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辛亥革命与中共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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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的意义

1911年的辛亥革命造就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政治变迁,那就是:中国从此永久性地告别了传统帝制,“皇帝”的尊号被一劳永逸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此后昙花一现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两场可笑又可气的政治滑稽剧。若干年之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领袖”,也曾处心积虑地要从垃圾堆里重新找回那顶蒙尘已久、腐恶污秽的皇冠,他不惜发动文革内乱、毁坏党国体制,其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便是要将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置换为毛氏王朝家天下。然而,尽管暴虐不下秦始皇、阴毒不让朱元璋,他却也终究时运不济、无力回天,只能徒然地从万岁声里遥想秦皇洪武、在性放纵中意淫三宫六院。

有鉴于举世无匹的中国君主专制之悠久漫长、皇权体系之博大精深,我们不难意识到,那场切断帝制命脉的辛亥革命乃是一次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政治和历史大断裂。由于身为“鞑虏”的满族皇帝无法满足革命者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只得义无反顾地选择民主共和体制。若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当年的维新派、保皇派倒并不一定就比革命派、民主派更加“落后”或更加“反动”,可以合理地猜想,若当年立宪君主制能够成为事实,则此后颠覆“北洋政府”和颠覆南京政府的一连串血肉横飞的革命或可避免,革命领袖们骚动不息的打天下坐江山的豪情壮志也或可消弥。如果历史允许选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英式的虚君共和显然是要比俄式的党国专政更加开明、更加和谐、也更为可取。然而,在那个辛亥年,中国似乎已别无选择,那曾经巍然屹立了几千年的帝制大厦忽然坍塌,腐朽没落的大清朝廷土崩瓦解,中国还来不及发育公民社会、来不及进行自治锻炼、来不及深化民主启蒙,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个“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老大帝国就不得不立即改换门庭,我们的先辈必须匆匆忙忙地从头创建一种没有皇帝的新型政体。

然而,辛亥革命终归是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革命之后的几度共和全都虚有其表,那些不敢称帝的党魁、那些不叫朝廷的中央,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专制政治总是阴魂不散,不是借革命之尸以还魂,就是附党国之体以显灵。1911年以来,中国政治的实质形态仍然一如旧贯、了无新意,掌权者们纷纷承接起隔代遗传的专制基因,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所谓“共和国”从此滑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变态帝制”之中,至今仍不能自拔。

孙中山临终前说,“革命尚未成功”,诚哉斯言!我们有理由认为,自1911年迄今,中国仍一直处于一场未完成的政治震荡之中。真帝制换了假共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此左冲右突,至今远未定型。这正是我们今天关注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实验实在是乏善可陈,但好在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从零开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血与火的教训可供吸取。

2、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政治合法性应该来源于“天意”与“民心”,君主必须“以德配天”、“保民而王”。在先秦时期,“民心”与“天意”大概还是二位一体的,《尚书》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董仲舒以后,神圣的“天意”却越来越儿戏化,诸如祥云异彩、天降符瑞、儿歌民谣、陨石地震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往往就成了“天意”的传声筒。更可气的是,皇上的母亲动不动就要与神鸟怪兽交配,中国的政治神学竟然退化到如此不堪!至于“民心”,则似乎一向就散漫无边、毫无测度,人们更喜欢荀况那句“载舟覆舟”的假语虚言,而孟夫子“国人皆曰、然后察之”的建设性意见却大受排斥,从来未见付诸实践的制度化尝试。——对于古往今来的中国统治者来说,只要那艘满载私欲的权力之舟尚未倾覆,就不妨闭上眼睛以“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去自欺欺人,哪里用得着“国人皆曰”那么麻烦。

其实,除了极少数的糊涂蛋以外,统治者与人民大都心照不宣,都知道所谓“天意”与“民心”是并不管用的(不可全不信、但更不可全信),它们不过是装饰在沾满血污的皇冠上的两颗廉价的膺品宝石。在中国,自古以来,关于统治合法性的真实规则只有两条:第一条规则叫做“打下来的江山”,第二条规则叫做“祖宗的江山”,即乱时武力夺权,治时世袭罔替,除此之外别无“第三条道路”。至于所谓“禅让”,据说曾风行于神话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但所有有文字记载的真实的“禅让”都不具有规则意义,如汉禅魏、魏禅晋或溥仪禅位袁世凯,那纯粹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恶作剧——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无情羞辱和嘲弄,是丢失掉“祖宗江山”的人被迫给“打下江山”的人盖橡皮图章的确认仪式;李渊禅位李世民分明是政变,乾隆禅让嘉庆则十足是作秀,背后起实质作用的还是那两大法则。我们可以认为,“禅让”从来就不是具有合法性涵义的程序规则,这一装模作样的古老仪式至少与全国人大的选举表决程序具有同样的虚伪。而象雅典人、罗马人那样以公民大会投票,或者象威尼斯人那样以议事会抽签的方式确定最高统治者,这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大概纯属于“礼乐不兴、文教未明”的幼稚与荒谬,那样获得的权力居然也能被认可,这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辛亥革命一举消灭了世袭君主制,使得“祖宗的江山”失去合法效力,但民主制度却没有同步建立。那么,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便从此失衡——成王败寇的规则异常凸显,而权位的和平交接却丧失了一致公认的法则。于是,我们见到,1949年以前的政治演变是以鲜血投票、拿子弹选举,军阀“北洋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共产党相继戎装亮相,一场接一场的“革命”均与宪政民主无关,倒是与刘邦项羽、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毫无二致,最终,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获得了“打下来的江山”。1949年以后,“接班人危机”便如约而至,“伟大领袖”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焦虑:既无从公开合法地建立传女传妻或传侄的世袭规则,又不情愿将权力移交给其他的党人,更不打算破釜沉舟引入民主宪政,因此,围绕刘少奇、林彪、江青、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权力继承人的夺嫡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中共高层政治的核心因素,无规则的权力之争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共统治时期。

3、关于僭主政治

政治合法性规则的嬗变,使中国的新型专制政体无法以名正言顺的方式确立,尤其是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实施代际权力更迭,于是,做不了真流氓,就只能做伪君子。从西方古典政治学的视角,对中共政体最贴切的归类应该是“僭主政治”。所谓“僭主政治”,是指统治者事实上按照君主制的内在要求来行使权力、组织政府,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又不敢或不能获得君主的正当名份,或虽有自封的君主之名却无法获得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普遍承认。1949年以来的中共政体完全符合这一特征。首先,它不是“共和国”,它甚至极端地敌视真正的共和原则;其次,它又不是循规蹈矩有章有法的真正的君主制,它声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正宗传人,是最最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其三,它的最高领袖象皇帝一般行事,所掌握的实际权力比历代君主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制是君主制的“邪恶变体”,它以追求局部的特殊利益为目的,因而是一种不正当的统治类型。1813年,自由主义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之后以拿破仑为代表的僭主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僭主政治既不能给人们提供君主制的好处,也不能提供共和国的好处”、“僭主政治需要的背叛、暴力和背信弃义竟是如此之多!僭主当然会乞灵于原则,但只是为了践踏它们;当然会签订契约,但只是为了撕毁它们;他会骗得一些人的忠诚,从另一些人的软弱中捞取便宜,他要唤醒蛰伏的贪欲,鼓励隐藏的不义和担惊受怕的腐败;简言之,他好象一定要把所有的罪恶激情放进一间暖房,那样它们就可以尽快地成熟,获得更大的丰收”、“人们指责过很多国王不理朝政,愿上帝把不理朝政还给我们,我们宁肯不要一个僭主的勤奋!”在贡斯当看来,僭主政治显然要比绝对君主制更加令人厌恶,他坦言,如果要从僭主政治与稳定的世袭君主制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僭主与君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君主的权位得自于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即使是一个天资平庸的君主,他也无需额外的粉饰与包装,因为他和他的臣民很清楚,他就是君主,而僭主则不然,为了让他的臣民服从他来路不明的权威,为了证明他配得上享有等同于君主的资格,他就不得不无休无止地运用超乎寻常的暴力和连篇累牍的谎言,把无情的杀戮和丑陋的伪善当成日常政治中的家常便饭。僭主永远感觉不到权位的安全,因此他绝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全,僭主永远对未来充满恐惧,因此他的统治必然让国家和人民也充满恐惧。1949年之后的中共政体,正是这样一副僭政图景。

僭政是国家与人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僭主个人的不幸。苏格拉底的高足色诺芬在《希耶罗或僭政》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僭主希耶罗的政治困惑与人生困境:僭主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因为怕不安全,不敢轻易远行,因为怕被人篡权,虽然享用山珍海味,却达不到平民享用普通饮食时的快乐,虽然可以和最美的女人做爱,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而“最悲惨的地方”,则是僭主甚至无法放弃他的权力回归平民的生活,因为他曾经为捍卫僭政而多行不义,一旦失权必遭清算,希耶罗无奈地说:“一个僭主怎么能充分地补偿那些被他剥夺金钱的人们,补偿被他大兴牢狱所带来的苦难,尤其是补偿被他夺走的生命呢?……,如果吊死自己对什么人有益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有利于僭主的。”在这篇传世经典的最后几段,色诺芬借诗人西德蒙尼之口训戒希耶罗要做一个仁慈的好僭主,但他的教诲似乎并不足以为天下的僭主指明一条政治与人生的光明大道。

4、中共僭政的前景

僭主政治不是常态政治,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前景是:或者从第二代起演变为真正的世袭君主制,或者经过渐进或激进的政治转型而转变为贵族共和制或民主共和制。那么,中共一党制之下的僭主政治将走向何方?

文革的失败意味着毛泽东帝制自为之梦的彻底破灭。可以肯定的是,以血缘和婚姻为准绳的世袭规则在中国已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准世袭制”的方式来维系“祖宗的江山”,这种“准世袭制”相当于古罗马的“义子继承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就是义子继承,比如舜是尧的双料女婿兼养子),毛泽东三易接班人,最后指定了华国锋(毛泽东的真实用意应该是希望由华国锋过渡到江青和毛远新——如台湾两蒋之间由一个平庸的严总统做临时过渡一样,以此最终实现他毕生未能完成的家天下之“体制定型”,他那份“你办事,我放心”的传位诏书的后一句是“有问题,找江青”,但华国锋拒绝执行“太后听政”的安排,发动宫廷政变拘禁了江青),而以逼宫方式篡位上台的邓小平也三易储君,最后,他不仅指定了继位的义子,还霸道地指定了隔代继位的皇太义孙。

在江胡实现和平交接之后,拍马屁的官方媒体据此认为中国的“现代禅让制度”已经体制化且趋于成熟稳定,亦即“接班人危机”已不复存在,但此论言之过早。义子继承的可行性完全取决于前任僭主的“超凡魅力”,毛是“打江山”的红朝太祖,邓既有“打江山”之荣,更有朝代中兴、体制再造之大功,这是毛邓拥有义子指定权的基础条件,而此后的僭主已不能分享“打江山”的光荣,亦无从在日常政治中树立起个人的“超凡魅力”,要保住自己在任内不被权位觊觎者篡夺已属不易,义子指定权必将不保。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义子继承式的中共僭政其实已经终结,中共“第五代”将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产生,中共政体在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将再次遭遇瓶颈。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来自于体制外的强大外力,中共僭政最可能的惯性走向将是某种形式的“贵族政治”,这意味着:一方面,个人的独断权威会明显趋于弱化,小圈子内部的民主会明显趋于强化,另一方面,中共核心官僚层会更加趋于“贵族化”,由此,便形成一个基本上是封闭的、世袭的、拥有特权地位和巨额财富的政治小圈子(“太子党”、“高干一族”便是一个已具雏形的贵族政治模型)。而欲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体制,则必须既要削弱中共的僭政,又要防止和瓦解中共官僚阶层的贵族化。

民主中国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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