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忆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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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黄仁宇,大家自然是耳熟能详了。但我最早知道黄先生,还是因为那本明代财政,我和朋友也曾想把它译成中文。这似乎还是在读《万历十五年》之前。

以后我作为路思(LUCE)学者访美,1987年夏专程到纽约上州他家拜望,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读到《赫逊河畔谈历史》,就想起当时乘火车沿河而上的景象,觉得像极了中国)。我也请他参加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他果然如约来到哥大,并为我们作了热情的演讲。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底我离开美国前夕,在哈佛一个学术会议上的会面。会后他专门找我谈了一些话,其中特别让我转告“有关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要注意先把下层关照好(这是大意,原话不大记得了)。其实,我能转告谁呢?尤其是,说来惭愧,我并不大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到几年以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些话,和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在小组会上我把这些告诉杜润生;我们深感黄先生对中国事物的关心,和他的远见……

十多年来,我和黄先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95年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出版,曾请他批评,没想到黄先生很快读过,并在回信中说道:“我对费正清教授有很多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曾对我说起:‘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研究得切实彻底,以后举一而反三,对旁的问题就有独具只眼的看法了。’现在看你研究传统的重农政策,深有此感。”还说:“你认为中国历史有它自己的本位,不能平白付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个QUICK FIX,应当使很多学者读着深思而受益。”

1999年底,我把第二本书《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和有关明代田赋的论文寄给他(我课上一个美国同学说:“明代的数字,只有上帝和黄知道”;我一直不好意思把这篇旧文给他);不料1月17日就听到噩耗,尽管久已担心他的身体,——为此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并提出一点私下的建议。他也回答说:八十不能称为大寿。但还是修改了他的写作计划,还说:我羡慕你年轻,——最奇的是,那天我回到家中,竟收到了他的新年贺卡!……

香港《亚洲周刊》约我写黄先生的纪念文章。我一面担心写不好,一面又想确实应该写点什么,为了黄先生,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是那么关切中国),也为了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特别是我们大陆学人)。

本篇曾发表于《亚洲周刊》(2000年4月),略有改动。此外也可参考《他说出忧伤和预感——关于黄仁宇的几点回忆》,(《亚洲周刊》2004.2)。

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也是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这也算是一个“异数”。他就是黄仁宇。

黄先生在他著作里,使用了一系列的新鲜说法:譬如,他把“传统制度”说成“间架性设计”,犹如“金字塔倒砌”;明清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带有“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格调”;现代国家社会由货币管理,即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对于治学,则注重“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坚持“大历史观”,……诸如此类,至今脍炙人口,甚至为课堂上学生经常问及。

黄先生最早治明史,以后纵论中国三千年史,却始终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反而说“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而勉强叫他“预备成人”;所谓“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是一个“错误安排”。执意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技术的角度”和层面解释历史。

黄先生的成名作是《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在他看来,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正是一把钥匙,以致英国学者李约瑟读后说:“一切靠抽税为转移”!这也构成他以后治史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初期,我同一些研究经济改革的朋友,对这部经典之作特别关注,曾打算把它译成中文,可惜未果(按:现在联经已有了一个译本)。

让黄仁宇“家喻户晓”的还是《万历十五年》。对此著作,海外评论最多,认为开创了历史著作的一种新写法,其实远不止此。他冲破了过去“格式化”的“概念历史”,使大家发现可以从“另一类”角度去读去写历史。当时恰逢大陆“史学危机”,他抨击“封建社会”一类概念(第一版《自序》),已有“范式革命”味道,也在大陆思想解放中发生作用。十年前他名声之大,以致引起当局不悦。但他已走入千家万户,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

为解释中国革命和当代改革(即“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也是为此,见1986年版后记),他重新对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历史,予以贯通翻新。在他的笔下,明史就不是“古代”历史。当时美国学者魏斐德将“近代史”前推到明代后期,仍只到二十世纪上叶为止;黄仁宇则明确提出“五百年为一元论”,范围直到今天(《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同期笔者亦有“三百年为一个历史”之说),——其实,这正是大陆知识分子最关注的一段。

1989年5月,在一封公开信中他坦言:目今“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为解决今日中国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又说:“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因此他此后一系列著作旨在正面对此作出回答。

依笔者看来,这才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一个贡献,也为今日中国最大需要。如《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其成就至今无可替代。为同样目的,他从另一角度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它既是西方近二十年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发起反思的产物,也是最新和用中文写出的唯一作品。同样优秀的著作也许还有,但我认为,哪一个也不会像黄仁宇这样贴近中国人的心,我觉得他就是为大陆学子写的,回答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读来才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总之,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又是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归纳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在他独特的经历,和把这些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

黄先生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秆子或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先生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见《地北天南叙古今》和《放宽历史的视界》)。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学识,把个人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和把他追忆。

发信站:爱思想
更新时间:201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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