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荣誉的十字架》兼论近期大陆文学创作
赢得有争议作品名声
上海作家张士敏所作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当他在刊物上出台不久，就赢得了“有争议作品的名声。”有争议“这个语词本是贬义的，它的来历是指党的高层领导（大多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官员）对这个作品持否定的打倒的态度。因为这一类作品企图冲破毛时代的种种禁锢，敢于揭露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及对人性人权的摧残，鞭挞党内的某些官僚的胡作非为以及腐败现象。
这些官员对这样的作品表示不满和愤怒，这本是他们的自由，只因他们手中有权，国内又无保障新闻、出版、文艺创作自由的法律，当政者个人的喜怒哀乐的自由就侵犯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发表的自由，他们侵犯的方式不像毛泽东时代用粗暴手段惩处作家艺术家，而是采取较文明的做法：悄悄地下令禁止出版和发行；组织写作班子发起对所谓有问题的文艺作品的攻击和批判，这种“大批判”与文革时期做法一脉相承，所谓“写作班子”，即用党的名义纠集几名没有骨头只有毛的教条的知识分子，用化名围攻上头定“调子”的作品，既不让作家申辩，也不许刊登别人批评写作班子的文章，这一点跟文革时期也是一样的。另外，由党的最高领导在口头报告或党内文件中点名批判，形成全国响应，大造声势的严峻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现过三次高峯，打击的对象比起毛时代虽然少一些，扣帽子的词句稍有改变，但不论是毛时代或是毛的接班人执政时期，都不肯放下打击文艺家的鞭子，这新时期所打的棍子和鞭子，就制造出所谓：“有争议的作品”，在毛时代则称“大毒草”。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怪现象，是植根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用权力建立大统一思想体系的结果，而高踞领导文化事业的首脑，自己又缺乏文化，他们所依恃的“政治优势”就只有“权力”二字，而真正好的文学艺术恰恰与权力是水火不兼容的，当然，其中也有个别的领导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因为自己做了官，站在宝塔顶上，立场、观点和感情都远离人民，离民间的现实生活更是遥远。最根本的一点：保护执政党的官吏的特权利益，生怕在文学传媒和文艺作品中揭露他们的胡作非为，坑害人民等等腐化专断的行为，这是统治意识中最敏感也是最忌讳的问题，也是官僚集团的共同立场、共同的利害关系。不指出这一点，就没法解释何以毛泽东以及他的接班人几十年一贯制地打击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和反映现实中真实情况的文艺作品。从这里也就懂得了反对进行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创作自由，就来自领导层中的这些人，他们当然不会同意弄顶“保守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回顾近四十年来的文学史，我们发现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性的公式：凡是挨整挨打的文艺家及其作品，所打的棍子和鞭子，没有一次是打中的，而且大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新时期的所谓“有争议的作品”，同样验证这一条规律是可信的。
根据这一原理，应该说打棍子扣帽子的作品名单给国内外读者提供了作品和书刊的一种较精确的选择，就像宣扬某个作品中了头奖头彩一样。
由畅销书升级为轰动效应
张士敏的这个长篇小说，也因它一出来就“有争议”，激起了有关领导人的恼怒，甚至由与书中主人公于妙根的有类似经历的著名劳模杨怀远出头告到法院，控告作者诽谤了他夫妇，这本书的级别便从“有争议作品”和“畅销书”升级为“轰动效应”的作品，近几年来，大陆文艺界正在讨论“为什么出不了轰动全国的文艺作品？”这里所说的“轰动效应”，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开拓性的，有勇气冲破尚未有人涉猎的禁区和题材领域；二、它是直面现实，与时代的搏动息息相关，故有着强烈的爱憎的感染力，揭示内幕的人际关系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典型的，普遍存在的，并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三，它做到雅俗共赏，尽管作者有种种虚构和荒诞的描述，但它是以先进的现代的有时是超前的思想和忧患意识来分析被掩盖的真相和社会病态；它发人深省，又击中要害。
如果说小说中的故事近乎荒诞滑稽，书中的人物近乎疯癫和变态，那是由于社会的众生相原来就是荒诞和变态的缘故；如果这种荒诞和变态只是人的性格悲剧，不触及党、政、军及专政机关的弊端和腐败专断，可保证平安无事，安然无恙，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任何一件纠纷和失误都与政治和权力分不开，作家想竭力摆脱它，躲避这个魔影也不行。有人尝试着淡化政治远离现实，独辟逃世避世的太空文学或山林文学等新栏目，但其结果只是制作了一些没有人问津的“印刷垃圾”，或者去写作说假话的欺世文学。
《荣誉的十字架》形成的轰动效应，即使没有全国劳模出来打官司，仅从作品本身而言，它也会形成轰动效应的，因为它具备了上述的几个方面的条件。即拿头一条来说，揭示劳模和英雄先进的人物产生的土壤和人物扭曲的悲剧，一直是大陆文艺作品的禁区；另一方面，以表扬模范先进人物为题材的作品、电影、话剧、人物传记等等却汗牛充栋、泛滥成灾，因为后者是我党不惜工本，几十年如一日地苦心经营和大力扶持的，文艺家不敢动其一根毫毛，政治思想工作者和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家都得绕开这个“Ghost pooL ”（魔池）。因为敢于写出某些劳动模范实在不够模范，指出制造劳模实是共产党实行愚民政策的一张王牌，谁若是着文揭掉涂抹在劳模身上的左字号各色颜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打掉了历时三、四十年塑造成的像秦皇兵马俑那样的神圣殿堂，同时也会得罪了约有五位数以上的各行各业中的显赫人物。真要写成这部小说，作者不仅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还必须具有甘冒风险的胆识和勇气，张士敏就具有中国民谚中所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
小说产生效果难以估量
这部长篇小说产生的效果确是难以估量的，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史上可以与《唐．吉诃德》的面世作比。在中世纪的西班牙，骑士制度已趋没落，但骑士文学仍然风行，塞凡提司此书一出，便将骑士文学如秋风扫落叶似的荡涤无遗。劳模和官方拼命扼杀《十字架》，但正如有的读者来信指出的：“若干年后，您的这部长篇将被更多的人承认它的价值。（上海《生活周刊》）我们不能同意毛泽东把一本小说一部电影说成会亡党亡国，这种夸大其辞原是为了给他铲除镇压文学家制造借口；但我们也要承认，文艺作品确实有其除旧布新荡涤陈腐的积极作用，振奋民族向着真美善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能说张士敏的一部小说，就能将涂抹在劳模身上的斑驳色彩荡涤殆尽，但此书出来之日，恰逢中国第一尊神已彻底倒坍，以下还有各路中、小神灵、五百罗汉，有的是自己跑进神龛，有的是被人强拉硬拽进入神龛的。类似骑士文学的泛滥，我国大量的学先进，写先进的文艺作品还在加紧生产，张士敏的薄薄一本书，是头一个以艺术手段动摇了造神运动中建造的大小神龛的基础。
中国的造神运动是照抄斯大林的模式，他第一个树起来的全国劳模是煤矿工人斯达哈诺夫；自戈尔巴乔夫倡导清算斯大林和恢复历史真面目，他们那里已开始批判：“制造”劳模的负面作用，诗人叶甫杜申科，他在批判给社会主义集体农庄运动装扮门面的谎话连篇的电影，讲到“优秀的煤矿采掘工阿列克赛．斯达哈诺夫也曾是一个一语不发的人，他被蛮横地与自己得心应手的风镐相分离，以一种社会模特儿的形象被提拔到上层，正是这种社会模特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外表。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官僚主义者的专政所偷换。”（引自《莫斯科新闻》：“一个没有党员的党”一文，该文刊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廿四日《世界经济导报》）。
向劳模学习是愚民政策
劳模，先进人物的大量产生，在中国也是作为社会模特儿的姿态提拔出来的，劳模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他们的出台，是为毛泽东的神化服务，他们被允许到处亮相，做报告，不过是服从政治需要挑选出来的传声筒；他们是给独裁统治唱赞歌的领唱者，是把脓疱装点成桃红柳绿的挂灯，他们充当两重人格的角色，起初是受着荣誉和吹捧的诱惑，然后是身不由己地被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者牵了鼻子走，一个真实的正派人就异化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玩物。为着给这些人增加权威性，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就得把他们塑造成完美无缺的中、小级别的神，这样就不得不弄虚作假，并给予他们一系列的荣誉和特权。可以与斯达哈诺夫媲美的，我国有做过副总理的陈永贵和人大副委员长的李素文；《荣誉的十字架》中的于妙根就是这样的社会模特儿。全国劳模杨怀远指责这部小说中有七十处像他，是他自告奋勇的认同，表明他也属于陈永贵、的列队。
劳模和英雄人物，除了充当党的政策的传声筒，还负有道德化身的使命，他们坚持宣扬雷锋和雷锋精神，就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像螺丝钉似的忠于领袖忠于党的驯服工具，号召青年向他学习，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民政策。
可喜的是，上述的愚民政策，以及将许多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作出显着成绩的人物扭曲成“病梅”的做法，已经遭到人民的暗的和明的抵制，劳模队伍中的一部份人对这类赏赐的荣誉也表现了厌烦和冷淡，“劳模难当，先进难做”的呼声就是这种厌烦的反映，“当上劳模爱人撒手”，这是青年女性看不中劳模的疏远情绪。《十字架》的诞生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敲响了作为社会模特儿的丧钟。
这部小说的典型意义将激起一系列的冲击波，因为“于妙根现象”就在我们身旁，我读后不由得想起龚自珍作的《病梅馆记》，劳模和先进人物岂不就是开着香花的梅树，而“病梅”是人工加以不间断地修剪扭曲而成。至今还有人在欣赏病梅，并且精心塑造供人赏玩的病梅。恰巧在我读完张士敏的这个长篇小说之时，广东蛇口请来两位道德化身的党的传声筒，一人姓曲，一人姓李，他们的说教受到了听众的抵制和责询，这两位“于妙根”即以威胁的口吻叫青年们闭嘴。这难道不是“病梅”又以自己的模型复制出更多的病梅来？最后的结局是以这两株“病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个最新信息正好给《荣誉的十字架》做了很好的注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写于上海
原载《百姓》半月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一八二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