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何日王若望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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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公出,途经上海人民广场大道,远远望去,橘黄色的钜幅标语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醒目地屹立在大道一侧。顾不上列日炎炎,我伫立道中,浮想联翻,不知何故,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思念我至今尚在狱中的丈夫王若望先生。身旁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行走着的人们,啊,自由多可贵哪!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国政府人道主义地准许方励之夫妇出国治病,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我寂寞的心田。从那日起,我便盼我先生早早回归,特别是众多亲友从四面八方向我询问王先生是否回家,因而。每当敲门声,电话铃声,我便迫不及待去开门,去接电话,以为若望回来了。一天、二天过去了;一星期、两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迟迟不见若望归,我满怀喜悦的心又沉落了.想想也悲伤,上海自七月以来,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朋友们纷纷送来优质西瓜,我精心保存着,以备若望忽然回来吃个痛快,连我的年迈双亲也舍不得吃,坚持要留给若望吃,眼看着大西瓜一个个变质,我们只得天天吃烂西瓜。瓜一个个少下去,仍不见我夫踪影。

我高兴地注意到,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积极加强友好关系,藉此,谨向舆论界表达一名妻子对狱中丈夫的思念与关切。

我于那风雨飘摇的一九六七年认识王若望,我发现他是哲人和小孩的混和体,锐利的思想像哲人,而那种纯真、直率、敏感、专注、大笑、好奇,又像小孩。他是“牛棚”里的人,是不许恋爱的,可我们还是在一九六八年悄悄地相爱了。在那特定时代,我们的爱不表现在月下柔情蜜意,更多的是听他回忆悲壮的往事。他曾对我唱过三十年代他被关在上海、苏州监狱中的《囚徒之歌》。大意是:

“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凭它怎样虐待,热血依旧在沸腾,铁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锁不住革命精神……。黄饭和臭菜,蚊蝇和虱蚤,瘦得了我们的肉,瘦不了我们的骨……。”

他唱着这支歌走向胜利。谁料到,我们初恋才几个月,把他从“牛棚”里投进看守所。那时候,我整天无所适从,只能偷偷哭泣。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偷偷写道……在你浴血战斗得来的自己政权里,你又踏进了牢门,好象三十年历史的重演,公理何在?我的好人啊:什么时候能够和你再见呢?我们还能够再见吗?我期待着,我要默默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如果真能有那一天出现在我生命的进程中,那,我该多么幸福啊!

我们足足苦恋了十二个年头,王先生重见光明时,我已人到中年,我们才结婚,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婚姻。八十年代是我们安乐共度的年代,我看出他头发斑白而精神未衰。他是位离休老干部,他完全可坐享清福。做做气功,打打太极拳,颐养天年。可是他不,在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他更加忧国忧民,不论夏日高温熏人,还是冬季寒气袭人,他伏案写呀、写呀,有时半夜里被他的摔跤声惊醒,原来他上厕所摸不到门,撞墙上而跌跤,定一下神他又写了。我心疼地问他:“你不要命啦,你这么夜以继日地写,究竟图的什么?”他指指头上的白发,显得轻松地说:“亲亲,我来日无多了,我要协助小平同志建设真正的现代化强国。”

就这样,他,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问成功,但问努力,从不懈怠。他有资格享受免费轿车,但七十多岁的老翁,宁肯骑自行车进进出出,绝对廉洁和俭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找他,他都以礼相待,始终平易近人,不论什么人求他,都无条件帮助人,哪怕冒风险也在所不辞。真正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待人接物中,他从来通情达理,为祖国人民富于献身精神,在危难关头,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牵累他人,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也。所以,上海人民深深敬重他。

作为一名作家,仅仅因为去年四、五月间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和给中央领导人的公开信,万没料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先是软禁在家,九月八日升级,第三次入狱。我们共度仅十年,我又失去了我的丈夫。十一个多月过去了,至今未能见过一面,不得通信,无法打听。面对退回的冬用物品,我的心在收缩,我只能暗暗哭泣,泣我夫的坎坷一生。今年以来,他同时代的老作家,如吴强先生,徐兴业先生,原先都健康,忽然相继谢世,我又想到,胡风先生在长期监禁后,出来时变成了一位神情木然的老人(引自巴金语),谁能保证我的若望不发生意外呢?我不时黯然神伤和莫名的不安。

古代学问家庄子在《逍遥篇》中写道:“涸辙之鲋,相濡以沬,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我们好比那可怜的“鲋”。但愿政府理解浑身透明的王先生。我渴望我的政府网开一面,宽容我们,及早让我们团聚,及早治疗他严重的眼病和心律紊乱,让人道主义政策尽早落实到我夫和所有在押的政治犯身上。唯此,才形成真正的长治久安。

一九九0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原载《百姓》半月刊一九九0年九月十六日(第二二四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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