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31 廖伟棠 骚客文艺
1971年的苏联似乎早已和我们的21世纪无关，无人在乎那一年有多少人在挣扎，多少人在沉沦，多少人决意逃亡。在四十多年前的苏联，一切不义的、封闭的、严苛的都被默认为常态，人们小心翼翼地活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有极少数人痛苦地意识到不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生活是多么可耻。
多甫拉托夫(Sergei Donatovich Dovlatov)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小阿列克谢·日耳曼导演的《多甫拉托夫》（Dovlatov，香港电影节译为《大文豪的严冬》）以诗意引导我们以最大的克制去想这个已经日常化的悲剧。当我们回望那一个时代，到底觉得可怜还是可笑？杰出的作家沦为主旋律电影的软文记者，想尽办法却无法发表作品和加入作协；画家倒卖黑市牛仔裤和丝袜被捕时为了尊严自杀；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坚决要离开炼狱，纵然不知道前面是地狱还是诺贝尔奖等着自己⋯⋯
同为俄罗斯犹太人的多甫拉托夫和布罗茨基惺惺相惜，那一年的布罗茨基，已经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彼得堡——1964年他被指控为“社会寄生虫”判决五年强制劳动，因为他光写诗不上班。电影里那些体制内作家鄙夷地谈起他的成名作《基督纪元》，而年轻人却像呵护一个传奇一样口耳传诵着它。「我们的份量也许正同鸟的声音形成恰当的比例／那么，让它们飞回我们的乡土／那么，让它们鸣叫我们的声音」
对于我来说最动人的一幕，是那个离开绝望的文艺派对（电影里无数这样的派对，人们徒劳地谈论着白银时代的作家）的晚上，不名一文的两个伟大作家，他们抱着多甫拉托夫的女儿走着长长的夜路，像抱着俄罗斯本身——睡梦中的女儿呢喃着呓语，像古老的俄罗斯之魂在呼唤。“你是否觉得太沉重了？”多甫拉托夫问布罗茨基。
电影里的多甫拉托夫的生活与大多数苏联人无异，和他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个集体公寓的一个房间里——一个长镜头所带出的场景，就像布罗茨基在他的回忆散文《一个半房间》里所写：“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剥掉有关人性的任何错觉”。布罗茨基比多甫拉托夫幸运的是前者没有结婚而且意外拥有半个房间，多甫拉托夫的婚姻崩溃了他连半个房间都没有了。
布罗茨基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电影拍摄了十一月的四天发生的事，多甫拉托夫像是俄罗斯版本的《尤利西斯》里漫游的布鲁姆，徒劳地奔走在片场、编辑部和各种地下派对，始终找不到发表作品的机会，也借不到想给女儿买一个德国娃娃的25卢布。和种种窘迫相对应的是电影场面调度的流畅，以及多甫拉托夫的恍惚。你以为他将会一直恍惚下去，就像那个时代那个国度的大多数人一样。
然而一连串事件让他的愤怒渐渐明朗。一个克格勃、一部纳博科夫的 Lolita 和一台黑市洗衣机的超现实组合；一个风流画家因为黑市倒卖被当众逮捕，不堪受辱而撞车自杀，人们关心的只是开车的士兵会不会有罪；同样，在编辑部里自杀的青年作家引不起编辑们的半点同情，却让多甫拉托夫彻底觉悟。从此他不再寻求出版和加入作协，把手稿扔进了垃圾堆。
这个灰暗而愤怒的多甫拉托夫，和文学史上记载的幽默短篇小说家有一点不一样。电影里他唯一的一次幽默是在片场向女演员自称「弗兰兹·卡夫卡」，而现实中，在流亡后的小说里，多甫拉托夫写过这么一条段子：“政令：兹因勃列日涅夫同志多次荣获列宁勋章现授予列宁勋章——列宁勋章。”后者证明了多甫拉托夫不是开玩笑，他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卡夫卡。
也正是如此，多甫拉托夫和布罗茨基不同，他声称不再写作的时候，布罗茨基为了写作而流亡西方。后来，1978年，多甫拉托夫37岁的时候，也离开列宁格勒去了美国，身上只带着一个手提箱，箱子表面贴着布罗茨基的照片，底上垫着一张《真理报》，内里装着七件日常衣物。后来他就以这七件衣物为题写了短篇小说集《手提箱》。1990年死去之前，他终于在《纽约客》等美国重要杂志发表了小说。
布罗茨基高度赞美多甫拉托夫，说作为小说家的多甫拉托夫“整个一生都保持着写诗的态度”。不过文学史的势利让我们更多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布罗茨基，多甫拉托夫就像卡夫卡一样在死后才渐渐被人重视，确认为美俄侨民文学继纳博科夫后的重要小说家。小阿列克谢选择他而不是布罗茨基作为这部反映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严冬的电影主角，也许正是考虑到他在彼时也像一个卡夫卡小说里的人物：一筹莫展，最后绝望抗争，不再遵循那个苟且社会的潜规则，纵然落得一无所有。
电影的画外音似乎也在执行卡夫卡式的判决：“在苏联，如果你的作品无法发表，你就无法进入作家协会，那么你就不存在，根本没有你这个人。”但多甫拉托夫醉眼惺忪，说不存在就不存在吧。
“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布罗茨基在短诗《并非我在失控》里写下这句含义复杂的警句，一方面这是对自由人生活状态的赞美，他们身在自由之中连记忆里的阴影也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何妨不是在说电影里最后拒绝苏联的一切的多甫拉托夫，他没有忘记但决定不再拼写暴君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