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清兮浊兮——我读《沧浪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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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我倒纳闷,“六四”之后,中国如何还能有写实文学,而且还是反映当下现实的写实文学?我是说,“六四”给中国投下巨大的阴影。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只要你往深处探寻下去,都很难绕过“六四”;然而“六四”又是官方的头号禁忌,这样,在中国大陆文学界怎么还能产生反映当下现实的写实文学呢?

然而,这种文学确实有,而且还很丰富。你不能不佩服中国作家巧妙回避残酷现实的本事。

从互联网上得知,阎真写的《沧浪之水》赢得《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我和阎真有过一面之交,他写的那本《白雪红尘》(香港明镜版书名,大陆版的书名是《曾在天涯》)我先前读过,很喜欢。于是又找到《沧浪之水》,打开一读,竟比预期的还好。和《白雪红尘》一样,这本《沧浪之水》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人物和不寻常的事件,更没有时下流行的性描写。难得作者能把如此平淡、如此琐碎的生活写得这么好看,这么耐看。

《沧浪之水》写知识分子,写官场。和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较为深入地刻划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其成功之处在此,其失败之处也在此。

池大为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工作单位,起先,他以自己的理想主义抵抗着周遭的平庸与腐败,但是随后不久,池大为就放弃了他的价值坚守,走进了那个平庸腐败的世界,最终变成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许多评论者称赞作者把这样一段过程,尤其是把这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写得相当真切。我的看法相反。我恰恰认为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是不真切的。假如说许多论者看不出问题,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同时代人,对这样的故事和心路历程太熟悉,因而太容易引发共鸣引发感触,反而对遗漏之处失去敏感失去觉察了。好象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话,你只消说出半句,对方就全懂,但换成外人旁人就弄不明白了。换成一个不同背景的人读这本书,一定会提出问题:一个怀抱如此高崇高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何以如此轻易地就放弃初衷,屈服于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呢?

首先,池大为不是当年王蒙笔下“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他原先秉持的理想主义,并不是官方的那套理想主义,因此,在接触到丑陋的现实时,他不应该感觉困惑而应该早有精神准备。

其次,池大为心目中的榜样(包括他的右派父亲和《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里的人物)基本上都是鄙视世俗成功,敢于承担命运的锤击的具有相当悲剧色彩的英雄,因此,他理当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抗争。

再者,池大为原先的境遇并不特别窘迫,远远没到走投无路因而看上去屈服势在难免的地步;另外,他面对的诱惑也并不格外优厚,远远没到让人头晕目眩,难以自持,只要一旦变节卖身,荣华富贵就滚滚而来的程度。

问题是,一种如此高亢激昂,富于批判性的理想主义怎么会如此脆弱,在既没有强大的压迫又没有强大的诱惑,还没经过任何积极的抗争就仓皇败阵,并转而向敌人投降了呢?

——除非是这种理想主义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池大为本人或许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当树上的一只鸟被猎枪击落,其余的鸟也就不会还站立在那棵树上了。

现在的时髦是把道德理想的沉沦和人文精神的衰落怪罪于市场经济。不少评论《沧浪之水》的文章也沿袭这套思路,很让人感觉滑稽。众所周知,在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价值追求相当多元化,决不都是唯利是图。再说《沧浪之水》写的是官场而非商场,池大为走的是一条由升官而发财的道路,那正好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常态。更何况池大为走的这条升官路,还不是凭勤勉凭政绩,而是靠胁肩谄笑,靠阿谀逢迎;在这里,当官能在经济上捞到的好处也不在于薪水高,而在于权力的种种有形无形的特权。这些明明都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能怪罪于市场经济呢?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心态,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历史事件就是“六四”。按照小说的描写,本来,池大为对官场的上谄下骄、贿赂腐败是极其厌恶的。象他这样一个成长于思想解放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应该不知道,倘若有舆论监督,有开放选举,官场风气断然不会堕落如斯。因此他并不缺少抵制堕落的精神资源,即便池大为缺少正面抗争,鼓吹政治改革的行动,至少他应该怀有对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因而应该有洁身自好,拒绝同流合污的底气。只有当池大为们目睹到“向上突破”遭到严重的挫败,从此吓退了那份念头,他们才会“掉头向下”,反过来向他们往日鄙视的痞子看齐。“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必然发生在理想主义的大溃败之后。不触及“八九”,不触及“六四”,那怎么说得清楚呢?我可以体谅作者不写“六四”,然而,作者既然要深入描写池大为的内心,他就不可能避开“六四”。避开了“六四”,池大为的心态变化就不可理解。

文章千古事,真替作者惋惜。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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