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鲁迅撰文急呼“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人而排众数”。在这篇《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抨击了愚众专制和物欲横流的时下社会，正是“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认为“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同时期的《破恶声论》中，鲁迅更是将矛头指向了社会的精英们：“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唯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已失”，喊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之急也”。而今，过了一百年，自然物是人非了，鲁迅抨击的对象依然如故，不禁让人悲怆而涕下。是为序。
我出生在中国贫穷的农家，多经磨难，而今仍然是贫贱的社会最下层小知识分子。但本性迂纳的我，以精神追求为要，不愿为吏商，君子固穷，颜回不改其乐。在我的精神追求中，终极关怀是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在愚众专制和物欲横流的时下社会，我的行为在许多人看来多么迂腐可笑。也由于我的天资愚钝，人间关怀之心太强，我涉猎了世界几大宗教，我的终极价值的追问仍然空茫。从见山不是山到见山是山，空茫中返顾人间，我又似有所悟，感慨良多。
我的宗教之旅是从陶渊明和李白的文学世界开始的。在中学读书时，我的心智渐开，我逐渐困惑于人生意义和世界的终极价值，我思考着我的精神归宿何处。陶渊明的南山世界无疑与我生活着的乡村相通，我当时以读书为主，偶事耕牧，不知耕织之艰辛，当时的农村还没有像后来官商经济冲击下那么衰败。美丽的原野和纯朴的乡民使我在乡村得到诗意的精神陶冶。我沉浸在陶渊明的文学世界，把乡村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我写了不少模仿陶渊明的诗歌，把“耕读传家”作为我的处世理想。后来，高中毕业，我不愿上大学，想回乡务农，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陶李思想是相通的，都是建立在诗化乡村基础上的道家自然人生与逍遥。陶诗恬淡，如沧桑之后的老人，而李白的诗歌则像朝气蓬勃的青年，把自由作为傲视权贵的价值追求。我在模仿李白的诗中可张扬一种狂狷的个性，使我这个卑贱的乡下人进城读书后，仍能有一种优越的心态。同时，那种“五岳寻仙不辞远”的豪情也引导着我对物欲的鄙视和对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
我的第一个挫折是在我与父亲的冲突下发生的。虽然自文革以来，我所在的乡村就没有人考上大学过，兄长高中毕业便回乡务农，父亲却对我怀着一种惊人的期待。当他听说我不想再考大学，而要“躬耕陇亩”，父亲愤怒了，打了我，还扬言“如不再去复读，我就不承认你这个儿子！”我不再感到乡村的美好了，父亲的角色在我的世界突然显眼。我于是又被送回学校，我想再考不上大学，我就出家当和尚。“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但我立足故乡原野上的陶李之梦永远破灭了。父亲后来说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的强迫使我跳出了农门。我成了山村文革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虽然只是家乡的一个师专学校。父亲接到我的高校录取通知书，要我到祖父母的坟上去叩头，又亲自挑着我的行李，将我送到高校里安顿好，才满意地回去。
在两年短暂的师专读书期间，我做了一件轰动学校的事。第二年的上半学期，我突然跑去外省的南京栖霞寺出家当和尚了，我带着佛经和释迦牟尼传记离开学校。两个要好的同学送我到校门外上了车，便回头报告班主任，给他我留的条子，是四句古体诗，最后一句是“佛家山水胜唐篇”。班主任赶紧报告系里，系里决定如我真出了家，那就开除学籍了。我那样的举措，今天并不能全然理解。我想，与我突然发现父母开始变老有关系，也与我这个迂纳的乡下人不适应同学们公子哥儿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青春情欲萌动的时候，我却没有勇气同一个梦里牵绕的女同学说句话。我也感到我对乡村以外的世界无法理解和适应。但栖霞寺的和尚在感慨了“中文系的学生多愁善感”之后，毫不客气地把我打发回去。
师专毕业，我被教委分配到家乡的一家大型企业的子弟学校当教师。一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夏秋之交，我被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送进监狱工作，一呆就是五年。历经磨难，我便想到自杀，在芜湖到合肥的公路上几次投身车下未遂，朋友为我送来了基督教。工作以后，我有几件痛心的事，一是正读着初中的妹妹被家里强行辍学了，二是弟弟也进了监狱，三是婆媳关系不好，我见不得母亲对我流泪不止。我个人工作上也不如意，第一年实习没通过，送进监狱后，身心更是受着创伤。一个老工人，六十年代大学生，劳改后强制留场就业，他与我交往，成了忘年交朋友。他介绍他的爱人是基督教徒，我开始到基督教中找精神拯救。老工人的爱人帮我在市基督教会买了我拥有的第一本《圣经》，我放在案头，天天读它。之前，我已买读过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读《圣经》便更是好感。但我仍然找不到理想的精神满足。九十年代，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特别是开始目睹家乡乡村逐渐衰败后，我单身去海南“下海”，差点命丧琼州海峡，那里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好歹捡了条命回来了。这次差点淹死的“下海”经历给我一个影响是，我经上海时，被华东政法学院一个中学同学招待，他已经读研究生，他激发我考研，重进高校读书的愿望。
九十年代中期，我终于离开伤透了心的工作单位和家乡，到外省南京的一个名牌大学读研究生。在这里，我为穷困所苦，忙着打工谋生。这时，父亲不幸生了癌症，给我很大刺激。同学邀请我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上读经班，我还曾经与几个人被送到农村封闭训练三天，天天除了睡觉就是学习圣经、谈体会，连吃饭也得严格履行基督教仪式。我为我的父亲的病祈祷，教友也是如此，但我终于没有像他们一样受洗。父亲在经历了绝症的残酷折磨之后，终于去世了，善良而常常在我面前流泪的母亲走在他的前面。在基督教影响我的时候，我终没有受洗，有一个心结是，我偏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西方色彩本能地拒斥。为此，与基督教保持联系的时候，我大量购买阅读道教书籍，我想只有道教才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宗教。我知道南方正一教与北方全真教的不同，前者可以结婚，两者互相敌视。我曾经设想进行道教改革，提倡入世拯救情怀，将道教信仰与社会救助事业结合。如果说佛教的入境促进了本土道教的成长，那么，当代基督教的大举泛滥为什么不能催生道教的第二次复兴？我终于没有用实际行动来投身道教界。
伊斯兰教和儒家经典也是我有所了解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亲戚家。男主人是回民，娶了一个汉族女子，这是一个汉回联合的家庭。女主人每次做饭，都作不一样的双份。男主人的那份单烧，严格按照穆斯林的饮食习惯。我喜欢吃猪肉，与他家其他人是汉族的生活习惯。有一次，男主人的兄长来访亲，桌上，见不得一点猪肉的味道。女主人用我的筷子沾了猪油，那位客人便生气了，我只好重换了一双筷子。他们兄弟两个出门钓鱼，自带清真包子，来到汉人圈子里，真够他们难受的。男主人与我谈过不少穆斯林的事，还借我《古兰经》看，我后来自己买了一本。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说“色两马拉库目”。读过《圣经》之后读《古兰经》，许多章节很好理解。后来读张承志的《心灵史》和他参与翻译的《热什哈尔》，我对伊斯兰教和中国回族有了更多的了解。工作以后几年，我有机会在职读博士，我在南京大学博导、教授赖永海先生的课堂上选修“四书精读”，我又受着传统儒家学术的更大陶冶。
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人间苦难的我，在宗教的终极追问里求索了许多年，似乎毫无所得。但我想还是有收获的，经历本身就是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也可以说自己，由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而今看山又是山了。我后来回到我的本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也返顾现实人间罪恶魍魉世界，在鲁迅先生处找到了精神共鸣，便在网络写作中打起了“鲁迅左派”的旗号。友人说我是以出世之心作入世文章，所以那样坦诚，那样无畏，是说对了。
我知道我与鲁迅有着共同的宗教关怀基础，我们的血液里流动着世界许多宗教的共同营养，佛教，基督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当然还有中国民间宗教。当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罪恶把这个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弄得乌烟瘴气，“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之急也”，我在今日仍是和鲁迅先生一样的体会。何时大限来临，我将入黄泉找到鲁迅先生，我们已共有一个情人。她非在人间，“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
2003-5-25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