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论中国大陆时局
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概述
举世公认的成就
台湾政治民主化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今日之台湾，人民享有相当充分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政党政治渐入轨道。通过自由竞选获取政府权力的方法亦已普遍实行，不久前开始的国会全面改选，更标志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落实。毫无疑问，台湾正在稳步地进入民主社会。
确立方向的重要性
台湾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回顾台湾四十多年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几个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民主原则，确定了宪政民主的终极目标。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某种权威式的统治，但其目的仅仅在于向宪政目标的过渡。国民党政府在退守台湾后宣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但毕竟没有放弃实行宪政民主的最终目标。换句话，国民党承认威权统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至少是在理论上始终坚持了自由民主的原则方向。
当然，对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人们是有争议的。国民党政府在“训政时期”和“动员戡乱时期”的所作所为也招致过许多批评。权力的过份集中往往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确也犯过不少错误。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承认自由民主理念，坚持宪政民主的终极目标，这就使得要求改革的民主力量具有一种法理上的正当性，从而为民主化的挺进提供了空间或机会。这就构成了台湾社会能以较为平稳的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早在四十多年前，储安平先生就讲过，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个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却是个有无的问题。在台湾，经济越是发展，内外形势越是稳定，作为权宜之计的权威式统治就越是失去存在的根据。回归宪政的民主改革就越是势在必行。在大陆，共产党公开否定自由民主原则，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当经济情况稍好而国际形势又比较平静时，共产党反而越是夸耀“四个坚持”的正确，越是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反而有可能更是压制民主改革。简言之，台湾的和平演变之所以比大陆容易，是因为国民党毕竟承认了演变者的原则和方向，而共产党却反对这种演变本身。
台湾民主政治是如何推动发展的
具体说来，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促成的。
首先是自由民主理念的深入传播。许多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从理论上阐发自由民主理念。由于在台湾不存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一类语言魔障，所以对自由民主理念的阐释从一开始就较为准确、也较为完整。象已故的胡适、殷海光都堪称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思想重镇。更有不少知识分子，依据自由民主原则，结合台湾的政治现实，大胆地批评时政，提出各种民主改革的要求。尽管说在解严之前的台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都受到很多限制，但是民间出版物、出版机构毕竟能够存在。因此，来自民间的对自由民主观念的传播和对现实政治的公开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外，在当局颁行的各级学校的有关教科书中，也都包含有阐述自由民主理念和公民观念等内容。众所周知，文化教育的发展一般都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当代极权统治也是以教育的名义灌输极权统治的观念从而巩固其极权统治时。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到“文化革命”初期的中国大陆，我们都可以发现，恰恰是在那些受了较多教育的青年学生中间，一度表现出对极权统治的最狂热的拥护。台湾当局所推行的文化教育，即使其中也有一些僵化的或错误的成份，但它们在培养人们的民主意识方面恐怕还是更多地发挥了正面的功能。再加上台湾保持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并自居于自由世界，因此也就更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影响。凡此种种，都促进了自由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
选举活动的发展，在促进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台湾的选举活动大致上是依从了先地方、后中央和先局部、后全面的顺序。从一九五0年开始各县市长、县市议员、各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省议会的直接选举。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一九七二年开始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从一九九一年开始中央民意代表的直接选举。
台湾的选举比较开放。在历次选举中，都有反对人士战胜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而当选的情况。过去，不少人对台湾的国会选举有很强烈的批评。因为台湾的三个国会：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早先都是在大陆选出来的。以后既然不可能再进行大陆地区的选举，因此经由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容许这些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这样一来，国会中有相当数量的代表事实上就不需要改选。虽然以后有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和改选，但这种需要改选的代表在整个国会中所占比例有限，所以就影响了国会本身的民主性质。从去年（一九九一年）年底开始，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国会全面改选。新的国会由于不再有由大陆地区选出的代表，因此在法统上有某种困难，但它在促进台湾社会自身的民主化方向却又是一大进展。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反对派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台湾的反对人士主要通过办刊物和参加选举这两种方式展现和凝聚力量。在解严前，从事反对运动面临较大的压力。不少反对人士的刊物，如《自由中国》、《文星》、《大学》、《台湾政论》、《八十年代》和《美丽岛》等，先后都遭到查禁。一九六0年，雷震、付正等因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逮捕入狱。一九七九年在高雄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一批反对人士遭受审判和监禁。台湾的反对人士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争。一家刊物被查封，另一家刊物又办起来。一些人被逮捕，另一些人包括被捕者的家属，又再次积极投入。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批反对人士聚集在台北园山大饭店，正式宣告成立“民主进步党”，标志着台湾的反对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既是在野的反对派顽强斗争的过程，也是执政的国民党实现自身民主革新的过程。国民党注意吸收人才，不少学有专长的新生代人物进入党内和政府机构内，他们不仅有较高的办事能力，而且也有较好的民主意识，其中一些人还是通过参加选举而崭露头角，因而加速了国民党自身的民主化。已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在晚年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潮流的重大决策。一九八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常会作出了关于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的决定。从此后，台湾的民主化，有如汹涌的洪流奔放于宽阔的水面，呈现出时而紧张激荡、但终不失平稳顺利的景象。
四十多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持续增长，且所得相对平均，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形成。教育高度普及，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加强。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新思想在台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台湾也相对地保存了较多的传统文化。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发展很快。这些都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推动因素和稳定因素。
还须一提的是，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海外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华裔学者长期关心国是，对岛内的政治演变提出过不少独立而理性的意见；大批留学生带回了自己的所学专长和在民主国家中的亲身体会，一些人充实了执政党中的改革力量，一些人成为反对派的骨干；各种侨团和反对派团体积极活动，支持岛内的民主改革，并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主改革的关切。
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台湾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政权结构日趋民主；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逐渐得到善后解决；执政党加速了自身向民主政党的转化；反对党方面，除民进党外，又先后成立了工党、劳动党和中华社会民主党等，一共多达五、六十个；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劳工劳农运动、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纷纷开展；言论界、包括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台湾社会显得很有生气。
新的政治环境也引出了若干新的政治问题。譬如，立法院频频出现动手动脚的场面。有几次街头抗议活动出现了某种暴力冲突。以“清流”自居的某些新闻媒体本身又遭到不少人的强烈批判。当然，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还是“台独”运动的发展，在去年年底，民进党正式把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写进党纲，使得政治气氛一度较为紧张。
上述种种问题，不少是属于民主转型时期的现象。它们本身并不正常，但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化过程中又在所难免。克服此类问题，一方面是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朝野上下责任观念、自律观念的增强。以立法院中武斗场面为例，一些反对人士声称他们是在以此为手段向国人突现国会结构之不合理，而这些“肢体动作”也曾经受到部分选民的赞许鼓励。伴随着国会结构的民主化，同时也伴随着选民对民主规则的意识提升，目前此种现象确已呈现出弱化的倾向。街头运动的问题、某些新闻媒体的问题也与之相似。
台独问题要更为复杂一些。从历史上看，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脱离了祖国。在国民党政府收回台湾的初期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由于坚持“法统”理念而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期内妨碍了台湾社会本身的充分民主。台海两岸四十年的相互隔绝以及大陆共产党政权对台湾社会安定的持续威胁。中华民国政府自退出联合国后在国际政治中的受孤立排挤。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各种台独思想的基础。多年以来，台湾注重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淡化和消除省藉矛盾；尤其是近几年来加速民主化、开放大陆探亲以及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两岸关系的政策，并努力在国际往来中开拓活动空间，应该说已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产生台独思想的那些因素。然而，台湾社会的自由化民主化，一方面固然是起到了某种消解台独思想的宣传扩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政党政治之下，有的反对党会把独立既作为其政治诉求目标又作为权力斗争的手段，想来也是难以避免。苏联东欧的巨变也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使得台湾人民感到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和平统一更有希望；另一方面，那里的分离主义运动也鼓励了这里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共当局一再声称不放弃使用武力达成统一，一方面阻抑了台独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伤害了两岸人民的感情关系，因此也造成了双重效应。
台独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们不能单凭民主原则便直接地对之肯定或否定。台独人士提出住民自决。按照民主的政治哲学，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因此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地背弃契约。然而民主社会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终究要以民意为依归，包括宪法在内也是可以修改乃至重新制定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只有台湾人民投票自决才是民主，也很难说只有台湾和大陆人民共同投票决定才是民主。另外，统独问题又与其它许多政治问题不大一样，由于它直接涉及到国家认同，因此具有较多的“不全则无”的零和游戏的特征，不容易达成妥协式的解决，增加了问题的紧张性和困难度。不久前的国大代表选举，独派当选率偏低，这多少可以表明大多数台湾人民不赞同台独，至少是表明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
（1992年2月）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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