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年北京和平“解放”的是是非非，已有不少网友发表高见。不赘。草虾和刘因全想当然地以为，是张东荪劝说傅作义降共，所以说张是帮凶。事实是，早在北京和平“解放”的前一年，傅作义就打算和平“起义”了（国内出版物有一说，在抗战期间，傅作义就有些亲共，蒋介石曾说他是“七路半”──差半点就成八路了）。
1948年10月，傅密电毛求和。11月，毛令林彪率130万大军入关，直逼京津。傅作义思前想后，决定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如张戎所写，傅虽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身边也有共产党的人，包括他的女儿，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毛特地指定傅作义的女儿与傅同住，对傅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蒋介石对这些情况并非全不知情，但未采取任何行动。
按照张戎的描写，此时，傅作义对蒋介石政权已失去信心，认为战必败，只是徒然地玉石俱焚，生灵涂炭，使他心爱的古城夷为废墟。张戎写道，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蒋介石对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很清楚，他在12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傅作义“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作义的军权，甚至在傅作义坚决请辞时还回个“万难照准”。
毛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他发觉从这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他要让全中国看到他打败了这员名将。所以毛对傅的求和故意不置可否，同时又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作义已完全失去作统帅的心理条件，以至于在中共打新保安的关键一战中干脆放弃指挥。直到中共打下天津后，毛才正式接受傅的求和。张戎的结论是，因为傅作义早就要求和的，平津战役本来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的形象，无端地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见张戎毛传中文本270～271页）。
在大陆的出版物里则写道：
◆1948年◇10月上旬，傅作义密电毛主席言和。
◇12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师长以上人员，秘密研商和平问题。
◇12月17日，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和谈代表，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偕同出城联系和谈。
◇12月中旬，邀请徐悲鸿、杨人（木便）、胡先（马肃）、马衡、叶浅予等教授名流，座谈谋和问题。大家一致殷切盼望和平，不要战争。
◇12月20日，天津外围战开始。
◇12月24日，张家口二次解放。
◆1949年◇1月6日，派周北峰为代表偕张东荪教授第二次进行和谈。周等到蓟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同林彪、聂荣臻司令员等经六天商谈，签订了《会谈纪要》。周于11日携《纪要》回城复命。
◇1月14日，派邓宝珊、周北峰为代表第三次进行和谈。邓、周至通县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解放军领导会谈，签订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17日，邓宝珊携《协议》回城复命。解放军苏静处长、王科长同邓进城，周暂留。
◇1月15日，解放军解放天津，陈长捷等被俘。
◇1月19日，何思源、康同璧等代表北平各界去北平西郊向解放军表达切盼和平的愿望。
◇1月21日，双方商订成立“联合办事处”统筹办理接交事宜。在中南海召集所属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正式下达到各部门。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解放。
如上所说，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在三次谈判中，第一次是谈妥“和平解放”，第三次是正式签订协议。张东荪参加的是第二次，这一次主要谈的是“起义”以后的具体问题。中共提出改编方案，允诺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无论你持何等苛刻的标准，你也要承认，张东荪参加的这一次谈判是最不应该责备的。张东荪不是傅作义的上司，也不是军师。无论是对是错，“起义”的决定是傅作义自己作出的，不是张东荪劝降的。张东荪只是在“和平解放”的大局早已确定的情况下去谈如何保护古城、如何保障起义人员安全的。何罪之有？
对这次谈判，中共的电报特地写道：“……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可见在这里，张东荪并不是帮共产党作恶，而是尽其所能地维护北京军民的利益。正因为有张东荪在场，中共就要格外作出开明的样子。以张东荪的见识，他对中共能否信守诺言想必怀有深深的忧虑（看看他在49年后就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知道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除了尽量争取从中共方面得到较好的承诺还能怎么样呢？既然他出面谈判，中共就更要作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去又有什么错呢？
还要补充一点。当时，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美国人已对蒋介石不抱希望，他们只希望中共不要一边倒向苏联。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托人带话给周恩来，说只要中共不一边倒向苏联，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援助。遭到中共拒绝。那时候，张东荪看到中共胜局已定，也只好寄希望于美国，希望美国不要轻易放弃中国。直到49年后，张东荪仍然坚持中国在外交上应多亲美而少亲苏。这是他挨整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共指控他给美国当间谍，那是莫须有，不过他明知中共反美而依然坚持亲美倒是事实。
以前我也误以为49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左倾都亲共。那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么多深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影响的知识分子到头来都偏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呢。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在78年一进北大后就翻阅了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份北京的学者名流们在48年发表的一份联名呼吁书，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民主，惩治腐败，厉行改革，赢得民心。呼吁书说，要不，“共产党一来，我们就都完了。”于是我知道在当年，很有一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共的，只是他们无力回天，后来的政局演变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他们对中共的掌权实际上是很无奈的。我记得在签名者中有朱光潜（想不到吧？我当时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一位朱光潜的研究生，他也感到很意外）。共产党一直宣传说他们在“解放前”就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我们很多人都信以为真。后来大家对这件事的价值评判完全反过来了，但是却仍然把谎言当成真实，以为当年的知识分子都是亲共的。于是就把那一代知识分子骂的一钱不值。
所以共产党一掌权就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知识分子原先不吃他们那一套。那时候，知识分子们都被迫表态拥护新社会。连胡适的儿子也要写文章批判胡适。胡适对他儿子的文章完全谅解。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但是张东荪是罕见的例外。张东荪就是不写文章表态。
他的朋友叶笃义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那还是刚“解放”，张东荪还戴着什么委员的头衔的时候哪。就凭这一件事，你就该知道张东荪是何等样人，对中共政权是何种态度。
我相信，草虾和刘因全之所以说张东荪是中共帮凶，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真相无知。当然，如果有人能指出我上面讲到的事实有重大偏差以致相反，我乐于洗耳恭听。
草虾的家族可能遭遇更悲惨，很值得同情。如果有人说草虾的爷爷是共产党帮凶，我一定打抱不平。这和谁家是草根、谁家是精英毫无关系。
张鹤慈的文章旁人尽可见仁见智，但不要扯到别人祖父，不论他祖父是什么人。这条对谁都一样。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闻过则改，善莫大焉。
独立评论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