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联合早报》刊登了金建国先生《委内瑞拉是通向奴役之路典型》一文。文中金先生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民生困苦、“走向奴役之路”，是因为独裁统治加“社会主义乌托邦”所致。而且相对于独裁专制，金先生更强调“社会主义乌托邦”、公有制、计划经济对委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金先生还认为，人民选出了查韦斯等民粹领导人和发展道路，也应为如今的悲剧负责。
对于委内瑞拉为何经济崩溃和国民贫困，与金先生观点相似的中国学者不乏其人。如清华大学教授刘瑜也持相似观点，她在《委内瑞拉是如何毁掉》一文中，也把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左翼民粹政策、高福利、平均主义、对外反美反帝等，当成委国经济崩溃的主因，并对“社会主义乌托邦”大加挞伐。中国其他一些自由派学者，也都批评委国及其他左翼政权的“社会主义”如何“祸害国家/人民”。
对于金先生、刘女士及其他中国自由派人士对委内瑞拉问题的观点，笔者既有部分认同，但也有更多不同看法。
首先，委内瑞拉近年来经济民生的恶化，是不争的事实。而查韦斯和马杜罗等左翼民粹人物，一度滥印货币和不顾长远的发放福利、过激的国有化政策、排斥专业人士、迎合大众不合理诉求等，确实成为委国经济恶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上因素并非委内瑞拉今日民生凋敝的全部原因，且以上因素也并不能都归类于“社会主义”、“乌托邦”等范畴。而且即便一些极左民粹政策造成了经济不良后果，也不应不考虑其背景和复杂影响而一概否定。对于人民选择查韦斯等，也不应以“愚昧”、“洗脑”的简化和贬低。
委内瑞拉的经济在查韦斯执政后期和马杜罗时期的恶化，准确原因是经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过于依赖石油及对油价暴跌缺乏预备、政策更多取悦民意而专业人士话语权不足、社会福利发放没有足够考虑财政承受力、忽视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具体的、经济技术方面的问题，导致委国经济和社会保障缺乏可持续性，没有兼顾效率与公平。
这些具体技术性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部分特殊企业国有制、经济的计划性本身是不应有的（有些国家经济败坏恰恰因为缺乏基于科学的计划性）。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雾里看花的误判，或以偏概全、以次当主。
金先生也夸大了委内瑞拉及智利等国历史上右翼执政时期的经济成就。委内瑞拉本就不是经济强国、委国及其他拉美国家右翼执政时经济也高度依赖石油等矿产资源、经济分配更不公平。委国在上世纪50-80年代虽算富裕，但被右翼人士宣传夸大，且忽视了经济缺乏普惠性的弊病。
金先生所举的南美另一国家智利，右翼皮诺切特执政时的经济增长也被夸大，还忽视了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社会党等左翼执政的1990年代以来，推行左翼政策如分配公平和更高福利后，智利仍然保持经济繁荣的事实。而皮诺切特之前的阿连德时期（1970-1973），智利经济也曾一度繁荣，后来的经济下滑与当时美国右翼政府制裁亲近苏联的智利有关。皮诺切特时期的经济发展，也高度依赖铜矿及国际铜价的高位，并在大肆私有化时仍然保留了国家对一些铜业巨头的控制。
笔者明白，金先生及其他中国自由派人士，因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毛泽东时期，中国发生许多因为极左政策造成的经济崩溃和民权侵害，以及邓小平时期至今许多名义上是“左”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政策（哪怕大多数更符合右翼的特点），所以形成一种对“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大政府”的极度厌恶、恐惧、误解。
所以，他们“恨屋及乌”，凡是涉及“左”等事物的国家和事件，都会大张挞伐，并将该国该事的悲剧都归咎于“社会主义”等“左”的元素。金先生还扩大化“共产主义”的定义，在其《习拜会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一文中将当代中国称为“共产主义（模式）”，显然是一种谬误。他们也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支持完全的自由放任、低税收甚至零税收、反对发放福利、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励近似于丛林式的自由竞争。
右翼自由放任派的学者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被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奉为圭臬，书中的话也正合其心意。金先生文章名字《委内瑞拉是通向奴役之路典型》，即反映了文章立场，以及金先生对哈耶克及其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批判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鼓吹自由放任主义的认同。
金先生等人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严重误读误判了委内瑞拉及其他许多左翼执政国家社会问题的真实原因。无疑，20世纪极左的共产主义思潮和若干左翼政权，确实造成了巨大灾难，计划经济也压制了活力、导致贫困和短缺。但基于列宁斯大林体制的苏式经济、中国毛时代的运动式经济，和“社会主义”并非完全等同。
二战后以西欧北欧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系政权，也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且其在经济发展、人权保障、福利覆盖、社会公平等方面都表现出色。现在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即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进步人士联盟”，英法德等国明确标榜“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如英国工党）还都是国会最大党或执政联盟成员。那么欧洲像委内瑞拉那样经济崩溃了吗？不仅没有崩溃，还基本都居于全世界经济最健康的国家行列。
而且，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分配公平同样重要。对于生存压力巨大、为温饱和养儿育女发愁的大众，很难考虑更长远的收益，而更想解决眼前的困境。大众也都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朴素平等意识，这虽然未必完全理智，但也是人之常情。查韦斯等左翼民粹人士虽然损害了国家经济，但也确实短时期内改善了人民生活，人民选择他们虽不完全明智，但也无可厚非。
几个月前，笔者在评价刘瑜对委内瑞拉左翼民粹的看法时，就说过：刘瑜所说的与其他中国自由派类似，鼓吹法治至上、精英主义。对于社会精英人士而言，选择小政府和低税收固然是有利的。但若是一位丧夫农妇、拉扯三个孩子。一个精英鼓吹减税、法治、自由经济，另一个愿意发育儿补贴、发放免费卫生巾、组织妇女维权联合会……选哪个？显然选择第二个才符合天理人情。
无论是金先生还是刘女士，总是以精英视角批评左翼和民粹，对于人民疾苦和现实需求往往缺乏了解和理解，得出偏颇的、似是而非的、错缪的结论，并给出有悖事实真相的、不符合多数人民利益的、走入另一个歧途的建议。笔者当然认为效率和公平应该兼顾，而不应该像委内瑞拉那样不顾现实条件的“大撒币”。但也不能为反对“大撒币”，无视西欧北欧都实行的很好的福利国家模式、将“社会主义”不分良莠的一概否定、全盘废弃。
和委内瑞拉同属拉美甚至相邻的巴西、哥斯达黎加、乌拉圭，都长期由左翼执政，福利体制都极大改善了普罗大众的生活，人民幸福感高，经济也并没有崩溃。而像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虽然经济经过跌宕起伏，但左翼的社会公平政策仍然广受欢迎。如巴西总统卢拉、墨西哥前总统奥夫拉多尔等人在拉美乃至世界受到赞誉，正是在于他们致力于减少贫困和扶助弱势的“社会主义”政策。
如果说到中国，那么中国显然更不是“社会主义”、“高福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连多数右翼执政时的发展中国家福利标准都不及（如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尼日利亚等国右翼执政时期，都对国民有一些福利保障）的问题。如中国学者秦晖所说，中国福利体制是“损不足补有余”的“负福利”体系，中国“既没有美国（较右翼、低福利、鼓励自由竞争的国家典型）的社会福利，也没有瑞典（较左倾和国家较多干预经济社会）的个人自由”，无论左翼右翼都应该呼吁中国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水平、扩大覆盖面、保障福利发放的公平与真实。
而经济的计划性也并非等于“计划经济”。金先生所举的虽然独裁但经济高速发展的1960-1990年代的韩国，实行的并非自由放任经济，而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统制经济”，由国家权力来调配资源与制定计划，集中力量包括国家优先贷款发展钢铁、汽车等重点行业，重视教育和科技，促成了韩国“汉江奇迹”。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即国家干预经济、兴建大型工程、以工代赈，也是美国走出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减少贫困和缓解社会矛盾、没有像德日那样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关键。
经济计划本身并非邪恶（甚至必要），关键在于计划是否符合现实和可行、规划是否科学、是否有专业人士操作而避免“外行领导内行”、是否避免权力在经济中的滥用、是否最大限度减少腐败与权力寻租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国有制、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也并非必然好或者坏、全好或全坏，而在于具体的运营、监督、分配，是否有利于资源整合和效率提升、资产和收益是否真归全民/劳动集体所有和监督。
笔者希望，金先生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以理性客观态度看待和评论各国左翼政治人物及其政策，也更多理解平民大众寻求美好生活和社会公平的愿望，不应以“有色眼镜”和先入为主方式贬斥“社会主义”等内涵和演变复杂、在各国表现大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而应更注重于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分析和褒贬。
笔者也认同委内瑞拉等国不应再继续走极左的、被独裁者骑劫的道路，而应真正实现政治多元、经济建设基于科学理性考虑长远、分配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
（图片取自Z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