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桐: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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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30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书林漫步之记者看书】吴亦桐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2016年12月,新华社前记者、学者杨继绳的新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在香港天地出版社推出(天地图书)

杨继绳

杨继绳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2008年5月,杨继绳曾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墓碑”,照片为杨继绳在他的书房(杨继绳友人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继2008年的“墓碑”之后,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推出又一力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于2016年12月初推出。书名取自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所写《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一句“试看天地翻覆”。该篇诗词写于1965年秋,正是文革全面发动的前一年,一语成谶,中国进入了“天地翻覆的文革十年”。

重塑历史,在中国不断更替的政权中是执政者常态做法,打破官方重塑历史话语,这需要史学学者、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勇气。本书出版前,坊间流传多个版本,官方向杨继绳施压的故事。无惧禁令,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体制中人,杨继绳比其他作者和文革的研究者,更能近距离接触到那段历史,体制中良心的持守者,其反思也更为彻底。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是杨继绳从2007年开始,在大量史料和先行者关于文革作品基础上,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参考的资料既有宏大敍事的文革通史,也有亲历的回顾,还有地方的文革史以及理论研究等。全书分为上、下2篇,长达90万字。上篇从文革前的重大事件入手,由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为文革标誌和纲领性文件;下篇从“清理阶级队伍”到“文革落幕”。很多史实的细节呈现于书中,让文革的历史不仅只是一个粗犷的脉络。该书亦不渲染集体性的情绪,作者将读者引向这场时代悲观,对中国社会50年的变局和现状的思考。

杨继绳在著作前言引述“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话写道:“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读者可以看到杨继绳打破官方文革史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他甚至戳破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对文革的官方结论,因为在这个结论,官方将毛泽东发动文革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来,杨继绳认为,这是为了挽救中共的信仰危机,保全中共专制制度的灵魂,亦是为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

敢于戳破这层纸的负责任历史学者,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因此读者会在这本书看到权斗秘辛:官修文革史上的罪魁祸首指向林彪、江青,杨继绳认为,这是官方为毛泽东开脱,林彪、江青的两部分人马,皆为毛泽东所利用,他们是在毛的领导下推进文革。就如江青在受审判时所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中共当局后来抛出林彪、江青,依然是为了挽救中共的信任危机。

这本书重点描述文革各个重要事件中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杨继绳将刘少奇任由毛泽东摆布的形象打破,在书中,刘少奇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团,早对毛泽东有所抵制;邓小平和他的人马,以及军事官僚集团亦对文革有强烈的抵抗;只不过并不是正义对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普通民众成为对抗的牺牲品。刘少奇“驯服的绵羊身份”,掩护军政官僚们催残民众的恶行,也美化在民众中美誉度很高的周恩来,在文革中助纣为虐的事实。

杨继绳在写作过程中,曾徵询多位历史学者的意见,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革史专家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对书本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在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出版近30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相比瑞典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等”,细节呈现更为丰富,立论扎实而新颖。

这位学者特别强调杨继绳在书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杨继绳在他的导论里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是官僚阶级,毛泽东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利用了青年学生就是说红卫兵,又利用了工人阶级,又利用了军队,但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他原来要打倒的走资派。

“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在杨继绳笔下记录的残酷的历史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制造新的“国家敌人”。在那个十年中的每个中国人几无幸免,不仅是这个时代人的命运受到影响、文革坍塌一代人的信仰和精神后,在以后的几个时代都难以复元。而这时的“天地翻覆”早已不是毛泽东诗词中的本意,这种翻覆是黑暗和野蛮对文明、伦常等的翻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付出代价。

吊诡的是,官方早已解封文革历史,且在政治上对文革定性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却是对历史细节的极力封禁。特别是习近平十八大上位后不久,在2013年1月中共高层的会议上,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在当年5月,官媒《光明日报》发表官方学者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的文章披露,习近平强调:“如果当时否定了毛泽东,我们的党还站得住吗?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显现出习近平政权不能容忍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对执政权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写作文革的书籍,在中国依然有著很大的政治风险。

已届76高龄的作者在出版前就曾受到当局干扰,他早前体制内的身份或多或少保护他的同时,也是某种桎梏。同“墓碑”一样,他不得不将书放在香港出版,尽管被称为“禁书天堂”的香港,也在沦落。

本台记者在联系杨继绳并想邀请他亲自向读者推介著作时,他无奈的表示,在书本出版后,他被当局要求噤声。

杨继绳说:因为这个书现在国内当局很不高兴,又不让说话,我不好说话,告诉你现在中国这个情况不让说、不让写,写了也要冒很大风险。

不愿透露姓名的文革史专家对当局封禁历史表示不满,他说:“文革已经50年了,在世界其他国家,50年前的事情应该可以总结、可以议论,总结出它有什么经验教训,但是目前很遗憾,在国内还是不能说这个事情,比起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可能对这些言论控制得更严。

杨继绳早年间于清华大学毕业,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誌副社长;2008年5月,他出版了里程碑的著作“墓碑”,记录了1958到1962年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那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害之一,这场灾害造成3600万人死亡。这本书曾被译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并屡获国际大奖。2016年初,哈佛大学尼曼学会(Nieman Fellows)授予杨继绳路易士?里昂新闻良知与正义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但遭中共当局阻止出境领奖,他透过媒体公开未能在颁奖仪式上说出的得奖辞,其中提到:“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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