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2）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5）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叶利钦显然代表的是一种激进改革的观点。他在会上指责保守势力转入进攻。他认为，二十八大没有必要来讨论国家形势和发展道路问题，而应该首先解决党自身的命运问题，“确切地说，在这里只解决党的最高层机关的命运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尖锐。苏共机关是否能在自身找到敢于进行变革的力量呢？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党的机关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决心进行党的根本性改革，也许抱住必定失败的形式不放，成为人民和改革的反对派。”他在发言中提出要没收党的财产问题；追究反酗酒运动造成的损失等问题。他还提出，苏共要进行根本改革；要允许党内各种纲领派别存在；党应该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苏共应该解散在军队、安全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组织，摆脱掉国家的职能；要把苏共变成议会党。民主纲领派的代表人物、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绍斯塔可夫斯基主张国家机关要实行“非政治化”，并认为社会主义大厦的设计本身就有“缺陷”。
大会对一些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利加乔夫当选为农业政策起草委员会主席。市场经济起草委员会更名为经济改革起草委员会，雷日科夫任主席。
针对许多代表对苏共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作了一个总结发言。他指出，“尽管目前国内形势充满矛盾和冲突，我认为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成果是可观的、进步的”。他认为，“有人试图用称药的天平、借助四则运算来评价改革”，“这是不严肃的态度”。他说: “我接受对改革倡导者的批评，无论这些批评有多么尖刻。尽管对总结报告有批评意见，我决不放弃报告里所说的任何一条，因为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掂量的。”
戈尔巴乔夫承认，“党有危机”。“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不善于、许多情况下是不愿意彻底弄明白: “我们已经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空前的政治化的社会，它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而许多党组织、党员却仍然在从那拖我们后腿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习惯方式行事。如果代表中有人(从发言看来我们当中确有这样的人)前来参加大会是希望使党回到原先那种发号施令的条件下，那么我要说，他们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把每时每刻都用于推动改革，使我们的工作适应新的条件。”
戈尔巴乔夫指出: “我们并不改变自己的路线、自己的选择，我们忠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但是请大家相信，党是否成功，就看它是否明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社会。否则它就会被其他势力排挤掉，我们就会丧失阵地。而现在我们拥有巨大的潜力，全部问题就在于要意识到最主要之点，就是: 不革新，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大有作为。”戈氏还说: “我毫不隐讳，代表大会以四分之三的票数决定改变经济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去掉其中的‘市场′一词时，我感到很不安。” “难道我国的全部历史还不能说明，通过对行政命令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毫不奏效吗？我们几十年来紧紧地抓住这个体制不放，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如今还要继续抓紧不放，从而阻止革新，阻止国内经济生活新形式出台。如果这样走下去，那么坦率地说，我们会把国家搞垮。”戈氏还驳斥了“改革是我们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的观点，认为改革没有错。“如果说改革有什么错，那么就错在它进行得不够彻底、不够坚决”。
戈尔巴乔夫的总结发言产生了作用。大会代表的态度有所改变，情绪开始平静下来。主流派的思想在大会占了上风。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柳尼科夫和中央书记乌斯曼诺夫因“健康”原因提出退休；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比留科娃因到了“退休年龄”也提出退休辞呈。大会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戈尔巴乔夫认为: “苏共领导机构的革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按照新党章规定，苏共中央新设立副总书记职务。总书记、副总书记必须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结果，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6票反对，再次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氏的竞争对手、58岁的库兹巴斯党务工作者阿瓦利阿尼获得501张赞成票、4026张反对票。
但在党的副总书记选举时出现巨大争议。戈尔巴乔夫推荐原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为副总书记候选人。除此之外，代表们还提出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巴卡京和弗罗洛夫等十人为候选人。但大多数候选人自动撤销候选人的资格。引人注意的是利加乔夫没有主动撤销，他准备参加竞选。为阻止利氏参加竞选，戈氏提出，根据苏共中央已有的选举条例，大会应当讨论是否把提出的候选人列入投票选举中的问题，如果有人对候选人提出异议，则大会应就此进行表决。果然，一些代表要求利加乔夫退出竞选，指责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持保守立场。当有人问戈氏为什么这样对待利氏，戈氏表示，他写的信实在“太多了”。
大会经过表决，以2293票赞成、1916票反对，撤销利加乔夫的副总书记候选人提名。表决结果引起会场一阵哗然。支持利氏的代表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废除过时的选举条例，认为这种做法不民主，应该让代表在投票选举时决定对候选人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戈氏不得不提出，让大会表决对中央过去的选举条例的态度。表决结果是，中央过去的条例被否定。这样，副总书记有三个候选人，即伊瓦什科、利加乔夫和毛遂自荐的列宁格勒工程技术学院院长杜达列夫。利加乔夫在答辩时说，他同戈尔巴乔夫是存在着分歧。不过，这是策略上的分歧，而不是战略上的分歧。他认为他从来未阻碍过改革。他认为，69岁的高龄不是进入苏共领导高层的障碍。后来他说: “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经过投票选举，伊瓦什科以3109票赞成、1309票反对当选为副总书记。利加乔夫只得了776张赞成票。而杜达列夫遭到惨败，赞成票为150张，反对票为4268票。
7月12日，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要求澄清叶氏的反党言论。于是，叶利钦表示，鉴于他已被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对俄罗斯各族人民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他不可能“只执行苏共的决定”。他认为作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首脑，“我应当服从人民和人民全权代表的意志。因此，根据在选举前自己保证要承担的义务，我宣布退出苏共”，以便“同一切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合作”。叶氏宣布退党后，戈氏立即表示，应该就撤销叶氏二十八大代表资格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3671票赞成、150票反对、103票弃权。叶利钦就这样退出了苏共。
接着，苏共“民主纲领派”也宣布退出苏共。该派领导人之一、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绍斯塔可夫斯基宣读了该派退党宣言。他说他授权宣布苏共已经分裂，并准备成立独立的民主的议会党。同时，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党。
7月13日，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由412人组成。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大部分原政治局委员没有入选，其中包括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主管宣传)、拉祖莫夫(主管组织)、扎伊科夫(主管军工)等人。利加乔夫没能进入新的苏共中央，这表明他退出了苏联政治权力中心。利氏的落选也表明，他所代表的传统派受到沉重打击，苏共中央进一步加大变革的步伐，苏联继续朝着激进的改革道路前进。
随后，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全会选举出24名政治局委员。从政治局委员的构成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二十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只是戈尔巴乔夫一人。或者说，原政治局委员只有戈尔巴乔夫和伊瓦什科(1989年12月进入政治局)两人进入新政治局。第二，政治局“联邦化”，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都进入政治局。这是苏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结构变动。这一方面表明，苏共中央高层决策将更多地受到地方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治局的作用将明显下降，因为政治局从过去每周开会一次改为每月开会一次。第三，在新的政治局中难于形成小的政治利益集团。主要矛盾明显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第四，苏联政治权力机构的实权人物没有进入政治局。这表明苏联的最高决策中心已从政治局移向总统委员会，移向行政机关。
新当选的苏共中央书记有11人，其中原中央书记4人，新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5人。此外还有5名工人农民和基层党组织书记作为书记处成员。
苏共二十八大在最后时刻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一系列决议。在声明中，代表大会认为: “发生危机的深刻根源并不在于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有什么缺陷，而在于它过去是被扭曲了”。声明提出:
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虽然是困难的，但却是通向应有的生活、通向实现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潜力的唯一正确道路。
苏共摒弃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切，决不否定十月革命的理想，决不虚无主义地对待苏联人民的革命成果。看待我国的过去时，必须把由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所产生的现象为一方面与苏联各族人民的现实成就为另一方面明确地区别开。我们神圣地纪念人民在极残酷的考验年代里所作出的牺牲。
苏共主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摆脱教条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建设性地领悟20世纪的历史经验，领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我们认为必须利用人类智慧的优秀成就以及在世界上积累的有效经营、解决社会问题、发展民主制度的经验。
苏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以共产主义为前景的政党。我们把这个前景看作是文明发展的自然历史方向。
在我们的理解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如下的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为人创造不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和劳动条件。
在所有制和经济多种形式的基础上保障劳动者变成为生产主人，保障高生产效率劳动的强大动机以及为生产力的进步、合理利用天然资源创造最好的条件；保证社会公平和使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保障。
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是政权的唯一源泉；受社会监督的国家保障保护不分社会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的自由、荣誉和尊严；实行合法存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的自由竞赛。
这个社会始终不渝地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平等合作，尊重每个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苏共二十八大在《关于苏共中央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首先肯定了改革的路线，认为“苏共的改革和革命性新方针是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决议对苏共高层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在实现这一方针时，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估计到所采取的具体步骤会带来怎样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方面的后果。反酗酒运动、组织合作社的实践、向地区经济核算和企业自主经营过渡以及一系列重大行动都缺乏系统性，没有事先在党组织内进行认真研究。这就降低了这些重大的和必要的措施的效果，或者甚至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代表大会还指出: “族际关系的尖锐化使党猝不及防。在调节冲突时中央往往不掌握主动权，对于中央和地方达成和解的措施往往听之任之。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拖延下来了。苏联的完整性，乃至其本身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
7月13日，苏共二十八大闭幕。戈尔巴乔夫在闭幕词中认为: “不必讳言，在代表大会前夕以及开会期间、尤其是最初几天，我们这里和全世界的报道都有人表示担心苏共丧失了更新的能力，不能同侵入肌体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决裂，它注定要搞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它注定要分裂，要退出政治舞台。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担心并未得到证实。那些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将为苏共举行葬礼的人，他们又一次失算了。苏共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对我国的进步、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
戈尔巴乔夫一语成谶，仅仅一年零一个多月之后，他自己亲自为苏共举行了葬礼。
苏共二十八大是苏联处于极其危机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给苏联寻找走出全面危机的道路。苏联能不能走出危机，关键就看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了。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为苏联找到走出危机的有效办法。从这次大会的若干决议文件中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太“务虚”，不“务实”，似乎看不出当时的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大会没有抓住导致苏联出现全面危机的关键性问题，没有具体的克服危机的对策、方案。所以，这次大会无论形式上开得多么民主，无论怎么深刻反思过去，无论怎么勾画宏伟蓝图，都无法克服现实危机。苏联当时有两个问题最突出: 一个是经济发展问题，另一个是民族关系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只是浮在表面上的问题，如果想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理顺中央层面的权力配置问题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而当时改革已经出现了失控现象，旧的中央决策体系的坍塌与新的中央决策体系的创建同时进行，产生了致命性的“无决策”和“决策零效应”现象。而“无决策”和“决策零效应”现象的后果就是政治上的争权夺利盛行,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萌生，恶性经济危机的来临，民族分立主义的增长等等。
现在来看，苏共二十八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围绕如何克服经济危机做文章，将经济改革再度上升为中心任务。有这样一个重大决策转变才能为克服危机提供可能性。但是，苏共二十八大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离题太远。结果，苏联就像失去控制而又高速行驶的汽车奔向深渊。这也许是劫数，劫数难逃！
看苏联，再看中国。中国共产党肯定汲取了苏共这一教训，政治上丝毫不动，经济上“改弦易辙”，坚决走经济改革道路。
关于苏共二十八大，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给我们披露了这样一些情节:
戈尔巴乔夫虽然一切都看到了，一切也都明白，但就是又没有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代表大会期间与各地区委和市委书记会见后，他对我说: “他们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家伙，除了养尊处优和权力，什么也不需要……”他骂了他们娘。
我回答他说：“您抛弃他们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总统。您看看这是什么党。您始终会是党的人质，成为经常不断受气挨打的仆人。”
他反驳道：“你听我说，托利亚。你以为我看不见……我看见了……你们的信也看了。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也好，像全都商量好了一样劝我甩掉总书记职务。但是，你要懂得，不能不要绳子放开这只可恶的发疯的狗。一旦我这样做了，这整个庞然大物就要反对我……”
在代表大会上他愤怒了，违背通过的关于大会由政治局委员轮值当主席的决定，一手包办了大会主席工作……在程序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表决上以微弱的多数“获得了胜利”。
他孤立了。结果在休息的时候好几百人拥到他身边“讯问”他，你来我往地争论不休，要他谈出自己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些要求……最后，他在又高又瘦的沃洛佳(后来出卖了他)的护送下一个人走进了后台。真可悲！一个国家元首、大人物，竟落到这种难堪的境地，实在糟糕透顶！
在叶利钦退党的当天(7月12日)，戈尔巴乔夫夜晚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就叶利钦退党的事解释说，“这是合乎逻辑的结局”。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这样的事情，即使是戏剧性的做作，也不能低估其意义。它在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人下了决心，不怕冒险，敢想敢干，给民主派的信号是可以不买苏共的账，也‘不会出什么事’；给共产党的信号则是，甚至留在党内，也可以不服从狂妄之辈……这是我的看法。”
此外，我还有两点不同意见对他说。这就是：“当我们在新奥加廖沃，在您的领导下成天苦于字斟句酌的时候，先后持续了三周的两个代表大会向全国表演了一出大丑剧，既使党又使您个人威信扫地，而您仍然紧紧抓住与您敌对的党的最高职务不放。然而，叶利钦却向它的脸上吐唾沬，并且去做本该由您去做的事。”而且，他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失，相反，却博得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好评，同时还推翻了戈尔巴乔夫当时以及后来反复强调的关于与党决裂(实际上是与官僚集团决裂)就会断送改革的论调。
诚然，他本人本来应该在代表大会上作出叶利钦做的事，这样，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才会得以挽救。
当我开始大加赞扬叶利钦偕西拉耶夫网罗入内阁的一大帮人时，他见怪了，并且预言一俟接触实际他们就会垮台。我关于他们很可能把俄罗斯的事情给整顿好的意见引起了愤怒，他指责我“学究气”，爱捧场，老是好兴奋……
这样一来，他“又胜利了”，仍旧当上了总书记。他个人提名的中央委员名单(85人)得到了批准——他甚至迫使代表大会把这个名单中初选时落选的那些人塞进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中央委员会现在大多数是利加乔夫和波洛兹科夫(俄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人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俯仰由人了。
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八一九”事件，证实了这位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了六年的助手的论断: 对戈总书记而言，苏共中央是不靠谱的。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