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聚焦微弱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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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思乐的《她们的征途》

“我们”的故事

在寒冬中三天不间歇,我读完了赵思乐的纪实采访作品。这样的寒冬有三层含义:冬至后美国东北风暴后的极冷、中国政治的继续加剧封冻和赵思乐记录的一个又一个令人颤栗的体制之冷恶。如果仅仅从记录21世纪中共暴政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施加的恶来看,赵思乐的作品不是第一部。至少徐友渔、华泽主编的《遭遇警察》就早已掀开了冰山的一角。如果要说对新极权下反抗群体的描述,许知远的《抗争者》已经拉开了大幕。有意思的是,同样出自台湾的八旗文化出版社,许知远的《抗争者》(2013)讲述的基本上是“爷们儿”的故事,赵思乐的《她们的征途》讲述的就是“娘们儿”的故事。从性别视角讲述中国公民的民主权利抗争,以一个女性的细腻笔法记录“我们”(Women)的故事,赵思乐的作品是第一部。

赵思乐的作品时间跨度是21世纪的15年左右时间,大致经历胡温和习李两朝政权。它的地域空间覆盖中国的东西南北中。让我这个读者最为佩服的是,大约一打人的故事就钩织出时间和空间的经纬,在这个精致的编排设计里,过去近二十年几乎所有的中国的权利抗争历史就重现出来。在整个人物事件网络中,书中的女英雄艾晓明具有最丰富的连接点,自然成为整部作品的起始点和终结点。通过艾晓明的时空变化,许多历史片段、众多平行空间变得浑然一体。

女英雄艾晓明

首先,艾晓明出生于50年代早期,是书中聚焦的年纪最大的女主角。她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加上唐生智是她外公的因素,通过回溯她的“黑五类”成长身世,我们对20世纪的中共极权主义有了一点了解。这也为她最后在风雪黄昏中拍摄《夹边沟祭事》打下伏笔。其次,艾晓明在僵化的户籍体系内实现了最大的地域空间流动,武汉、北京和广州三地的成长、求学、工作再到退休,很自然地就牵扯出了八十年代的京城改革、六四屠城、90年代后南下、孙志刚事件、福州三网民事件、南都事件和乌坎事件等一系列历史热点。通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共同文学博士经历,刘晓波和艾晓明的空间相遇了。这自然就引出了刘霞的故事和《零八宪章》运动。最后,艾晓明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纪录片导演”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学术精英的地位给了她机会,来到美国获得了“女权主义”的思想武器;纪录片的制作把她引向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运动的浪尖,为此她卷入了一系列的维权运动并和“维权律师”、“新公民运动”、中国NGO、揭露川震校舍豆腐渣工程、“709律师大逮捕”密不可分。她的命运与许志永、艾未未、陈光诚、郭飞雄等“国家的敌人”级别的人物交集在一起。“709律师家属团”很自然成为《她们的征途》中的重头戏。

草根的女权诉求

既然本书注入了“女权主义”的视角,来自社会底层草根、“野蛮生长”的野花“流氓燕”叶海燕就必须成为另一位女主角。同为“湖北九头鸟”所具备的共同地域背景和多元能力注定了艾晓明和叶海燕会对接。艾晓明不断接地气、叶海燕网上蹿红就最终会把她们带到一个同温层。在整本书中,她们俩是真正的具有明晰女权主义意识和诉求的一对女英雄。她们最终日月同辉、比翼双飞的时刻是2013年就“小学校长开房事件”的抗争。叶海燕在网上发布照片,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为此招来一系列围剿迫害。此时此刻,已及耳顺之年的中国第一位女文学博士、名牌大学教授艾晓明勇敢无畏地裸露上身、手持剪刀,拍摄了照片,怒吼道:“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如果作为草根的“流氓燕”集聚了足够的勇气挑战权力,但她并未暴露身体(而她过去的网红是与此有关的);但作为知识精英的艾晓明为了声援一位性工作者权利捍卫者,赤裸母亲的乳房上阵、手持一把大尖刀,发出艾晓明所说的“阴道在咆哮”,这种刚柔对比,真正彰显了什么叫女权主义中的姐妹情和战斗性。她们挑战的对象是公权和滥用公权的权力体系,她们捍卫的目标是那些遭受权力性侵和伤害的无辜幼女。作为孕育过儿女的母亲,她们知道十月怀胎之苦,清楚母性的神圣和伟大,所以迫不得已用女性易受伤害的乳房为武器,挑战和直击以权力为后盾、甚至为主体的恶势力。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有“母仪天下”之说,在21世纪的所谓复兴崛起的中国,硬邦邦崛起的男性权力横行,艾晓明和叶海燕姐妹的抗争就抹上了重重的悲剧色彩,把整个中国社会和权力体系变成了一出巨型黑色幽默。

中国女权主义

赵思乐著作的副标题是“直击、迂回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这把读者引向两个重要的话题:“女性的公民觉醒”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女性和女权在公民运动中的突起又将如何影响中国自由民主权利运动的路径、战略策略和命运。

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女性一方面和所有的中国男性一样面临无性别歧视的专制暴政的威胁和压迫,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又必须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凸显女性的专有权利。这些女性的专有权利不仅在官方意识形态和言语体系里不存在,甚至在民主运动中的男性群体和领袖人物中也非常淡薄、甚至虚无不在。这里就有一个挑战:如何把“她们的诉求”注入到公民诉求中去,真正把民主权利运动变成“她们的征途”。比如,书里的许多人物更多是以女儿、妻子和母亲角色出场的。不可否认,女儿、妻子和母亲三重角色是女性定位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必要条件,也不是充要条件。在女权主义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中国,这三个角色经常是以依附于父亲、丈夫和儿子而具有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在我看来,赵思乐书中的女英雄时常沦为女权主义不发达的牺牲品。比如,艾晓明退休后的生活被90高龄、久卧病榻的父亲所困扰;小鸟依人的刘霞在失去刘晓波的呵护后面对现实生活的手足无措;受到专业高等教育的“709律师”无数夫人们全日相夫教子,最后陷入山穷水尽的资源困境;所有这些妨碍女性的全面实现,都可以找到男权、父权和夫权主义的根源。

如果我们要把女权主义植入中国的土壤,我们必须明晰妇女赋权和争权的内涵。我们是要欧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摆脱对男性依附的独立自治,因此传统的婚姻家庭和性别分工也必须演化?还是要发展中国家文化更欣赏的平等前提下的相互依存的男女良性互动共生体?或者是在回复到老道哲学“阴阳平衡互补”的同时,拥抱“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的理念?赵思乐的采访还可以上升到这样的理论高度,让她的女权主义议事日程更明晰尖锐化,把她的女英雄推向这个角落,质问她们是否具有或正在实践、追求这种理念。当下中国的女性不必只是作为妇女参加进中国的公民运动,而是应该作为女权主义者为中国的公民权利、民主自由运动注入新的动力、愿景和行动模式。

女性抗争的命运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女性和女权主义对中国自由人权运动的战略策略及行动模式的影响。正如赵思乐在书的副标题所强调的,“迂回”是女性抗争策略的一个特征;如果有“直击”和“冲撞”,也是凸显了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价值观“非暴力”。书中描述了杨佳受辱和他母亲王静梅丧子之后的迥然不同反应:一个模仿武松、寻求民间正义的暴力解决方式,一个“被精神病”、整日以泪洗面。这或许是女性非暴力行动模式的注解。毫无疑问,未来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运动会主要以非暴力模式进行,这为女性主体和女权主义思想的嵌入提供了机会。但另一方面,正如书中无数例子告诉我们的,个人主义的、孤立的非暴力抗争经常的结局是自我抑郁和自我疯狂。无论是走出体制然后再与体制讨价的女英雄王荔蕻、寇延丁,还是从未被体制接受过的叶海燕,面都庞大的极权主义利维坦显得无力、无助和无望,最后都是遍体鳞伤,落得像个21世纪的堂吉诃德。即便是我们的主角艾晓明在书的最后一页也留下了“困兽犹斗”的自我评价。

为什么她们踏上征途几近二十年后遭遇到了“习大大主义”,女性权利前途更加灰暗渺茫?在我看来,任何社会政治运动,如果缺少女性,基本上都是注定失败的。只有当女性、年轻女性、美丽成功的年轻女性愿意加盟;只有当祖母级别的妇女也愿意融入人潮,站在专制政权的暴力机器和抗议人群之间时,社会政治运动才能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女性的参与降低了参与的门槛、提升了镇压的代价,能更加激活男性的勇气、提升反抗的艺术性和美感,会更进一步凸显政权的荒谬和邪恶。社会运动史上女性的抗争不仅仅只是“历史的细语”、“弱者的反抗”,更是美丽的创造性反抗,因而使得反抗的形式、策略和智慧更丰富多元、更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如果说,叶海燕的反抗更具有想象力,艾晓明的解构更具有创造性,那赵思乐所描述的“709家属团”更把抗争提高到了审美的艺术高度。但她们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的。我不是说她们做的不够,而是说与她们为伍、并肩战斗的人数还不够。她们只是先锋,她们在降低参与的门槛和挑战所有中国人的勇气和良心。如果没有更多的人群跟进,她们的事业只会成为赵思乐给她书的结尾所用的词:“祭事”。

姊妹大胆往前冲

如果细读、深思《她们的征途》,我们可以在中国社会中看到至少两个残酷的现实:第一,尽管摆脱个人原子化状态去与极权体制讨价或抗争是需要勇气的,因而是走出的勇敢的第一步,但个人主义的抗争是永远无法撼动和终结中共的暴政的。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世界历史上从古到今仅见的、最强大的极权体制。作者赵思乐在几个地方都触及到“制度性的”和“体制的”根源,看到了个人冤屈、反抗和体制的紧密联系。在美国已故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我们能从点点滴滴的个案中看到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以及普及弥漫在社会体制中的共同遭遇和公共困境。不幸的是,在所谓“脱敏化”、“去政治化”、“不踩红线”、“去对抗性”的自我禁锢下,书中的一些人物和圈子“不把自己当外人”,还是自认为“赵家的”,形成一股不断与先锋派切割,把激进力量和人物不断孤立并献到共产党祭坛上的恶劣之风。第二,中国还没有21世纪的女权主义指引的妇女运动。所以女性现阶段的抗争只能是泡沫,而无法汇聚成洪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思乐所以能够用少量的人物编织出一个紧凑精致的大叙述来涵盖中国社会众多的宏大议题,一个因素是所有这些社会运动都是由同一个网络的有限人群来操作或炒作的。而网络革命提供的虚拟空间和互联网平台使得许多空响似乎放大得令人发聩。如果中国社会政治运动无法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升华到组织学的整合力、最后到政治学的领导力,“业余的个人主义的社工积极分子”只会像萤火虫一样在重重的黑夜中发光,但永远无法驱逐黑暗、引来朝阳。在这一点上,从未进入过体制、因而也无所挂碍、无所畏惧的叶海燕给我们了最大启发。她畅想着她的未来:“她打算像真正的政治人一样行事,接触普通的访民、决绝的民运分子、温和知识分子,还有任何有可能的体制人士。‘希望跟他们尽快联合起来,我尽量会做老好人,去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铺垫。”她希望“将来创建中国的妇女党,或者在新的民主政党中担任代表女性的内阁成员。”

和众多已出版的著作比较,赵思乐的书换了一个焦点,从男人切换到了女人;她也换了一个视角,从父权主义转入女权主义;更重要的是,赵思乐还换了自己的心态,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参与者。面对“赵家”,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当外人;面对社会政治抗争,如果我们自认为是局外人,最终的结局就变成天定了:愈来愈多的个体会抑郁疯狂,而整个极权恶政却会日益疯狂施虐。这是我从赵思乐《她们的征途》一书中引申出的结论。

2018年一月六日于纽约

(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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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unday,January 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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