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与历史的终结
也许也符合主张“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精神。
非常符合。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即历史存在，即使是中国，现在也已就范。我们深受这个思想的影响，那时的过度乐观是情有可原的。我仍然写下了我在中国看到的倒退，想知道它能走多远，中国是否进化到突破一党制国家的地步。
关于20世纪80年代，还有很多话要说。出版业爆炸式增长，来自国外的各种书籍被翻译。私营公司开始出版，而不仅仅是国有公司。你几乎可以写任何东西。杂志、报纸，各种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开始出现。
这一切在胡耀邦身上达到了顶峰，人们非常赞赏他的开放。当他被赶下台时，人们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办法抗议。但当他去世时，按照中国传统的传统，人们纷纷涌来纪念和庆祝他的一生，涌入天安门广场。
1989年对我来说是如此特别，那是因为很巧合的是，我和白芳组织了一次旅行，同行的还有当时已婚的陈凯歌和洪晃，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白杰明（Geremie Barmé）。我们被中国的开放所吸引，从洛克菲勒家族那里得到了一些资金，在位于西马林的牧场旁举办了一场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电影人的会议，在这个坐落在悬崖上的美妙的小会议中心，向外眺望越过海洋。我们邀请了20名中国人，美国人数也差不多。我们有奥克森伯格、黎安友和林培瑞。傅高义好像也来了，还有来自伯克利的高棣民（Thomas Gold）。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随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来，并好像得到了《纽约书评》的赞助。刘宾雁在，还有苏晓康、北岛、王若水、吴天明。方励之没能赶到，但因为当时胡耀邦已经去世，人们开始涌入天安门广场，方励之连续几天晚上都和我们打电话介绍情况。
这些人都是八十年代乃至今天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基石。
还有其他人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回想起五四运动，当时所有这些有趣的人都站了出来，并继续了下去。
共产党也是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
是的，五四中诞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冲动和影响。也许80年代也是这样。我们把人聚集在一起，看看他们坐在北加州悬崖上产生出想法。我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现在被我放在某个地方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刘晓波原本也要来，但在来的路上突然决定直接回北京。
就这样，学运在北京爆发了。晚上我们接到方励之的电话，讲述北京的事情，我们坐在那儿听。这是四月份的事。活动一结束大家就纷纷跳上回北京的飞机，在北京度过了学运全程。这是我有机会观看和参与的最非凡的历史事件之一。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像电视剧一样。
对党来说，更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要来了。当时中共邀请了世界上所有的媒体来报道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亲吻、和解，中苏联争端过去了、一切都可以原谅，让我们做朋友吧。
所以共产党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记者每天都在抵达，而党的天安门上正在上演一场大混乱。广场变成了摄影棚——这是党最可怕的噩梦。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广场，而是天安门，共和国的中心。
中心的中心，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有人民大会堂，有中南海、故宫、国家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的陵墓。毛泽东的肖像就在那里，一度被泼了墨水，被认为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
就这样，每天我们起床就会去广场上，天啊，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同的人涌入：首先是学生和职业人士，然后是工人。后来火车载来了中国各地的人们。当然，他们的结局非常悲惨。在结束前，赵紫阳与温家宝一起坐着一辆大巴车出现在广场上，感叹党来得太晚了。赵紫阳那时出访朝鲜，所以当重大决定做出时他并不在场。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后记
面对着电脑里14个小时的录音，我最初觉得恐慌，不知如何下手。但当我坐下来听，却发现自己总能听到新趣味。上面这篇便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分享给你。
许多人觉得外国人“不懂中国”，这或许是事实，毕竟隔着半个地球，我们对彼此都是陌生的、奇特的。但也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外国友人的视角具有一种“新鲜感”，许多在中国人看来稀疏平常的细节，都开始带有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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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 Hinton, 1996, Gates of Heavenly Peace
刘宾雁，1979，人妖之间，人民文学
卢跃刚，2019，《赵紫阳传》，印刻出版
Schell, 1984,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Pantheon Books
Schell, 2020, The Death of Engagement, The Wire China
魏京生，1979，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民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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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由China Books Review与百京饭店联合制作，感谢主编Alec Ash的支持。特此感谢本文的中文编辑马世豪，以及英文音频编辑Taili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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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蜉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