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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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5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Public Domain)

相对于满坑满谷的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们的传记,以及站在独裁者对立面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反抗者的传记来说,奥兰多·费吉斯的《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是一本普通人的心灵史,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籍籍无名的、饱经创伤的苏联平民——富农、少数民族、工人、教师、士兵和孩子,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清醒而顽强的反抗者少之又少,大部分民众不由自主地兼有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被怪兽般的斯大林主义绑架为人质,又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身份参与对更弱势人质的戕害。他们是可怜又可悲的“耳语者”——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在斯大林时代,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以俄罗斯国家档桉馆和公共档桉馆的史料为来源,作者顺藤摸瓜地访问了档桉中记载的、还健在数以百计的人物,或是其家人和朋友。通过数十次锲而不舍的访问,作者得到受访者的全然信任,从受访者那里获得了长期被藏在床垫下的第一手资料。由此,作者栩栩如生地呈现出这些家庭和个人在斯大林时代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并重现了苏联民众内心的创痛、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亲情的痛苦回忆,很多故事比作家精心构造的小说还要曲折和幽微。这本书堪称《古拉格群岛》的续篇——索尔仁尼琴聚焦于揭露古拉格群岛的真相,他不曾讲述主人公们从古拉格群岛归来之后如何融入现实生活;而《耳语者》的主人公,很多都是古拉格的幸存者,他们的身体走出有形的集中营,心灵却走不出无形的集中营,一辈子只能窃窃私语。书中所呈现的被摧残的人性、被阻塞的情感、被破碎的希望、被毒化的良心,让读者于无声处听到惊雷的声音。

斯大林死了,斯大林主义还没有死

斯大林早就死去了,死在他的屎尿堆中——由于斯大林晚年对克里姆林宫御用医生群体的残酷清洗,他终于自作自受,在中风倒地之后,居然没有经验丰富、医术高超的医生来抢救其性命。但是,斯大林主义并未死去,它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及若干前苏联卫星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奥兰多·费吉斯指出:“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虽然经过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时代,“八·一九”未遂政变之后苏联的解体、苏共的非法化,以及叶利钦时代令人眩目的溷乱与变幻,到了强人普京的时代,俄罗斯人又迎来让他们既畏惧又崇敬的“新沙皇”或“新斯大林”——普京的倒行逆施为他赢得了超高人气。从彼得大帝眺望欧洲以来,三百多年过去了,俄罗斯仍未西化,仍是拥抱独裁、隶属东方的野蛮国家。

《耳语者》一书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斯大林时代地位最为显赫的御用作家西蒙诺夫的故事。如今,时过境迁,西蒙诺夫荣穫过斯大林文学奖的精装本小说和诗集无人问津,被他批判过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杰出作家,却深受读者的珍爱与推崇。这就是历史的公正,文学艺术的价值从来不由权力来界定。

在本质上而言,西蒙诺夫并不是热衷于整人、害人的坏人,正像中国当今的官方作家铁凝、莫言等人一样,他们的所思所想仅仅是如何生存下去和更好地生存下去。如果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可以帮助到别人——只要不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危险,他们乐于做一点好事;但是,如果当权者命令他们充当打手或传声筒,为了维持既得利益,明知是不义的事情,他们仍然会半推半就地去做,然后赋予这些做法以某种合理性。

西蒙诺夫不曾积极主动地党同伐异、落井下石,但每当斯大林在文艺界发动整肃运动之时,他都配合发声,成为“合唱团”中的一员。有一次,西蒙诺夫发表了一篇批判好朋友、犹太作家博尔切戈夫斯基的演讲。五十年之后,垂垂老矣的博氏接受作者采访,轻描澹写地说:“人们慢慢会习惯于痛苦。”然而,博氏的妻子指出,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丈夫的精神仍未从那场伤害中癒合。博氏在回忆录中得出结论,西蒙诺夫的驱动力是个人野心,尤其是一种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于斯大林,太迷恋于斯大林的权力光环,以致无法坚持更为坚强的立场。”

斯大林是一名未受过专业训练、却深知如何操纵人性幽暗面的心理学家,如同一只携带剧毒的蝎子,轻而易举地麻醉其他动物。《耳语者》中引述了西蒙诺夫回忆录中的一个场景: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作家协会领导一起开会,讨论是否向作家左罗宾颁发斯大林文学奖。二战期间,左罗宾在前线作战英勇,却曾遭德军俘虏,从“不成功便成仁”的专制主义思维出发,被俘本身就是难以抹煞的污点。斯大林在会议室里来回走动,从一个个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作家协会领导人身边走过,大声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这既是自问,又在让大家考虑,会场仍是一片寂静。斯大林继续来回踱步,再一次问:“我们应该原谅他吗?”依然一片沉默,无人开口。最后,还是斯大林自己作出了回答:“让我们原谅他吧。”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无辜的人的命运悬在半空:他要么赢得斯大林文学奖,要么被送去古拉格。毫无疑问,斯大林故意安排了这出小插曲,他很清楚,没人会有勇气为左罗宾辩护——记载这个故事的西蒙诺夫也是沉默者中的一员。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只有他一个人能决定他人的命运。此一场景,生动地显示了苏联政权的运行原则:每一个所谓的“单位”,都会有一个微缩版的斯大林,而他面对的是一群同样沉默的群众。

“耳语者”绝非自由人,“耳语者”预设了一套自我审查的机制,这套机制在专制制度结束之后仍然会按照惯性继续运行。白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塞维奇的长篇访谈《二手时代》,又可以看作是《耳语者》的续集。《二手时代》指的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一九九一年到作者成书的二零一二年。亚历塞维奇指出:“我写《二手时代》的时候,深感斯大林不只是无所不在,甚至是我们的价值座标。我们生活的时代,或许正是汉娜·鄂兰所说的‘黑暗时代’。”她反思说:“一九九零年代,我们曾经很天真的相信,马上就能获得自由,但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自由人。”亚历塞维奇认为,前苏联国家之所以走到今天的绝境,是因为人格和心灵长年被威权统治扭曲,只剩下见风转舵的投机心态,既无法判断是非,也不愿承担责任,这就是苏联知名异议份子季诺维耶夫,在同名书内所提出的概念“苏维埃人”,或者是奥兰多·费吉斯所用的“耳语者”这个概念。由“耳语者”变成自由人,需要一场脱胎换骨式的精神革命。

在黑暗时代,如何以美好和良善的方式走完一生?

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说谎不可能不让人灵魂和心脏受伤。以西蒙诺夫而论,他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通过对西蒙诺夫不同时期的照片的对比,奥兰多·费吉斯敏锐地观察到:“所负担的政治责任给西蒙诺夫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一九四八年,三十三嵗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五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而另外一名作家协会的高级官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捷耶夫则以自杀来寻求最终的解脱。

死亡不一定会带来解脱,若死者拒绝忏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故事:这名自称“一直努力为党工作”、将无数不幸者送入古拉格群岛的克格勃,未曾想到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会全盘否定斯大林,许多囚徒获得释放和平反。已经退休的他,常常受到传唤,去会见那些他当年害过的人,遭到对方的唾骂,并被迫向对方道歉。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上吊而死。自杀之前,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自我辩白,他试图将责任推给别人:他所审讯的人签署各种假口供,从而误导办桉官员;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迫使自己改用简化的审讯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额。总之,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死不悔改的死亡毫无意义。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究竟是如何生活的?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人们物质生活的匮乏,统治者用以操控民众的,除了恐惧,就是匮乏——食物的匮乏、日用品的匮乏和住房的匮乏。那个时代,一般民众的居住空间极度拥挤,原来的一套公寓被分配给几家人居住,这就如同昔日北京的一个四合院涌入十几户人一样。而对“阶级敌人”的惩罚就是将他们全家塞入暗无天日的地下室,还要受到带有恶意的邻居的监视和告密。生活环境的恶劣自然让人们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急剧下降,在中国也是如此:文革期间,像钱钟书、杨绛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会因为巴掌大的一点公共空间,跟邻居大打出手。

如果《耳语者》中全部是这样晦暗、恶臭的故事,那么这本书很难让人一直读下去。在无边的黑暗中,仍然有微弱的光透出,给人安慰与鼓励。所以,不能无视微光的存在。共产党掌握权力之后,首先就要竭力摧毁家庭、教会、社区和民间社团等“中间社会”。这些领域,此前帝俄政权亦不曾伸手干涉。共产党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处于原子化和非组织化状态,不得不直接面对庞大的政权,如同蚂蚁面对大象一样。若民众彼此疏离、彼此隔绝、彼此为敌,则民众最容易被统治。

然而,仍然有很多人在劫后残存的家庭、教会以及其他关系纽带中找到栖息地,他们如同芦苇一般卑微而坚韧,虽被压伤,却未被折断。书中写到了建筑师的女儿的茱莉娅的故事,在父亲被捕之后,女孩受到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一家的善意收留。结果,男主人康斯坦丁受到邻居的举报,以窝藏“人民公敌”女儿的罪名被捕并被枪决。康斯坦丁的妻子塔蒂亚娜继续庇护茱莉娅,小心翼翼,不让恶毒的邻居知道。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刻,这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选择,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

另一个例子是萨哈罗夫妻子艾莱娜的母亲露丝。露丝曾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党的干部,对抚养两个孩子兴趣索然,狂热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之中。没有想到,她与任职于共产国际的丈夫一同被捕下狱。从集中营归来之后,露丝变成了慈爱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视外孙和曾外孙为“窗口最重要的烛光”和自己受苦受难的理由。艾莱娜说:“她为孙辈保存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内在的光辉,真叫人吃惊。”晚年的露丝喜爱和照看窗台上的盆栽花卉,让它们长得茂盛,“她带着一定的自豪和挑战前去退回党员证,不是对党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账。她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转而将自己鲜活的疼爱,全部奉献给我们。与抽象的原则相比,这种疼爱更高级更伟大。她去世前不久说,你必须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露丝的前半生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蛊惑和欺骗,自愿为奴;她的后半生却靠着温暖的亲情自我痊癒,不曾担当过的母亲的角色,终于被外祖母和外曾祖母的角色所弥补。

在东方,还有更庞大、更持久的邪恶

《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代个人和家庭的口述历史,奠定了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地位。然而,不知是受萨伊德“东方主义”学说的误导,还是刻意凸显苏俄研究的特殊价值,作者在引言中提出“苏俄例外论”,却大大地削弱了本书的普世性。作者指出:“在四分三世个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远的冲击——包括共产主义东方。”隔行如隔山,这个说法大错特错、错得离谱。

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模式和社会实践,越往东方走,越发残暴和黑暗。比如,整体而言,东欧的共产党明显比西欧的共产党更坏;在东欧共产集团内部,最东方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带有极端腐败和残忍的苏丹式特点,让捷克、匈牙利、波兰等“软化了的专制”望尘莫及;而在取得独立地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中,地理位置最靠西的波罗的海三国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欧盟的怀抱,地理位置最靠东的、若干带有“斯坦”后缀的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却仍深陷于独裁暴政的奴役之中。

在更东方的东亚大陆,存在着更为持久、更为血腥的邪恶政权,那就是苏俄及其卫星国政权崩溃了二十多年之后,以不同方式延续至今的中国和北韩的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和北韩,共产党对民众的私人生活的渗透更为严密、改造更为彻底、扭曲更为夸张,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更为强大的苏联政权早已灰飞烟灭,中国和北韩却屹立不倒——习近平和金正恩都比他们的前任更少温情、更多严酷,不仅大肆清洗不信任的派系,而且大大加强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如果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控制个人思想、侵入家庭生活、垄断社会流动,则有学者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一书可供参考。本书中记载的一群与旧政权有着若有若无牵连的人物,在新政权之下成了连“耳语”都不敢发出的“边缘人”。他们大都未能熬过酷烈的毛泽东时代,杨奎松在报废的档桉材料中发掘出他们无足轻重、苦不堪言的人生,若非杨奎松的努力,他们的故事早已湮没无闻。不过,由于条件的限制,杨奎松未能像奥兰多·费吉斯那样采访到当事的亲人与后裔,每一个故事都在档桉材料结束之处戛然而止。

北韩的情况更为严峻。在照片与电视里,北韩人看起来像机器人一样,在军事阅兵中踩着正步前进或集体表演体操来表现对领袖的忠诚,这些自以为最幸福的人茫然不知自己过着全世界最为悲惨的生活。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中追溯了六名北韩人超过十五年来的生活——在这长达十五年以上的混乱时代里,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夺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本书告诉读者,生活在今日最压迫的极权主义政权下会是什么感受——这是个欧威尔笔下的世界,没有网路,广播与电视选台钮全固定在政府频道上,就连表露情感也会遭到惩罚;在这个警察国家里,告密者受到奖赏,而无心的言论很可能让人终生监禁于劳改营。

在东亚,还有红色高棉时代的柬埔寨和军政权时代的缅甸等变形的极权主义试验场,它们的可怕程度比起奥兰多·费吉斯笔下的苏联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不单单是存在于苏俄的特例,若举一反三,在其他的场域,就能发现与之同构的“我们内心的毛泽东主义”、“我们内心的金日成主义”、“我们内心的波尔布特主义”等等。这些国家尚未被广而告知的“被奴役者的私人生活”,有待更多像奥兰多·费吉斯这样的学者加以书写。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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