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限制谩骂到声光电折磨：“花样百出”的审讯方式
这样的贫乏与屈辱，从逮捕送入拘留室就开始了。前面我已经讲了陆焉识、徐大亨、刘胡子等人被逮捕和审讯的过程。而苏联的卢比杨卡（契卡监狱）也是惊人类似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苏联所谓“犯罪调查”的实情。种种酷刑从审讯之前的等待时间就开始了：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秘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具体的酷刑，也是五花八门的，而每种酷刑都会让即便经过世面的人恐惧的颤抖：“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
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
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
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
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
在等待审讯中，死人也是家常便饭：
“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生命就是草芥。
还有许多对大众或有所耳闻、或闻所未闻的酷刑方式，索尔仁尼琴比较具体的写出，我就不照搬在本文了。简单列举，审讯员对囚犯的审问方式包括，包括熬夜询问、虚假许诺、粗暴辱骂、阴晴不定的恐吓、红脸白脸轮番上、性羞辱女犯人、踩男犯人睾丸、以亲人相要挟、猛烈喊叫和挠痒处、强光照射、电刑、多次提审故意一言不发、故意激怒被审讯者、罚跪罚站或罚坐（当然不是随便坐，是要按要求坐着一动不能动，或必须坐在椅子棱角上）、和臭虫关在一起、潮湿肮脏或冷或热的禁闭室、饥饿、不留痕殴打、折断骨头……
以上这些，一般的人一件都受不了。而审讯者可以通过了解囚犯弱点，选择最利于让囚犯屈服的方式。当然，好几种方式一起或轮番使用当然也是可以的。如果有必要，所有这些方式都用给某个人、用给每个人，也是可以的。
除了这些刑讯，还有诸多在法治社会闻所未闻的方式，让囚犯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例如，亲戚无法探视；没有律师或者律师完全没有用；审讯者可以随意违背法律而受审者不能质疑；通过询问与案件（哪怕是捏造的案件主案情）无关的事找到任何不满政权的言行（哪怕只是发牢骚），然后无限上纲、扣帽子定罪……总之进了这里，就不要想着无罪释放了。只是判的长还是短，死的早还是晚的问题。而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在大清洗发生二十多年后的“解冻”，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将死在“古拉格”里……
而“古拉格”的酷刑，让纳粹监狱都显得“温柔”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当时的世界，鲜少知道苏联发生过这些在很多方面比纳粹暴行更残酷的事。即便是在“古拉格”外的大多数苏联人，对自己国家居然有这样巨大的监狱，都是不了解的。不过也有一些人敏锐觉察到了。如民国学者徐志摩，访问苏联看到了惊人的贫困，以及看似对内进步、对外友好背后残酷的专制统治：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那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想不到，过了不到三十年，中国又以更加残酷、粗粝、败坏的方式，将这“血海”重演了一遍。而且，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跨过“血海”后，都并没有抵达“天堂”，而是长期在炼狱中挣扎。当年的“血海”给整个民族和每个个人留下的创伤，至今都未有治愈。
经过残酷审讯、又经历火车上的洗劫与颠簸，幸存者们才一个个前往“古拉格”就位，成为建设苏维埃的螺丝钉、没有任何成本的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