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人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事说三道四，发表一些门缝之见，会被人讥之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是时间久了我发现，许多人身上之所以出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症状，和我们“宣传部门”经常“只说其一，不说其二”有关。
比如我上小学、中学时，无论是课堂还是社会，对学生灌输的都是“地大物博”和“人多力量大”这样的观念，而从来不讲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多少，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是处在世界平均值之上还是之下；也从来不讲，“人多”除了“力量大”外，它消耗也大，对环境的压力也大，并非越多越好。所以那时候的人，是没有人均观念的，是没有“环境承载极限”观念的。
再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报道，也是只讲它们“腐朽”、“没落”的一面，不讲它们民主进步的一面。于是大多数国人当时普遍认为，别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天天好起来”。但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国人“看世界”的两只眼有一只长期被人捂着。当年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宣传部门“只说其一，不说其二”之故。
另外，说起建国以来国家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多把目光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方面，至于说这些成就的获得，几代中国人尤其是最普通的底层百姓为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是否存在效率低下和浪费问题，环境方面遭受了怎样的破坏，很少有人提起。像这样“只说其一，不说其二”的做法，是很容易让人产生盲目乐观情绪，而忽略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积累的矛盾以及资源、生态方面潜伏的危机。
值得反省的是，我们社会为何总是在一些问题上搞“只说其一，不说其二”的自我蒙蔽自欺欺人的勾当？世界是完整的，世事是纷繁复杂多变的。我们即使睁大双眼，有时也很难把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看清，或对纷繁的世事有所把握。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长时间地有意识地蒙住人们的一只眼，遮蔽住人们投向浩瀚世界的视线呢？普利策关于国家与新闻记者的关系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地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社会在一些问题上长时间施行“只说其一，不说其二”的国策，使国民无论在认知上还是在情商方面都显示出“低下”的症候，使国人在诸多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上既有背客观实际又有违人类正常理性。我们一方面宣称要“融入国际大家庭”，一方面又对这个“大家庭”心存戒备；我们一方面希望中国今后的道路少一些失误和挫折，一方面又生怕自己的国民“知道得太多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和做法呢？
我的看法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只说其一，不说其二”之国策该当休矣。
首发2001年《士柏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