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成为可能就在于，今天的中国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大 bug，已经是一个要解决世界问题完全绕不开的问题。
对中国问题的一个真正的、有效的解释，将是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因为你只有真正解释了中国，你才能解释世界。假如真要是有什么“中国学派”，一定是基于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的解释”才得以构成。
1 “中国当下究竟是谁?”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当下在哪儿?我们未来会到哪儿去?这就是门口保安常问我们的最深刻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来?要到哪去?
近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西方人一直搞不清中国是怎么回事。诸位若跟外国学者打过交道，或者出去留过学的话，就可以感觉到最近这一两年，他们看中国是彻底晕菜了!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最近这五六年，也有很多声音越来越响，比如要建立“中国学派”“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等等。假如依托于中国本土资源对全世界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这恐怕不大容易做到，因为中国本土资源“儒家”“法家”“道家”等等，如果能够很好地应对世界问题 ，我们就不至于挨揍一百多年。
所以我认为从中国本土资源来说，搞一个“中国学派”不大可能。反过来，我们把西方的东西彻底吃透了，由此融会贯通，得出一个全新的、独树一帜的想法，这也不大容易做得到。因为对西方学者来说，那是他们的“童子功”，中国学者把这些东西做得再怎么精深，在西方也只能是个三流学者，最好也不过是个二流学者。无论是把本土资源或是把西方的东西吃透，重新解释，都不可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
那么，“中国学派”是否真的没有机会成为可能呢?
从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近五六年的研究中，我感觉“中国学派”其实还真的有机会，但绝不是刚才所说的那两个方向。“中国学派”成为可能就在于，今天的中国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大 bug，已经是一个要解决世界问题完全绕不开的问题。
中国今天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具有巨大的外部性效应——中国一个纯粹的内政措施，也会在外部产生一个巨大的连锁效应。而中国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假如始终无法向世界表达出你将如何善意地、有节制地、正能量地运用你的力量，那就不会构成世界的一个建设性力量，而只会成为世界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太大了，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况——假如中国不变好，世界一定会变坏，这是当下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中国怎样变好?妙处就在这里，这是中国人的“童子功”，外国人再怎么研究中国，再怎么研究汉学，也只能是一个外国的汉学家，而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因为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局外人，即使你长期生活在中国，只要你拿的还是外国护照，那么很多东西你就无法真正体会到。
所以，对于中国问题真正的解释，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做到。而今天，对中国问题的一个真正的、有效的解释，将是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因为你只有真正解释了中国，你才能解释世界。假如真要是有什么“中国学派”，一定是基于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的解释”才得以构成。
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么重要?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上的原因。现实上的原因是我们中国现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前所未有的“朋友遍天下”，却又前所未有的“敌人遍天下”。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朋友，就是我们所有的敌人。但他们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取决于如何动作——我们的动作是把他往朋友的方向上推?还是往敌人的方向上推?
大家最近都有直观的感受，不仅仅是在外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同样面对这些问题。在这个时候，中国感觉到强大无比却又感觉到千疮百孔，感觉到威风凛凛却又感觉到内外交困。而所有的这些内外交困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我们在内政、外交上的措置失当;而为什么会措置失当?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根本说不清“我们是谁”，根本说不清“什么是中国”。这会导致一个结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就不知道你的利益是什么;只有能说清楚你是谁，你才能知道你的利益是什么。而你不知道你的利益是什么，直接的衍生后果就是内政外交上的举止失当，因为你找不到真正符合你利益的政策。
所以，归结下来，困境就在于中国无法有效地认清自己，无法有效地说清楚“我们是谁”，从而丧失真正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这个东西不是物理性的，不是可以用硬指标来度量的，自我意识完全是一个纯内心的感觉。
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自我意识是基于“你是谁”这个问题的哲学化表达，而这个哲学化的表达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治层面，即我们的宪政结构的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
即使你论证出当下宪政结构的正当性，但依然无法给出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即你的心理边界在哪里?谁属于这个共同体?谁不属于?这个东西既不是物理现实，又不能通过政治哲学来论证，那么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是通过什么形成的呢?是通过历史哲学，或者说通过一种史观的构造，对于我们过去如何走到今天的解释。
只有它才能说明：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当下在哪儿?我们未来会到哪儿去?这就是门口保安常问我们的最深刻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来?要到哪去?
2 什么是“历史哲学”?
事实上，这些故事是基于一整套的理解结构或曰“解释框架”，由那些枯燥的档案史料搭建起来的。就好比这些史料是砖头，那么这个理解结构就是蓝图，就是框架，依据这些蓝图，将这些砖头搭建起来才得以盖成一栋楼。
那么，紧跟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历史哲学”?这里涉及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什么叫历史?历史是所有那些发生了的事吗?严格说来，谁都没有看到那些事，现代人不可能，即使当时的人也不可能看到那些事，就像你现在不知道操场上的人正在干什么一样，尽管你和他们都处于同一时空。
它只能是一些很框架的、大略性的记述，包括档案、资料、起居注之类的东西。而假如你们真的去看档案的话，就会知道那非常枯燥，因为这些档案可能是由今天的入党誓词、明天的成绩单构成的。
我们每个人在谈历史的时候，都是在说一个一个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从哪儿来?是谁曾经看到那些事，把他讲述出来的吗?是谁曾经经历过它而完整讲述出来的吗?
事实上，这些故事是基于一整套的理解结构或曰“解释框架”，由那些枯燥的档案史料搭建起来的。就好比这些史料是砖头，那么这个理解结构就是蓝图，就是框架，依据这些蓝图，将这些砖头搭建起来才得以盖成一栋楼。
但我们是因为有了砖才有的蓝图吗?蓝图是独立于砖的，虽然蓝图必须考虑砖的物理属性，但是它仍然不能使得蓝图依附于砖。这个蓝图就是“史观”，就是“历史哲学”。所有的史料档案堆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是什么?怎么理解?
不是基于史料内在的，而是基于蓝图的，是基于你事先秉持的一个蓝图和解释框架的，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件事的意义才会浮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哲学”或者说“史观”。
刚才我所讲的“共同体的心理边界”，就是基于这个蓝图勾勒出来的。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前一阵在微信里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东西：要过端午节了，全国人民要庆祝，但是陕西人没资格庆祝，因为正是秦人把楚人屈原逼死的，所以那是敌国的事儿，你秦人有什么资格庆祝?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千年以后，东亚大联邦要过一个节，但日本岛上的人没资格庆祝，因为就是当年的日本人把我们中国人给逼死了。这两个说法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可秦人和楚人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彼此是敌手还是一个大共生体的各一部分?
这个全在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蓝图。这个蓝图你是划到湖北边境?还是划到960万平方公里?还是划到整个东亚大陆?这个蓝图怎么勾勒，跟史料没有直接关联，蓝图的勾勒是独立的，只不过你勾勒出来的蓝图不能不考虑砖的物理属性。
话说到这里，究竟“什么是中国”?这是我近几年所研究的问题。在这个研究里，我所说的蓝图的重构，根本意图就是要重新解释什么是中国。我想要达成的目的是颠覆三种史观，也就是对于中原汉族人来说的三种习以为常的史观。
第一是“汉族中心主义”的史观。
中国不是汉族的，汉族是中国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常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跟汉族有关，但地大物博就跟汉族没多大关系，地大物博主要是在边疆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你把汉族史等同于中国史的结果，就是你有什么资格去统治边疆地区?因为你不认为那片区域的历史是你历史的一部分。不能说我暴力征服了那里，就可以统治!那日本人还暴力征服了东三省呢!
第二是“一元实体”的中国观。
这种史观认为中国是一个一元实体，就是汉族实体，不断膨大到今天的 960 万平方公里，甚至膨大为1300万平方公里(大清)，但是后来被丢掉一部分。而真实的中国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一元实体的中国观和汉族中心主义是一体两面，这两个都是我努力想击破的。
第三就是“革命史观”。
为什么要击破这三种史观呢?前两种史观不击破，我们就无以定边疆——因为你无法论证一个统治边疆地区的正当性;而革命史观不打破，我们就无法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同时也无法与自己的邻居和解。
因为革命史观天然认为过去是黑暗的、残酷的、愚昧的、专制的、暴政的，如果我们过去那么黑暗，那怎么长出了这么光明的中华文明?这说不通啊!同时，革命史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对于现存的国际法的正当性予以否认。中国太强大了，周边邻国相对而言太弱小，弱邻面对我们何以自保?只有国际法而已!假如国际法的效力对你而言就是一张废纸，那你让周边邻国如何信任你?如何跟你打交道?它唯有投靠另一个强国而已。
这三种史观不打破，就必然会造成我国的内外交困：头两个史观不打破，就无法定边疆，就会内政失措;后一种史观不打破，就无法与自己的过去和邻国和解，就会外交失措。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问题都出自这里。乍看起来，重构中国历史哲学是一个很虚的、纯理论的思想游戏，但却有其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与看上去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困境都有最本质的关联。
当然，这三种史观不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而是在近代，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早期，我们一系列内外交困的状况之下逐渐地浮现出来的。我所做的研究，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解释为什么这三个史观得以浮现?它们浮现之后，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以及虽然这些历史作用很重要，但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被超越?这就是我的研究想要达成的意图。
我去年在这个教室里讲的也是这个话题，当时我已经完成了两篇阶段性成果，有两篇文章《东北观天下》和《西北望长安》。这两篇差不多完成了打破前两种史观的意图，从东北、西北这种边疆、草原的视角，对于“什么是中国”给出了一个解释。
我的视角不是简单告诉你草原很重要、边疆很重要，而是那里面有一整套系统的论述。我是把它还原到一整套最硬的生存逻辑上，研究它的生态机理是什么，它的生态机理决定了它的经济机理，它的经济机理决定了它的财政机理，它的财政机理决定了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而这一系列结构又决定了草原和中原形成了一个怎样的历史互构的关系。今天不作赘述。
有朋友读完我那两篇文章之后问我：“依照你的这个结构和写法，中原太无能了。中原完全是基于草原才能够走到今天啊!但中国历史如果这么说的话，就矫枉过正了。”所以我之后的研究，就是从中原的角度继续重构历史哲学，重构整个中国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将进一步完善我的框架。
3 混乱、秩序、多重平衡、混乱……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讲到，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
对黑格尔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是角马跑了二十四圈而已。
中国是否真的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变化呢?我研究中国历史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回归到中原史角度，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讲到，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当然黑格尔先给了中国历史一个很高的地位，说那是人类文明的黎明，在中国，人终于脱离了一个纯粹的自在状态，进入到一个有意识的状态了。但在中华帝国，只有一个人有意识，其他人全是被动的。而在这之后，整个中国历史的结构就没有发生变化了。
黑格尔所说的“没有历史”，不是没有时间的流逝，而是指流逝了这么多时间，整个社会和帝国却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只不过是纯粹生物性的存在，跟角马年复一年在非洲草原上的迁徙没有区别。你能说角马有历史吗?
角马只有一个自然过程，它没有一个结构上的生生不息展开的过程，以及它的观念、它的意志等等不断开放的过程。对黑格尔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是角马跑了二十四圈而已。当然他的论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影响黑格尔整个历史哲学理论的构筑——黑格尔是要画一个全新的蓝图的。
我恰恰是在读黑格尔的时候，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黑格尔说的“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是否真的正确呢?中国是否真的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变化呢?我研究中国历史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中国历史有一个生生不息的结构性的变化，从远古一直持续演进到今天。而这种持续，在绝对意义上可以构成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历史。当然我们不是一定要拿黑格尔来作为衡量中国的一个标准，而是在这过程中我们能发现，中国历史演进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动力。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内在动力很好地理解清楚，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当下在哪儿，未来的方向在哪儿。这个内在动力是什么呢?我称之为“两种秩序在不断地对抗”，而这两种秩序、力量的不断对抗，就形成了我所说的历史。
这两种秩序、力量是什么呢?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自生秩序”或曰“哈耶克秩序”;另一种是源于朝廷的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总体控制的“集权秩序”或曰“霍布斯秩序”。我这里用“自生秩序”和“集权秩序”来说明。
中国历史向前运动、向前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就是“自生秩序”和“集权秩序”的对抗，这两种秩序的对峙状况必须获得某种均衡，假如没有找到这个均衡点，那么这个帝国总体的秩序是持续不下去的。
而这种均衡会落实为某种显性或隐性的制度安排，这个自生秩序和集权秩序的均衡，我们可以用“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动态均衡”这个概念——这里的自由就是一个微观层面不断互动产生的一个自生秩序。由均衡的这两种秩序所构成的更大的帝国秩序，才能够稳定持续地存在。
假如这种均衡固定住了，一直存在了，那么我们的历史就进入了黑格尔所说的停滞状态。但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均衡实际上发生了多次变化，多次被打破。
这个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呢?
我们发现每一次均衡被打破，都是因为技术跃迁，以及技术跃迁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要素可能不是同时到来，但是要想起作用，必须同时存在。
人口结构的变化既涉及到族群意义上的变化，也涉及到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技术跃迁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很多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这些新经济要素的出现会使得原来的均衡被打破，均衡一旦被打破，历史就会往前走。
均衡被打破，意味着进入混乱。在黑格尔的视角下，混乱不一定是坏事，混乱意味着蜕变，意味着向更高一阶迈进。观察欧洲历史，我们会发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内部跟我们的东周列国没什么区别，每个国家内部都处在封建割据状态，那时国王无法让下面的诸侯听他的话，就如同让齐桓公听从周天子，这事儿基本没戏。
为什么?因为我就不听，你能咋办!有本事你打我啊!不服来战啊!要想打赢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军队，更强大的军队依托于更强大的财政能力。但在中世纪，钱只能从农业庄园中来，这意味着你占有多大面积的土地，就可以大致成比例地推算出你有多大的财政能力，以及能养活多大规模的军队，假如双方土地面积差不多，那双方的军事实力也差不多。所以，你就是再不服，也拿我没辙，这种封建状态就固化下来了。
这一状态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才被打破。远洋贸易的出现，使得一种全新的财富形式出现了：我一寸土地都不占，也可以积累巨额财富，因为远洋贸易只需要资金和冒险者就可以进行。这种与土地占有无关的经济要素，即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要素。
如果新经济要素所产生的财富，被投入到已经彼此形成均衡状态的君主和贵族之间的任何一方，这一方将会形成碾压性的优势，于是原来的均衡就被打破，进入混乱状态。
我们的历史如此悠久，使得我们每一次历史波动的周期，比欧洲每一次历史波动的周期要长得太多太多!
这就是近代以来欧洲历史出现各种混战，以及在混战中进行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一系列革命的原因，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在中国，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过程，只不过我们的历史如此悠久，使得我们每一次历史波动的周期，比欧洲每一次历史波动的周期要长得太多太多!
打破原来的均衡的新经济要素，往往都是由君主、朝廷、皇上最有效地抓住先机。对于欧洲来说，资本家把钱借出，肯定要先做风险评估，因为钱我借给你，我知道你是去打仗去了，那我得评估一下谁打赢的概率更大，我才愿意把钱借给谁。
但是假如你打仗没有任何正当性，我把钱借给你，好像也不大靠谱。而谁打仗最有正当性呢?肯定是君主，所以君主往往能够最先抓住这些新的经济要素。而在中国，却是另外一个逻辑，我后面会举例说明。
一旦君主抓住新的经济要素，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而这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就会使得过去的均衡被打破，于是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运动、历史变化就出现了，从而形成新的均衡，甚至产生多重均衡的问题：原来的均衡点变化之后，并不是彻底乱套什么均衡都没有了，而是滑入到另一种新的多重均衡状态。那么在这种新的多重均衡中，它可能会向集权秩序的那一方过度偏移，这种不稳定的均衡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丧失活力，帝国会玩儿不下去;而假如过度向自生秩序那一方向偏离，帝国就会解体，也玩儿不下去。所以要找寻一个可持续的均衡关系，帝国才会长久。
但是，当君主一把抓住新经济要素的那一刻，这个均衡很容易向集权方向偏移，社会将会丧失活力——某种意义上甚至不是丧失活力，而是在这一偏移后的均衡关系中，有一些人、一些东西无法被纳入到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无法进入新的秩序，它就会成为一种无序的力量，实际上就是流民。
这有点儿类似于什么呢?多重均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凯恩斯提出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是，只要市场作用，供需就会达到一个均衡点。但凯恩斯说会有平衡，但需求很可能会不足，这样供需平衡就会向下，这种均衡就是无法提供足够就业的均衡。此时政府需要拉动需求，使得需求进入到一种能够提供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之下。
提供充分就业的均衡，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工作，所有人都能被纳入到这个秩序当中;在无法提供充分就业的均衡当中，就意味着有许多人没有被纳入到这个秩序中，但这帮人也要吃饭，也要生存，他们就变成了流民。所以，古代皇帝抓住新的经济要素后，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秦末那样流民四起的局面，就会出现那种很短命的朝代。
短命朝代之后，同步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的朝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长寿朝代用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为均衡偏移被甩出秩序的人整体性地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一个全新的均衡结构里，帝国由此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并且由于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被纳入进来的均衡状态，所以它很稳定，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
4 从封建到豪族再到平民：三次结构性的社会变迁
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三次结构性的变迁。每一次结构性的变迁，必须有一套全新的方案，把所有人包括被甩出去的流民都能包进来的方案，这就对应着一套全新的治理方式，因为没有全新的治理方式，肯定玩儿不转。
治理方式肯定是要靠官僚来进行的，全新的治理方式意味着你一定会动某些人的奶酪，那么你一定有另外一种奶酪把另外一群人忽悠起来跟着你干，你才能玩儿得转。于是，全新的治理方式就会需要一个全新的人事基础，而全新的人事基础又涉及到知识传播的能力。
刚才提到的社会层面的三次结构性的变化，以及对应的三次治理模式的变化，对应着不同的人事方案，我统称为“中国历史的三次时间结构”。
这三个结构性变化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是封建社会，就是周朝的那个状态(从秦到清的中国社会制度是一种西方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二个是世族/豪族社会，世家大族豪门士族;第三个是平民社会。
这三个结构性变化的时间节点分别是：从周的建立到秦汉时期;从汉武帝时期豪族兴起到“安史之乱”结束;从北宋开始进入平民社会。日本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论”认为，从唐到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复杂的变化，即从中古社会进入到近世社会，从门阀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而平民社会这个结构性变化，又可以分为两段，即西方到来之前的平民社会和西方到来之后的平民社会，这里面都有不同的历史结构。
这三个结构性变化，它们分别所对应的三种技术跃迁以及知识传播的变化分别是什么呢?在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结构是“井田制”，石、木质农具，人力耕作。到春秋后期，铁器牛耕的出现，以及此时人口规模的膨胀，使私田大量开拓，井田制玩儿不转了。
井田制的时候，诸侯的财政来源于公田，“初税亩”等改制之后，所有田不分公私一体纳税，而前提是农民在私田耕作时需要通过交保护费来保障自己的私田安全。这个钱交给谁?就是交给地方上的那些大诸侯，于是诸侯就获得了新的经济资源、财政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把那些坚持井田制的贵族干掉，于是封建制保不住了。
在贵族被干掉之前，封建制为什么能保住?
因为那时战争只有贵族能参加，平民是无法参加的。贵族人数很少，而且那时候打仗也不以杀死对方为目标，比的是双方在家“克己复礼”：我“礼”比你做的更到位，我比你更有礼貌，我就赢了。就好比咱不是比谁枪打得准，而是比谁被子叠的好。只要你被子比我叠的好，那哥们儿我就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礼仪效应就会远大于战争的实际效应，而且规模也不会太大。相对于后世的战争，封建社会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几十个贵族打群架，所以你不能指望一个诸侯国灭掉另一个诸侯国。而假如某一个诸侯国不玩儿叠被子了，开始比砍人了，此时就从打群架进入到战争的规模了。
一旦战争的规模扩大，战争的实用性超过了战争的礼仪性，那就意味着战争的逻辑彻底变了，此时最重要的是比拼国家整体资源、人员的动员效率，而不是以前的叠被子。当战争逻辑变成动员效率的比拼之后，战争规模就会越来越大，结果一定是大一统，所以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改变了(注意：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变成均势，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地理结构，同时欧洲的大陆均势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的存在)。
刚才我们谈到了另外一个要素，就是知识传播的成本。在早前，文字是留在鼎和龟甲上;后来有了竹简，战国时期的游士阶层就出现了，并被逐渐起用。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新的经济结构和知识传播技术，新的人事安排就获得了基础，社会进入到秦汉的时代。
而商鞅变法把这一套东西推到了极致，所以秦国的动员效率在当时是最高的。之所以如此，因为它的法律里有一个规定，就是“分家”。这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君主面对下面无数个散沙一样的小家庭，那么君主就失去了以前那些次级分封贵族的制约，所以此时的均衡迅速向君主专制的方向漂移，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大批人被甩在外面，于是流民四起，秦祚不久，二世而亡。
后来汉高祖与民生息的“黄老之治”，把原来被甩出去的流民又包了进来。但是汉仍然继承了秦政，即“小家庭”。当然，汉高祖刘邦施行“黄老之治”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本人亭长出身，打天下只能靠给兄弟们很多的让利，所以在打下天下之后，汉高祖手下的大将和文臣对他有着相当的约束能力。
后来，景帝“七国之乱”时打掉一批诸侯国，武帝用“推恩令”打掉一批诸侯国，对国家的控制力就变得很强了。于是武帝开始大肆对外征伐，频频用兵，这是极其花钱的，而且对老百姓扰攘不堪。
到了武帝末期，社会如同秦二世时一样，关东地区两百多万流民。流民脱离于组织控制之外，朝廷无法从这些人身上拿到税收，可是战争还在继续，怎么办?只能从还没流的那些平民身上加税，于是那些人也流起来了;可是那些人流起来以后又没饭吃，最后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投奔当地比较牛的豪族门下，把自己的户口销掉，从法律上消失。
而且武帝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各地郡守权力极大，大到像一个独立王国，那时候郡守和其手下官僚彼此是以君臣关系相待的。郡守作为一方土皇上，不希望受中央节制，就和地方的人合谋，而合谋最好的对象就是地方的豪族。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武帝时期豪族兴起的背景。
武帝为了约束控制郡守，就向下派刺史(约等于今天的中纪委巡视组)，权力大，级别低。后来顾炎武盛赞此制度，认为权力大，能够对地方形成制衡;级别低，又使得这种中央派出人员只能紧紧依附于中央政权。
5 权力的游戏：多方互动视角下的两汉魏晋
曹操通过选拔平民人才打压世族，藉“青州兵”之力，渐渐地打破世族与非士族的界限。然而曹操一死，青州兵马上哗变，曹丕失去了支持自己对抗世族的力量，唯有与世族妥协让步，推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世族势力的回潮。
这里就要提到我后面想讲的内容。这三次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不是抽象存在的，这三次变化又是君主、君主的家臣(包括宦官、外戚这类君主的延伸)、广义的贵族(包括后来的世家豪族)、官僚(在有豪门贵族的时候，官僚体系相当于君主的延伸，但是一旦没有世族之后，官僚体系便成为跟君主争利的对象)的多方互动，再以及平民。
这几方之间不断变换结盟关系，就使得刚才我们所说的“复杂均衡”能够出现。在常规官僚体系之外，武帝设立了刺史这样一套非建制化的体系，用这套体系来约束原有的官僚系统，以防止他们不听话，背离皇帝而去。
就好比我在发现政府不听话、不好使的时候，设立若干小组，用小组控制政府。但是刺史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其权力会逐渐实体化，他就会变成下一轮的土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州牧”，于是你又需要设立新的体系来约束它。
而在武帝时，豪门大族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对于政府来说，登记在册的人口越来越少，那么税基就减少了。朝廷又意识到了豪门大族的问题，就想方设法把这些豪门大族打碎，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直到后来王莽想要彻底灭掉豪族，豪族奋起反抗，刘秀作为豪族领袖建立了东汉——东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豪族政治基础之上的。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能获得解释了：为什么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小人”和“贤臣”都是谁啊?实际上，“贤臣”在后汉就是那帮豪族。因为贤臣你首先得识字，玩得起竹简，当时竹简不是谁都能玩儿得起的，只有世族才能玩儿得起。
于是世族构成了官僚体系，而世族在地方上又有豪族的那种社会基础，于是皇帝从地方到中央全方位被豪族压制，他的力量完全不得伸展。
所以皇帝必须在豪族之外获得某种力量，找到同盟军，而且只有在地方上没有任何根基的人，才能够依附于皇帝，这种人的来源一是外戚，二是宦官，这就是“小人”。但皇帝没有选择，所以后汉倾颓是必然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和外戚、宦官还构成了彼此之间争权夺利的竞争关系。后汉的前几个皇帝自己够强势，所以还能利用豪族彼此之间的矛盾搞平衡关系;后来几个冲龄即位的皇帝刚断奶没两天，只能由外戚摄政，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季和汉桓帝。汉桓帝利用宦官诛杀梁季，之后这些宦官全方位党政，皇帝要施展自己的意志只能借助宦官。所以我们说东汉是因为桓、灵二帝完蛋的，但这哥儿俩也是很可怜的!
在这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大崩溃的时代，一个彻底失序的状态，当时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起来了。豪族们看着桓、灵二帝的搞法很不爽，但是又不能动皇帝，所以他们只能动宦官;而宦官也是要动豪族的，所以才有“党锢之祸”。结果，地方上袁绍带兵干掉宦官，之后董卓带羌人过来赶跑袁绍，再之后袁绍召集十八路诸侯又把董卓打跑。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世族跟皇权以及代表皇权的宦官之间的斗争开始了。
而另外，我们刚才所说的多种力量，也就是皇权、家臣、官僚体系、平民这几种力量，对于袁绍来说，无非阉庶之人、刑余之人等等，根本没资格在帝国内部说三道四，只有我们伟大的世族才可以!帝国是属于我们的!于是把其他力量全都给干掉了，这时候曹操就起来了。
而曹操的身份，他爷爷是宦官，所以真正的世族抗击他，觉得他也是阉党。而曹操想极力洗清他的阉党身份，因为他自己也看不起阉党;然后又想加入世族，但是世族又不乐意带他玩儿。曹操很想加入这个游戏中，但是他在阉党和世族双方都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那就只有从平民那里取得支持，以此作为本钱来跟世族玩儿。
这股力量从哪儿来?现成的，黄巾贼!黄巾贼就是平民。曹操在青州平了黄巾贼之后，将其收编为“青州兵”，用青州兵一把获得了跟世族掰手腕儿的资格，后来又陆续打掉了一堆顶级世族，之后曹操才说“设若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
曹操为了防止有人再称王称霸，不断地打压世族，这就意味着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选拔人才，曹操就不断要求民间往上送人。他有一句话，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意思是世族是有德行之人，我可以容忍你们这帮家伙来玩儿，但假如你们没能力的话，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赏功能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就是偷鸡摸狗之辈也无所谓，只要你们有能力!曹操以这样的观念，就把世族与非士族区分开来的界限给打掉了，而他所凭借的力量，就是平民的力量，就是青州兵。但是，曹操是会死的，而青州兵只服曹操一个人。等到曹操一死，青州兵马上哗变，曹丕完全控制不住局势，只能发点儿路费让他们回家了事。
于是，曹丕就没有了支持自己对抗世族的力量，而且他还篡位，大不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他若想玩儿得转，就必须与世族妥协让步。怎么让步呢?于是陈群就作为世族代表，说咱们玩儿“九品中正制”吧!“九品中正制”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世族势力的回潮。
反过来看东吴和西蜀，也都是这样的情况。此时西蜀面临的是一个“主客问题”：刘备等外来势力打掉了原来的“主”，占领四川地区，鸠占鹊巢。这个“客”，本身人数就很少，而且还不断要从“主”的身上汲取力量来北伐中原，否则刘备即位就没有正当性了。这样的话，这个“主”肯定受不了啊!所以西蜀面临着很严重的主客矛盾。
这里推荐田余庆先生写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其中有一篇就写了诸葛亮与李严的事。刘备托孤的时候，实际上是托给两个人，一个是诸葛亮，作为“客”的代表，另一个就是李严，他就是“主”的代表。
还有一篇写到刘封与孟达。这两篇就写了诸葛亮如何算计平掉李严这一拨势力，包括借曹魏之手除掉孟达，因为孟达是李严的党羽。田余庆先生通过对历史的蛛丝马迹的梳理，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诸葛亮要孟达死而不是降。
因为一旦孟达回归，就会和李严结盟，那诸葛亮就玩儿不下去了。只有孟达死，诸葛亮才能玩儿死李严，然后才能控制住整个西蜀。历史上的诸葛亮以严刑峻法著称，他建立了一套如臂使指的官僚体系。这些官僚从哪里来?就从蜀中的平民中来，联合蜀中平民打击蜀中世族，然后他才能组织力量北伐中原。
某种意义上，诸葛亮继承了曹操的遗志。但在曹魏，最终上台的是司马家，而司马家正是世族的代表。所以后来晋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世族的全面回潮。而这就是当年曹操要做的工作——把豪族打掉——的失败。事实上，这一点在没有新的经济技术跃迁带来新的经济要素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豪族掌握着全部的经济要素。
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南朝有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这就表示均衡点过度偏向自生秩序，所以东晋内部有各种各样篡权的行为，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分裂。直到南朝刘宋王朝的建立，这个均衡点固化。南朝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这种轮回，除非有一种全新的外部要素注入，打破原有的平衡，以某种方式建立起一个新的均衡，而这种力量就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至于为什么北方草原民族能够注入，这就跟北方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能够保存有关，具体请见《东北观天下》和《西北望长安》两篇文章。
6 西北望长安：轴心文明的野望与安史之乱的流弊
跟太宗相比，玄宗丧失了一个草原视野;他只意识到了胡人在中原没有根基，但没意识到胡人另有根基。
这个新的均衡建立起来之后，就带来中国从未有过的一种全新的状况，就是当时的儒家礼乐、汉式衣冠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儒家作为一种伟大的轴心文明在春秋时出现，而轴心文明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只有在财富总量非常大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假如财富总量很小，是无法出现这种伟大文明的，因为他必须养得起足够多的闲人。足够多的财富只有两种可能性，就是来源于两种经济形态：一种是很发达的海外贸易，另一种是大规模的农耕区。
轴心文明本身都有一种普世主义的倾向，但是由于它们生长于定居地区，这些创造者定居在此无法四处移动，带来的结果就是带有普世倾向的轴心文明事实上是特殊化的，要想达到普世怎么办?
你必须要有一种长距离的、跨文明的、大尺度的视野和连续运动的能力。这种视野和能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草原游牧力量，以及商业力量。商业力量使得跨文化的长途贸易成为可能，而商业力量需要有人能给他提供保护，那么保护力量来自哪里?
就是草原游牧力量。草原游牧力量在各文化之间来回跑，它的初衷是想抢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从各个定居地区学到了不同的技术，在抢劫的过程中，这些技术也获得了一个跨文明的传播，以及文明也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传播。
古代世界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文明的普遍性才获得了真正的展开，而这种展开又带来什么呢?我们切换到中国历史上来说，儒家文化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但事实上他缺乏一种普遍性的视野，它的视野就是《禹贡》里表达的，中心王庭周边一圈一圈的构成，再远处是荒芜。
儒家文明有一个普遍想象，但这想象是虚的，它没有一个普遍视野，而这个普遍视野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商业贸易，来自于草原游牧!大唐为什么能建立起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帝国?
有一个对唐的说法是“唐人大有胡气”，李唐皇族实际上是一半汉族、一半鲜卑族血统，同时具有中原的理解力和草原的理解力，然后它又征服了南朝，这就使得大唐帝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前所未有的视野。这两点加在一起，才建立起一个恢弘的世界帝国，光靠儒家、光靠汉族你玩不转的。而且光靠汉族我们刚才说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均衡点，而且光凭自己是走不出来的，只有依靠新的要素注入，它才能走出来。
大唐的建立，脱胎于北朝的豪族结构，这种结构和南朝是不一样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西北望长安》，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解释。这种独特的豪族结构，使得皇上的行动也受这些豪族的约束，他没办法“一言堂”。所以唐太宗开明纳谏，除了他自己本身比较开明之外，他想不开明也不行。
而在统一帝国中，对朝廷而言，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实际上就是国内的群豪。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要保证我朝廷的安全，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地缘空间。这个地缘空间在哪里?
就是长安，因为长安有函谷关之类的各种天险，我可以居长安而遥治关东。那时候叫“关中本位”，这意味着整个帝国治理的空间结构是东西关系，而当时人口的分布结构也是这样。
居关中而治关东，治的就是关东的那些强豪。但是只要你居关中，就意味着皇上也受制于关中的强豪，只不过这边的强豪是自己人，关东强豪不是自己人。
后来武则天想要当皇上，关中强豪绝对不会允许，那么她就必须在这之外找到力量来支持自己。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关东强豪，另一个是关中百姓。问题是，如果你要从百姓当中拔擢人才，他们当中是否有足够多识字的人?那会儿还没有。所以，武则天上任之后，马上迁都洛阳。同时，武则天时期非常重视开科取士，大规模搞科举，此举就是为在强豪之外找到新的人事基础。
问题是强豪之外，识字的人很少，所以当时通过科举考上的人，很多也还是豪族出身。而假如你是关东豪族，那就可为武则天所用，以对付关中豪族。但对武则天来说，她的位置还是不太正当。
再后来唐玄宗继位，他是以反武则天而上台的，那就不能继续待在关东了，因此他又回到长安定都。但对玄宗来说，他还是想摆脱豪族的控制，不管是关东还是关中;他也还想在豪族之外找到他的统治基础，这样他才能“一言堂”。
那么在豪族之外找人，找什么人?一定是“无根之人”，不一定是生理意义上无根，也可以是心理意义上无根，所以高力士这样的人和在朝廷及中原都没有根基的胡人，就被玄宗起用。玄宗为了反制由世族所控制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原本应该是被皇帝用来控制豪族的，但现在识字的官僚都出身豪族，官僚体系反被豪族所控制——于是就大量设“使”，节度使等等，用以反制官僚体系。
但是，跟太宗相比，玄宗丧失了一个草原视野——这一点我没有证据，但我有一个直观感受——他只意识到了胡人在中原没有根基，但没意识到胡人另有根基，而你压根儿不知道那个根基而启用胡人的话，风险极大。太宗是懂那个根基的，因为太宗就是从草原上打起来的;而玄宗已经不懂了，或者说玄宗已经丧失草原视野了。于是就有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中原的豪族被一扫而空，皇上一直想做的事儿，安禄山做到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安史之乱使大量人口外逃、南迁，逃到太湖平原。太湖平原人口密度增大后，就变得地狭人稠，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劳动力相比土地而言价格下降，使得一些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形成产业成为可能。
这些技术在早先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由于经济上使用不划算，所以没有大规模推广使用。但是到了这个历史节点，江南水稻插秧技术以及轮作技术的运用，使得之前土地的利用率由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三十三，一下子增长到百分之一百甚至到百分之二百!这就意味着财富量一下子就变大了!这个财富量的猛增，是跟新技术出现相关的，而新技术出现是跟人口密度变大、劳动力成本降低相关的。
而本来“安史之乱”一系列严重后果是什么?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很多打不下来的叛军就被招安，高度自治。曾经作为唐帝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河北、山东、关中等地成为藩镇，高度自治即意味着朝廷无法从藩镇收税了。皇上本来快没钱了，刚好此时南边的钱出来了!于是在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这个两税法的征税对象是谁?就是江南一带，一年各征一次夏税、一次秋税，因为夏天冬小麦熟了，秋天水稻熟了。
在这之后，整个帝国的财政结构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在早期“均田制”的时候，朝廷跟世家豪族之间有一种同构关系，朝廷通过这些豪族实现什么“租庸调”之类，在“两税法”改革之后，变成了直接从江南获得货币财政。而且这个货币财政的对象，不再是世族所能主导的“均田制”结构，而是直接从平民身上搞两税。
于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结盟关系再次变换：皇帝和平民结盟，对抗世族。所以在安史之乱之后，实际上就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又一次结构性的变化：从世族社会开始进入平民社会——当然，此时尚未完全形成平民社会，因为要完成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重构和均衡，以及新的人事基础，所以晚唐还处于一个过渡的混乱时期。
到了“五代十国”，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冯道”，他把印刷术给用起来了，第一次用印刷术来印制古经。从他开始往后，到了宋朝，由于印刷术的展开，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于是皇上从民间大量拔擢人才成为可能。在这之后，我们所说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等一系列的转型就落实下来了，中国从宋开始，正式进入平民社会。
平民社会也面临一个新的变量——流民问题，这个流民问题跟早前我们所说的由于平衡点偏移导致的那种非充分就业式的流民问题不一样了，平民社会的流民问题是因为人口繁衍过多，“马尔萨斯陷阱”来了而产生的。
此后的朝代基本都毁于流民：宋是毁于广义上的流民，这些流民来自于北边;元毁于朱元璋这个流民;明毁于李自成这个流民……流民问题成了平民社会的帝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这若干次的宋元明清的变化不大准确地说(因为这还涉及到一个草原帝国和中原帝国互构的问题)，仍然类似于“角马现象”，因为草原帝国和中原帝国的变换中，还有复杂的结构性变化，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7 内外失衡？宪制中国的新型博弈
内在的方向是什么?实际上是自由的不断地宪制化，不断地呈现的过程。
而通过从封建到世族再到平民的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就能发现，博弈互动的主体的单位越来越小：早期是诸侯国，再往后大庄园，再往后宗族，再往后核心家庭。而这实际上就是民事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不断地收敛到个体身上的过程，这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自由。
直到什么时候又出现一次因为技术变迁而导致新的经济要素的到来呢?就是近代西方经济。近代西方经济的到来，使得一种全新的要素进入帝国，而这个经济要素跟此前两次技术变迁导致的新经济要素的出现相比，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原来那两次新的经济要素都是在帝国内部出现的，皇上有能力把它直接整合成帝国的一部分，从而加强皇权专制的力量、集权的力量，然后再缓慢地向自生秩序这个方向进行放权。而近代这一次新经济要素不是在帝国内部出现的，是来自于帝国外部，而且帝国永远也没有机会把它给内部化。
过去是皇上能够最直接抓住新的经济要素，然后把不跟我合作的人都干掉，而近代变成了地方督抚率先抓住了新的经济要素，于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技术跃迁导致新经济要素出现，使平衡点往分权的方向上偏移了，往自生的方向上偏移了!
前面我们说过，过度往这个方向偏会导致分裂，这也就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产生各种分裂的原因。一旦走到这个方向，完全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彻底分裂掉，没有中国了，这是可能的。但毕竟今天我们依然还有一个中国，此时我只能给出一个目的论的解释：中国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此时还是需要往集权的方向再偏回来一些的，以便使得分裂的趋势能够获得一个有效的约束。
往回偏的时候，这里又有一个约束条件，即你的新的经济要素以及你想获得再均衡或者你认为的一个更加可遇的新的均衡，只有加入到世界经贸循环中才能完成。
帝国正是在之前被迫加入到了世界经贸循环中，才开始了这一过程，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而且一旦加入世界经贸循环中，就不可能再退出去了，而且帝国又无法彻底把那个东西内部化。
那么要想彻底达成新的均衡，唯一的办法就是调适自身，使自身能跟外部的经贸秩序所要求的法权条件、法权秩序之间形成某种契合关系，实际上就意味着帝国内部要开始朝向某种现代化的法权结构的方向转移。
否则，新的均衡永远建立不起来，必须得有这么一个转型。当然，这个转型不是说我有这么一个历史固定性的方向，我就一定会转到那个方向，只能说当我们把这个视野拉到足够长的话，就会发现一定是走到那个方向，中间不排除过渡时期阶段性的波动。
我们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个过渡、波动的历史，但是我们把时段拉到足够长的话，就会看到那样的一个历史方向，也就是必须得与世界普遍法权之间有某种契合关系，否则你内部的再均衡是做不到的。而这个再均衡进一步就可以与我们这个世界主义政治学联系起来了。
这个问题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一开始也谈到了，就是中国太大了，以至于今天它的一举一动都具有巨大的外部性效应。因为你的崛起，整个世界失衡了;而整个世界失衡跟你内部的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过程。
要想都达到一个新的均衡过程，二者必须要同步完成。而二者同步完成的直接约束条件，就是中国是否能够有效地识别出“我是谁”，此时才能主动地参与到这个内外双均衡重建的过程当中去，然后整个中国历史内在的那个规定性的、约束性的方向，才得以真正实现。
而那个内在的方向是什么?实际上是自由的不断地宪制化，不断地呈现的过程。这里“自由”的含义，不是理念上的，而是非常现实和具体的。之前我们看到的自生秩序，是由社会层面多个博弈主体彼此之间在不断博弈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规则过程。
而通过从封建到世族再到平民的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就能发现，博弈互动的主体的单位越来越小：早期是诸侯国，再往后大庄园，再往后宗族，再往后核心家庭。而这实际上就是民事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不断地收敛到个体身上的过程，这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首先不是一种理念，自由首先是非常具体、可操作、可实施的，可获得有效救济的一种法律权利。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必须收敛到个体身上，而不能以一个大的集体为单位。以一个大的集体为单位的那种搞法，一定导致对具体的个体自由的压抑。
但是，依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整套历史脉络、历史逻辑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的历史发展是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不断往个体聚敛，而我们现在内政外交上的自我意识丧失，都使得我们对这个方向茫然无知，浑不自觉。而这是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使命的巨大背叛，我们对不起世界，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我们自己!
就在此刻，我们需要再开启这个世界主义的视野。假如说真的有什么“中国学派”的话，这才是“中国学派”○
本文原为施展教授 2016年7月11日上海华师大闵行校区的演讲。
感谢九王爷先生对文章底稿的整理与编辑，最早发在世界文明的阅读和行走(ID：i-jiushiyou)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