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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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听到呼唤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儿,人们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这种想法当然没什么错儿。它反证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信息说明我们所知的“中国的文艺”离复兴尚有距离,即使有人说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文艺,那些文艺非常了不起,比如“我的文艺”、“你的文艺”、“他的文艺”等个人或群体的文艺非常伟大光荣,但如果它或它们确实不为公众所知,同样说明我们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还较低,至少,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野蛮、专断的地方,它充斥成见、愚昧,扼杀了这些优秀文艺的传播。

如果我们对文艺、知识、思想抱有知人论世的理解,我们知道,真正的文艺、知识、思想自身是一种力量,一种协从罗致的力量,可以润物无声般地深入人心。因此,尽管文艺复兴的希望在国力日益强大之时也越来越可望可即,但我们应该明白,文艺复兴不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文艺复兴不是工程、运动能够实现的,不是申请立项就可以完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文艺复兴不是子民臣民类人孩式的原子个人所能担当的。这话似乎大家也都同意。文艺复兴的立言立功立德者,几乎都是伟大的生命个体,是成年人,是孩子眼中巨人式的精神成果。如果他们自己立不起来,他们像孩子一样趴着、蹒跚着,甚至权宜势利着,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是涂鸦之作,瞒骗之作,装傻充嫩的低幼之作。

有人因此说,因为某个时代的人全是奴隶奴才,所以那个时代肯定出不了大作品,他们都不是复兴文艺的“那块料”。这话似乎能说得过去。但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事,当儿子接班时,父亲会担心地想过,我儿子像是做官的人吗?有人就会劝父亲宽宽心:官嘛,做做就像了。由此推理文艺复兴之事,我们可以理解,只要奴隶奴才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只要他们有高于既存的梦想,他们心向往之并精进追求,他们仍会有创造的大收获。

有人铁定地说,因为我们不是公民,所以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因为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做子民的苦日子遥遥无期。这就太悲观了。事实上,文艺复兴在文明的进程里,不是鸡与蛋的问题,而是如上说个体发心发愿的问题,是个体对一个时代经验的无间体验和表达的问题。如法西斯猖獗的时候,托马斯-曼就说过,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牛,了不起,因为他个人的精神确实表达了一个文明的德国。

如果一个人只是呼号,只是喊叫说要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永远也来不了;如果他自身就体现了某种观念、思想、文明精神,他即使不说,他也仍参与了文艺的复兴。当然,这里有一些滑稽角色,比如胡适之先生,他希望并向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和人们事后才发现,他参与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这就像我曾经说的,踏破铁靴,回向自身。我们表达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之中,我们建设现代化,我们必须在现代性之中。一个“非常道”故事是,河南的某青年神往北大,以为那校园里出没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待他考上北大,非常失望,有一天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大悟:原来理想主义者就是我啊。他也因此不敢妄自菲薄,努力学习,终于学成成为社会栋梁。

什么是真正的文艺?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最为有效的检验方法,可能是它是否挑战了人们的心智并且同样能够挑战另外时空中的人们的心智。以此标准来看,我们几十年来曾大红大紫过的文艺,确实难以作为文明的营养,既不能给今天的人们以美的享受,又拿不出手,让外人承认。除非我们以某种文艺外的力量,强迫中外人士欣赏这些作品。

在今天世界知识压倒性地重构了地方文明,并要求地方知识能参与校正服务于世界知识的时代,如果地方知识仍只能自说自话,甚至只是摹仿、学舌世界知识,我们很难指望地方文明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它们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摹本或对应物。如果我们的吃穿住用等生活资料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金融等生产领域,其核心思想、技术都源于别人,我们被别人协从罗致,这虽然强于被人胁从罗致,但我们的文艺复兴之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最多在技术的运用、知识的学习中有模有样,我们难以做到创新。

如前说,创新、大创造的文艺自身有一种文明的力量,使不同时空的人类不由自主地为之吸引。那种以为横空出世、惊涛拍岸的力量,那种大声喧哗、广场狂欢般的媚雅媚俗媚时,未必是我们理解的文艺。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甘于做世界知识的受体,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做点儿贡献。但光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行,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正当其时的成果。文艺复兴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了。但文艺复兴如前说,不能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同时,复兴之文艺不是书斋头脑里的绝缘体,它是跟社会进程相关的,它参与了社会,它的理想追求、价值审判无不应时而生,套一句俗话,一切文艺并非纯粹的语言文字或音符组合,而是历史叙事,是历史的产物。那些以为在为未来社会写作思考的人,那些以为自己避世即可写成经典的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有人说,在国力强大的今天,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夏商周工程、清史工程,等等,都轰轰烈烈。但是,但是,而今安在哉?

以政带工的工业化是权贵式的,以政带学的文艺是鹦鹉式的。体制、工程、行政力量带动不了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带动不了文艺的繁荣。比如,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就跟体制性的力量无关。

关于我们当代的文艺复兴,最早是郭沫若喊出来的,他在《科学的春天》里预言我国春天的来临。他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20多年后,张远山、周泽雄在盘点20世纪的文艺时说过这样的话:“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作者文集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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