭如果像刘胡兰一样死于土改工作组时代，大概也会从自由女神幻想小说的主角沦为女烈SM幻想小说的主角。张国焘在这种人当中，就算是下场最好的，主要因为他以免费搭便车的方式，享受了西方文明施舍给弱势团体的恩惠。在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众谴责偶然的暴行。在非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众感激偶然的仁慈。刘和珍的世界仍然属于前者，丁玲的世界已经属于后者。
段祺瑞没有在大沽口事件以前及时引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下台时间。冯玉祥私刑处死他唯一能干的亲信徐树铮以后，他仍然恋饯不去，只能视为不可救药的愚庸。然而他在三一八事件以后继续坚持，却不失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好学生，因为他自己已经横竖做不成正面人物，让冯玉祥落到同样下场就是他能够指望的唯一成功。刘和珍逼宫胜利，等于冯玉祥不战而胜。鹿钟麟带兵杀进执政府，等于剥夺了冯玉祥又占便宜又卖乖的机会，其实就是段祺瑞的胜利。政治家的成败有许多不同的评判标准，想尽可能保护自己，还是想尽可能伤害敌人，各有不同的玩法。段祺瑞最后的玩法表明，他已经根本不想东山再起了。他的晚年是节制和体面的，因为他的缺陷主要不在道德方面。他这种人如果生在比较正常的社会，很容易成为优秀的军官，足以发挥技术能力，却不会暴露判断力的弱点。他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时势所逼和资历所致，实际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国家。他犯下的罪行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少，犯下的错误却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多。然而正如塔列朗亲王所说，有些错误比罪行更严重。历史对他极其慷慨，对他的前人和后人却非常吝啬。他用普普通通的愚庸葬送的机会窗口，无数大智大勇之士用无限的牺牲都无法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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