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苹 王菲 整理 1995年4月

【编者按】《民主中国》杂志主笔陈奎德最近撰文提出“迎接新诸子时代的来临”。不久前在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持的题为“中国改革与后邓形势”的研讨会上,王军涛、王绍光、崔之元、胡平所作的发言正巧印证了陈奎德的文字。四位讲者是陈文所列的目前海内外几种主要思潮的代表人物。在这次研讨会上,他们各抒己见,引起了听众的很大兴趣。现在我们将他们的发言刊出,以供广大读者品鉴。研讨会上听众提问和发言者答辩的内容也十分精彩,可惜缺少录音,只得付诸阙如。我们希望这类严肃认真,平和理性的讨论会今后再举行得多一些,也盼望更多的热心人士共同参与。

争取和平开放的民主转型

王军涛(中国研究所所长)

我主要讲后邓时期的中国形势。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国内外的估计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快,整个社会也比较安定,江泽民这个班子也已经接班四、五年了,权力已经基本稳定,中国在邓小平之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和国内一些朋友谈到了这些看法,觉得这些看法可能不太可靠,今天从学术的角度作一些讨论。

经济增长及其问题

第一,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发展得比较快,连续两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但是,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否一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效应,许多搞经济学、比较经济分析的学者发现,在西方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速度达到了每年百分之三的增长率,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政治上是满意的,执政党在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在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降到百分之六以内,中国就会出现混乱,人民就会极度的不满意,这里的原因还不清楚。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政治是否就一定会稳定。搞现代化发展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最稳定的国家是那些停滞的、比较落后的、封闭的国家,而最不稳定的国家是那些发展速度比较快,特别是在典型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即人均收入从三百美元向四千美元过度阶段的国家。

美国的社会学者搞过一个统计,对美国在国内外的军官进行调查,在国内服役的军官升迁比较慢,他们相对比较满意,而在国外服役的军官升迁速度快,但他们相对不太满意。原因就是在国外服役的军官,他们觉得机会不均等,虽然升迁的速度快,但他们觉得别人比他们快得不合理,这样就会产生一些分歧。

中国现在实际上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来自于私有化,而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不是一个公平的、机会均等的竞争过程、一个产权上市的过程,而是当官的下海经商,连偷带抢国营资产的腐败过程,这样一个腐败过程在中国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对这种强烈不满,中国的执政者在十年前已经意识到了,如陈云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江李班子也感到这是他们将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第三,中国的经济最近虽然增长得很快,但是否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增长,如果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掉下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国内的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市场经济的增长,而市场的增长是有降也有升的。

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时候,中国有两个大的社会群体的就业问题无法消化。

一个是大中型企业工人的就业问题,有人说大中型企业职工隐型失业有五百万到四千万左右。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他们的就业都成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旦下降,则会更难办了。对这种企业的工人,办一些中小企业也不能消化他们。中国政府极力希望跟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合营搞三资企业,实际上也是想消化这样一些大企业。

再有一个群体是流民,现在估计有一亿左右,他们从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流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即使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快的时候,流民也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治安压力,现在中国的公安机关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而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案件是来自流民。那么一旦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治安的压力就会转为政治压力。对流民的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中国目前是人多地少,家中的地已经被耕完了,无法回乡。再就是政府救济,但中国政府这几年财政非常困难,很难再救济这样一个大的流民群体,所以有人说一旦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流民将会转为很大的政治压力。自古以来,流民造反是导致王朝倾覆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目前应付这类危机的条件非常差。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战略在这十多年来确实是把一个旧的体制瓦解了,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体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无体制依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出现大的波动、危机,则没有一个制度上的方法可以去平息它。另外,中国在这十多年的发展中,旧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新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道德真空,中国老百姓及各个不同群体关于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是公正的,主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很难达成共识。

风险与机会

中国在任何一场危机出现时,都会采取一种行政的或政治的手段应付它。如前年出现的长城公司案,这样一个普通的公司倒闭,派出所都要出动去挨家挨户做股民的工作。今后,一旦大规模危机出现,群众就会面对政府,所有的危机便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中国目前应付政治危机主要靠两点。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腐败已经远远超过了八九年,之所以现在局势比较平稳,主要是中国老百姓比较理性地在做一些政治选择,通常不主张采取过激的行动。再就是邓小平在八九年用自己的行动表示,只要邓小平能在军队中保证统一,就能保证国家机器的统一。靠老百姓的理性是很难经得起大的危机的考验的,再有就是邓小平他将不久于人世,邓后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石就会失去。再要考虑一点就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有的是在国外,有的是在中国国内监狱,有的还处在一种不能说话的状态。但从历史上看,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基本上领导中国学术理论文化潮流的领袖人物都在反对派内。他们实际上是有很大能量的,但现在他们没有机会,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会要求还历史一个公道,在政府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就将有比较大的作为。

邓后的三种前景

目前提出邓后可能有三种前景,第一种是继续维持一个专制的格局;第二是和平开放转型进入民主;第三是天下大乱;我个人认为第一种前景可能性不是很大。我能想到的专制格局有三种。

第一,就是继续维持江李体制,这一点难在江泽民、李鹏他们的能力确实不够,而且又没有人望。在邓后的权力角逐中也很难有人坚定地支持江李体制。

第二,就是集体专制。在集体专制下,要想达成一个协议,是不太容易的,宫廷政治有一些特殊的规则,例如猜忌等等。还有经济形势如果要他们承担比较大的责任,需要人事调整就很难达到一种共识,特别是在大的体制内的派系化,如乔石、李瑞环,再往外圈的如万里、赵紫阳、杨尚昆,他们都是不能接受江李体制的,或不会接受目前这种权力格局。从目前他们做的一些发言来看,江泽民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时,乔石就一再强调加强人大的职权。

再有就是军人专制,目前来看军人专制的可能不大。军队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弥补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损失的利益,就是军官转业问题、子女的就业、升学问题、军队的营地建设问题。另外,在邓之后没有一个全军一致认同的、大家心服口服的领导人,他们内部的相互牵制也使他们很难再推出一个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再有中国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基本上是国防军的方向,有人分析说,“将来军队的发展无非三种,派军、党军、国防军。”毛、邓时期主要是派军,军队效忠某一个派别。在邓死之后很可能派军已经不可能了,党军现在也不太可能,将来的可能是国防军的方向,如果是职业国防军,不是说它不介入国内政治,而是它介入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不是非常的大,当然不排除中国出现天下大乱,军队干预国内政局的这种情况。

那么比较大的可能还是中国和平转型或进步的民主制度。我所说的民主制度有两个误区应该纠正:第一,中国的民主制度很可能不是引进西方一个进步的理念,在中国设计出一个制度,而是在国内和党内各个派别、派系相互斗争,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谁也吃不掉谁的情况下,在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规则。实际上什么是民主,在我们为它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把它当做美好的道义理想在奋斗,但它一旦开始实行的时候就是一个争权夺利的规则。中国在各派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都有建立规则的这种需要,如乔石、李瑞环要向江李体制挑战,它就要打党章牌和国法牌;还有象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要发言,也需要如党内发扬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等等,恢复他们原有的政治地位。再有从整个中国的大的方向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使各个政治派别达成一个妥协,想产生一个强人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种可能就是天下大乱,我个人来看其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有些因素确实在增长。如下列三个因素凑到一起中国就有可能天下大乱,第一是在政治、经济的危机非常大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无法达成一个妥协,没有一个方案能让各主要政治力量满意的时候。第二是制度瓦解,整个的意识形态、道德沦丧很难有一种调整冲突的规则。第三是各派之间互相摊牌,使得整个局势完全破裂。

目前来看第二种可能的因素已经完全具备了,但第一种因素还没有完全具备,第三种因素目前有这个苗头,但看来也还不是很明显。

再有如果说中国乱的话,我想邓后中国肯定会乱,只是乱的程度是什么样。如目前中国基层县以下整个的治安包括一些力量之间的争斗完全没有规则,应该说已经很乱了。但目前来讲不管怎么乱,主要就看长江三角州一带会不会乱,如果长江三角州的经济能发展起来,中国即使在北方和西部有一些省份乱的话,中央仍有一些财税支持,有一个基本秩序存在,还可把全国的的乱局扭转。所以乱不乱主要取决于今后三、五年之内中国长江三角州一带的经济发展和它的社会秩序等情况。从我个人来说,希望中国在邓小平之后,在既有风险又有机会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能够经过和平开放的转型过程,进入现代化民主宪政,既避免天下大乱,也不要再走过去的独裁道路。

我们在这种场合讨论一个人的死亡,是很不正常的。记得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希望中国今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各个民族、几亿人的安危,要维系在一个人的健康上。很可惜在十几年后这种情况再度出现。

强人政治的终结

王绍光(耶鲁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一般来说,讲未来的事情是很难的,无法预测。我讲一点我认为是可以确信的事情,关于中国的未来。

强人政治的终结

第一,邓死不会有毛死那么大的震撼。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在农村,我记得那天在一家农民大院里有个小孩,大概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刚刚播出毛泽东死了,他坐在那儿发呆、发愁。他对我说今后可能没有饭吃了。但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去看看,不要说是农村小孩,就是城里的孩子,也不一定搞得清楚邓小平是谁?

海外传邓小平的健康,影响台湾的、香港的股票,我想国内的震撼恐怕还没有这么大。

第二,邓后的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强人时代的终结。中国在清朝灭亡以前,是君主专制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强人政治。皇帝就是强人。从一九一一年到现在,一直延续着强人政治。开始是袁世凯,以后出现军阀。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出现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是强人政治。一九四九年到七六年是毛泽东,七六年到现在是邓小平,一直都是有那么一个强人。我觉得邓小平死后,中国再出现强人政治的可能性起码暂时是不会有了。强人政治的出现,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角度上来讲,那是一种制度。再就是在深重的危机以后容易出现强人政治,所谓乱世出英雄。在有深重的危机的时候,到处都很乱,都在打,打来打去打出一个共主来,这个人就是强人。再有,就是打的时间长了,老百姓也烦了,希望有个人来收拾局面。这样老百姓也愿意接受强人政治,渴望安定。七四、七五、七六年的时候,老百姓听到安定团结这两个字,觉得好象很亲切,很长时间没有安定了,也没有团结了。人心思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强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在邓后除非经过一场大的动荡、经过一场混战,强人政治出现的可能性是没有了。现在我们不能想象李鹏、江泽民能做新的强人。按中国宪法,总理只能做两届。他已经做第二届了,还剩两年。他不可能违背宪法,他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魅力。党章里有规定,江泽民也不能做到。杨尚昆等做强人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我们不能小看强人政治的终结。如果强人政治终结,可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四种可能性

中国不出现强人政治,但出现什么样别的政治就很难说了。从逻辑上讲有这样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公共权威从上到下彻底崩溃,公共权威也就是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彻底崩溃。即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在人们吃很多苦、流很多血之后,又出现一个强人。这是最坏的结局。

第二种可能性,中央的公共权威不在了,但各地的公共权威还在,省一级或更小一点的地域单位的权威还在。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中国分裂了,不是一个中国了。这种可能在逻辑上存在,但在现实上很难存在。第一,希望中国有一种和平的分裂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和平的坐下来说,我的权限到此为止,不可能有这样的谈判。所谓和平的分省自治,现在有很多人在鼓吹它。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旦有些省接受这种想法的话,会为边界、权限打得一塌糊涂。第二,如果中国分裂,我也不同意海外很多洋人的说法,他们觉得中国会象南斯拉夫那样,或象苏联那样。如果中国分裂的话,很可能不是为了分裂而分裂,而是为了出现新的共主而分裂,要统一到一个新的权威下,重新组织中国。广东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广东国,因为没有这种历史,也没有这种现实。如果广东真正要这样做的话,它会被全军共讨,全国共讨。

第三种可能性,基本上维持现有的权力结构,并且逐步的改进,换句话说有点象所谓的东亚模式,象南韩、台湾,基本的权威架构没有彻底打乱,但加了新的因素。这种可能的出现比较多一点。第一,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多元化,这不仅表现在私人的政治生活中,关于政治问题上也是多元化了,起码在言论,在很多方面已经多元化了。你可以去讨论政府的政策,也许不能在报章上公开的批评,或组织一个政治组织,但批评的渠道、场合还是满多的。如果看一下国内的刊物,如《读书》等,有些很厉害的牢骚话也登在上面。国内目前又出现一些新的刊物,在讨论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本身已经表明中国的公众生活在一定意义上也开始出现了多元化。如果强人政治终结的话,上层政治也会出现多元化。当强人政治结束以后,可能出现几驾马车,在最高权力内部出现多元化。

我非常反对一种说法,在中国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保守派总是起了坏作用,只有改革派才是好人做好事。中国如果没有保守派,可能中国非乱了不可。党内有不同的派别,出现制衡,总比只有一个派别好。如果邓小平时代结束以后,强人政治终结,各派之间可以出现制衡。他们要寻找新的游戏规则,这样可以使中国制度化的东西更多一点。

同时,强人政治终结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也要慢慢的开始制度化。如中央和地方关系,现在出现了很多的摩擦。这一问题最近已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强人政治结束以后,中央与地方的摩擦就会出现一个磨合期,磨合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第四种可能性,是很多人希望出现民主制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非常小。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

小心避免最坏的结果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多。目前中国不是争取最好的结果的问题,而是怎么避免最坏的结果的问题,因为最坏的结果是很可能出现的,当然也要争取好结果。

对什么是最理想的社会,现在有好多流行的说法,在大家还在设想一个理想社会的时期,要特别的小心。我最近经常引基辛格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人为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不了或死心不了,这种人非常可悲,但还有一种人更可悲,他想实现他的目标,最后实现了,发现这个目标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中国目前就面临这个局面。设计出来的制度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制度,我们必须应三思而行,尤其是知识分子。

我现在仅举三种流行的概念。一个是所谓市场经济,好象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万能的东西。中国以前是计划经济,中国今后只要市场化,不要国家来管,这样事情就都能搞好。我不否认市场有作用,但我认为市场也可以带来很多很坏的作用。市场一直要限制,如果不受限制,你可以卖选票,我的一票可以卖给你,台湾就有这种事情。这应该说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你满意他也满意。但这种市场原则要受到限制。经济生活的市场也要受到限制。

第二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的问题是公有制,只要实行私有化,问题都解决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迷信,私有财产在历史上,从没有完全过。而且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举个例子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收税,缴税就是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你赚了一百块钱,交了三十五块钱的税,那三十五块钱别人帮你花了,就没有你的财产权了。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私有财产不受限制的话,也会有很多问题,如不平等等。我认为对私有制的迷信应该打破,私有财产是必要的,但不能迷信它。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斯,哈佛大学的教授,还不能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八九年左右他有一次到匈牙利去讲经济改革,人家问他你讲了半天怎么没讲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位芝加哥的教授,他们讲自由经济,政府不要管事情,靠市场、靠私有经济。加尔布雷斯的回答很有启发意义。他说,他们想的那种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存在的话也不会长久。因为太无情,没有人情味,不可能出现那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都要受到限制,民主也是一样。

可能很多人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好,今天我只想讲一下我们系里的一个教授罗伯特·道尔的观点。他是美国民主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在他一九九零年到东欧的讲民主转型的时候,他说我不向外国推荐美国的民主制度,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他举了几个方面的例子,如制衡,这个制衡可能走得太极端,带来很多问题。他也举到美国的政党制度。我们经常讲美国是两党制,中国没有,所以要实行两党制。他说美国的两党制已经妨碍了美国民主的真正实行。同时他也讲到了美国的选举制度,其中有太多的因素限制了民主。他还讲到美国的总统制,总统制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东西,我绝对不推荐把总统制出口到别的国家,因为在全世界二十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中只有四个国家的总统是有一点点实权的,芬兰、法国、哥斯达黎加和美国。只有美国总统是比较强的。拉丁美洲好多国家效仿总统制,最后的结果都不太好。

在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民主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我们要把它的含义搞清楚,要知道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最理想、最合理而同时也最适合中国的特殊环境。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社会有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在社会中间不能有人或社会集团来dominate,即处于支配地位。凡是有这样的统治集团,我们都不能说是一个民主社会。很多人说,你这是一个乌托邦,也许是,但我们谁也不要忘记,人类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寻求的过程到现在也没有终止。现在很多学者已经发现,有一个所谓路径相关的问题,即你选择一条路以后,走了一段,再想转向,已经不可能。如果要转的话成本太高。中国在转型的初级阶段,需要特别的小心。

破除思维定势尝试制度创新

崔之元(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

我同意前两位所讲的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我想讨论的是不确定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分析很多逻辑的可能性,但对人类社会而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往往怎么想,它就会怎么样。人与无机界和有机界有不一样的地方,对自我实现这种预言这种特点是不确定性的一个很大的含义,我们今天怎么来构想中国的未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陷入思维定势的危险

简单的从几种逻辑的可能性来分析中国未来的局面的时候,往往要假定各个派别有一定的利益,但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再加上人的自我实现预言,各个派别对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论是什么派,不论在中共上层还是在各个阶层,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利益到底在哪里并不很清楚。我们讨论时,往往可以定义人的利益,在讨论中国未来的时候,加上自己的理想,成了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物。如果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则必然是按照现有利益逻辑的推论。一个真正的危险,我倒不认为要分某某派,而思维的定势,却一定要把各种力量分成改革派、保守派。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改革,什么是保守,因为如果知道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不确定性。

当你想到改革派、左派、右派,你这样来思考问题的时候,这种思维定势就使得人的想象力受到了一定的束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做出了某些反应,被一派的人认为你是保守的或你是改革的,使你在制度和创新的实验中不能充分的发展起来。应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重新定义人的利益。这样讲起来比较抽象,我举几个例子,西方历史上的例子和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在英国光荣革命期间,本来国王和新兴金融资产阶级有很大矛盾。后来有人设想出了一个国债的办法,通过政府发行国债使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至于国债的设想者不一定就有这个目的,但当某种制度创新出来以后,各方面的利益就重新出现了变化和调整。

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很笼统的讨论民主化,我们都很同意。包括共产党也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空洞的讨论民主没有人会反对,问题是怎样设计这个民主制度呢?如果以两党制为实现民主的第一步,矛盾的冲突就会非常激烈,因首先就要让出一党的控制。但如果设想一个民主制度,不以两党制为第一步,不一定要多党制,如果有这样的民主制度,那么各方的利益有可能就不一样了,各派的利益就会有重新的界定。

当我们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它现在某些具体的安排,到底是否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安排已经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了。我的感觉是,现代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和以前正统马列的思路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必然性的思路的。

如现在美国有两党制,中国要搞民主化就必须从两党制开始才算民主,那么后邓的中国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你要是想到民主没有必要两党制,也没有必要多党制,你如果能这么去设想,但是否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有这样的基础,你仔细注意中国现实中的一些萌芽和现在美国民主制的一些变化。看一下美国的选举,如总统可选共和党的,参议员可选民主党的,投票者可投多个候选人的票,州长为民主党,州的参议员又是共和党。

多党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没有发达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宪法创立时期,杰弗逊等人都是反对政党的,他们认为政党是代表少数派别的力量,而不是整个民众的利益。后来十九世纪中叶慢慢形成了政党,在以前信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属于什么党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的作用。而随着电视的发展,这一功能就不一定有了,每个候选人的观点用不着通过说是哪个党的就能得以表达,候选人的个人化形象日益扩大,政党的同心力在下降。如果以候选人个人为核心,如果这是民主化的第一步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是否已经有这种萌芽,我认为已经有了。

中国一九八八年的宪法有一个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试行草案。在山东、辽宁等中部地区需要选出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带领全村人一起致富。那么现在选到村民委员会的人是否一定还要是共产党员呢?有这种可能,但不一定就是说因为你是共产党员才选你的,而是由于这个人确实能带领全村人致富,有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我举此例是想说明,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基层选举一步步扩展到上面,而不是以两党制为民主的第一步,各派的利益就会不一样。

立足现实,尝试创新

在我们讨论改革派、保守派斗争的时候,建立现代企业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如股份公司等等。但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意识形态斗争。改革派说要搞股份制,股票要上市,不改革派认为不要什么都上市。这就又容易把问题两极化,而不是去想把制度创新,创立新的企业制度。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的企业制度是代表着必然的经济规律,还是在西方历史的条件下,由于各种力量的斗争形成一种妥协的结果。在中国,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公布实行了。这个公司法基本上是抄美国九十年代以前的公司法,而九零年以后美国很多的州已经改变了它的公司法。

如果说中国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改革的方向,凡是提出反对的都是反改革的话,斗争又会激烈起来。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唯一的模式,中国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的前景和可能性,如中国乡镇企业中所出现的所谓股份合作制,即把股份制的一股一票和合作制的一人一票的原则结合起来,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创新。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九零年才开始准备这样的尝试,最终也实行了。

所以说现代企业模式不是唯一的。当我们认识到这点以后,在社会各个层次的多个方向不断地促进制度创新,不断重新定义人们的利益,不一定要在固定的利益下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也是真正民主的含义。民主的含义不一定是把两党制,或选总统作为第一步,特别是对一个大国。我们对中国改革的步骤进行讨论,号召各个阶层的人来广泛地参与,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只有通过这种讨论,才能增加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各派的利益可以得到重新的定义,这样就可以争取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确立基本价值选择

胡平(《北京之春》主笔)

正如崔之元所说,我们提出预言,实际上也表达了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未来能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去发展,我们通过传播自己的观点,唤起更多的人自觉地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从而促成我们理想的实现。

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认同专制

对于后邓的中国形势,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中间也包含了各自不同的愿望。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在有些朋友看来,眼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问题,主要是干部的腐败问题,对邓后的中国,他们最耽心的是稳定,能不能顺利接班。至于其它的问题,象“六四”杀了人,还没平反,他们觉得那不要紧,不就只死了千把人嘛,不少不同政见者仍在遭受迫害。但他们人数不多,全国十几亿人呢,所以也不重要。可是照我看,如果他们只担心稳定,只担心干部问题,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该向古人学习。如果担心邓小平的权力不能平稳交班接,恢复帝制、搞世袭不就成了吗?邓的儿女都四五十岁了,当皇帝足够胜任的了。过去我们批判所谓封建君主专制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批评古人太笨,搞了几千年都不知道搞民主,总是迷信一个皇帝,把皇帝当成圣人。有人进而批评说那是儒家的过错,因为儒家相信人可以成圣人。人家基督教承认人人都有原罪,所以对权力需要制衡。其实这倒不相干。中国搞了几千年的皇帝,并不是因为大家认为皇帝是圣人。不信去查查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在史家笔下,有几个皇帝是英明的?这是正统的文化。再看民间的文化,小说、戏剧,那里面的皇帝有几个是好人?大多数不是傻瓜就是坏蛋,算得上英明者寥寥无几。可见在中国,从士大夫到老百姓,谁都知道皇帝不是英明的。在上古时期,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禹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先前是禅让,后来成了世袭。这叫“传子不传贤”。这话本身就表明了子不一定是贤。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放着贤不传要传给子呢?原因很简单,稳定嘛。一百年前国人讲维新变法,提出要学西方,搞立宪、搞议会,反对改革的一派人的主张,和今天邓小平讲的一模一样,就是说一搞就会乱,并不是说皇帝都英明伟大。当然也有人说因为皇帝英明伟大所以才不需要宪政不需要民主,但这类话是说给不懂事的人听的。是面子上的话。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并不真信。想想看,那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把一个三岁的小孩、坐上龙椅还要尿裤子的人捧上皇位,他们怎么会相信那个小孩子英明伟大?到了清朝,帝制已实行了两千多年,很制度化了,连三岁小孩登基都坐得稳稳当当。共产党比起来可就差远了,选个六十多岁的人上台,我们还担心呢。

要说干部制度,那就更不用说了。共产党根本就没有一套干部制度。一会儿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份子,一会儿又是第三梯队,没一个是成型的,现在一个人要是想当官,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当得上。古人搞了个科举制,你得佩服人家是搞得很象样子,很成熟。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卷纸是密封的,想作弊开后门都很难。清朝建国没几年就大兴科举,你爹你妈是不同政见者的也可以来考。连那些不同政见者自己,明朝的一批遗民,不肯和新政权合作的,躲到山上去的,想下来应考也行。如果共产党恢复科举制,那批朋友们大概很高兴。这样一来,知识化这一条就有了,年轻化大概也就不成问题了。看一看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官至极品,学问也很出色,一代士林领袖。在知识界中都很有威望。如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至少算不上士林领袖。论起知识学问来,我们在座的未必瞧得上,对不对?

因此,要讲起规章制度,共产党不如古代的帝制王朝。道理很简单,天下的制度无非两大种,一种叫民主,一种叫专制。当然,民主制度可以有多种形式,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等等。专制也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君主专制,中外历史上最常见的,可见是个共同经验。中国的君主专制搞了几千年,自然更成熟一些。共产党的问题是,一方面它拒绝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它就只好回到专制的路子上去。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开始就存心要这么做,很多共产党人在起先还真以为他们要搞出一套最新最好的制度呢。但是你共产党既然拒绝了宪政民主,就只有专制一条路可走,可是共产党闹革命,又否定了传统专制制度的很多成熟的规矩办法,到头来你势必搞得连古代君主制都不如。

刚才王绍光讲到一百年来中国政治都是强人政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并不需要强人,几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当皇帝。我说过,制度这东西,信则灵,不信就不灵。过去古人信帝制,认这套东西。现在不行了。袁世凯想称帝为什么失败?那不单单是蔡锷在云南造反,云南离北京远着呢。问题是袁世凯周围的大将亲信,象冯国璋、段琪瑞个个都不高兴,他们本来还指望着你当完总统我再当呢。袁世凯的亲信都不支持袁世凯了,他就非输不可了。所以在现代中国,总是要靠强人统治,一个人如果不在军队等要害部门有很大实力他就镇不住。因为这里没有制度性的共识。美国民主制也离不开共识。美国人相信这套制度。柯林顿跑到白宫宣誓就职。照说柯林顿和国会、和武装部队都素无渊源,凭什么能坐得住?要是有那个高级将领仗着自己资格老,在军政各界的关系深,发动政变把柯林顿逮起来自己宣布当总统行不行?不行,因为别人不会听他的。

民主制也好,君主制也好,人们对制度有共识。共产党的统治没有这套共识。共产党给自己编出的理由是它代表了全国人民,可是什么叫代表全国人民,说不清楚。你说你代表,我还说我代表呢。所以共产党非靠高压统治不可。庐山会议,彭德怀以海瑞自命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是不是有夺权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可是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要是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么凭什么该由我、而不该由你来当主席呢?大家承认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是因为毛泽东最英明最正确。如果你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正确,承认有别人更正确,那还凭什么由你来当最高领袖呢?这和古代不同。海瑞骂皇帝,不管怎么骂,一般人都知道你海瑞只是海瑞,人家皇帝总还是皇帝。皇帝可以下罪已诏,共产党领袖却认不起错。你看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把手一认错就非下台不可,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在美国竞选时也没人肯认错。布什和柯林顿竞选总统。要是布什对柯林顿说,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你是对的我是错的。那还竟什么选呀,回去算了呗。当然,美国总统也可以认错,他有四年任期,在任期内认错没关系。可是共产党还说要学巴黎公社,随时可以撤换领导人,那不让他成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吗?共产党统治缺少制度化。它既然拒绝了民主制,又否定了过去君主制的很多规矩,到头来它什么都不是。我要强调的是,且不说我们中国人受了那么多年专制之害,在座诸位又都在西方生活过好几年,懂得了自由民主,如果我们在考虑中国今后的前途时,仅仅是担心权力交接是否稳定,仅仅是担心干部队伍不要太腐败,而一点不去考虑自由民主,那我们比古人都还差得远。我想我们总不该把标准降低到这个程度吧。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邓小平这一套就已经很好很好,什么自由民主统统可以不要,他们只是唯恐邓小平这一套不能延续下去。要是再出个康熙乾隆,再恢复个科举制,那他们岂不是要山呼万岁吗?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考虑中国今后的形势时,首先要确立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选择:是认同自由民主,还是认同专制。

自由与稳定

有人担心自由会导致不稳定。他们问我你能不能担保中国有了自由后不会出乱子。我说我不能担保。你要求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作担保,除非他对这件事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本身就是在要求绝对权力的专制。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种相信,抱一种信念,努力让自由的社会保持稳定。为什么要把自由和无秩序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以承认他人同等的自由为前提。这本身就意味着秩序,意味着一套法治。没有法治的秩序也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不会导致不稳定。只有一些人滥用自由去侵犯别人的自由才会有不稳定。

我承认,有了自由之后,各种分歧、矛盾会公开化、表面化,搞不好会有人去犯规,可能出麻烦。刚才军涛讲了不少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候倒很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反而不那么稳定。道理很简单,在过去,人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被压抑着,所以他们也就算了。在经济发展时期,人有了实现自己物质愿望的机会,这种愿望、这种追求就会被刺激起来,提升起来。你会说凭什么他就比你得的多呢,凭什么你就不能得的更多呢?大家都朝前看,朝高处走,冲突的可能性就大了。好比在公共汽车上,你受了一个人的气,但一见那人膀大腰粗,样子十分凶恶,料定不是对手,你只好忍下这口气。要是对方的样子不那么厉害,你就可能和他争,他也和你争,越争越来气,到头来动手,搞得头破血流也不一定。专制下为什么稳定,因为政府太凶狠,大家知道惹不起,只得老老实实。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没有这种恐惧,各种分歧、争端表面化,有些人争着争着就上了劲,不容易再克制自己,就容易去犯规。事情在萌芽状态就去压制比较容易,等到了很热烈的时候再去控制它就比较难。但你总不能因此就赞成专制,就因噎废食,反对人们表达和追求他们的愿望。就象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生下来免不了会闹灾闹病就不准他生下来,不准他长大成人一样。

今天的中国确实面临着选择。我们无法担保未来的中国就一定会出现我们理想的局面。我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是注定要发生的,除非我们大家去努力。其实历史决定路对人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相信历史决定论,其结果是他拼命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有的人则是消极等待。对于那些打定主意不行动的人来说,无论信什么理论,他们都可以给自己的不行动找出理由,即使你说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事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努力只能起到或三分或七分的作用;但如果这三分或七分作用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们就该全力以赴地去做。

共同争取自由

今天的中国,离自由可以说很近很近,也可以说很远很远。说它近,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懂得了什么是自由,这和过去不同,过去我们还以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大的自由,以为西方的自由都是骗人的鬼话。另外,今天的人们思想更活跃,一个起码是半民间社会正在出现,我们有了比过去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争取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离自由还很远,既然在现在,人们的很多具体愿望都有了一定的实现机会,有些人可能就对自由本身没那么强烈的追求了。好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如果你父母给你找的对象实在不中意,而你又有了另外的心上人,爱得要死要活。你就会拼命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要是你父母给你找的对象让你觉得还挺不错,你也许就对包办婚姻不那么反对,对自由恋爱不那么追求了。再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文化革命中,网眼太密,网成了布,大家都钻不过去。这时候你号召大家粉碎这个网,一般人都容易听得进去。现在网眼很宽,许多人能钻过去,就少数不同政见者钻不过。有些人就会说,谁叫你自己找别扭呢?何必呢?谁都知道没有网好,但破网很费劲,不破它也能过得下去,于是有些人可能就不肯花力气去破它,那个网也就有可能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了。

现在有不少人对我说,国内的情况其实挺好的,只有少数不同政见者才觉得难受。你老是提自由,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迫切需要。你这主张不得人心。我想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实现宗教自由的经验中获得启示。过去实行宗教迫害,当然是信国教的多数人去迫害信异教的少数人。在那时,信国教的多数人并不感到受迫害,他们还感到很舒服,很自在。他们甚至会怪那些异教徒,谁叫你去信异教,活该。少数异教徒当然愿意保护自己,但他们既然是少数,单凭自己的力量他们就保护不了自己。可见,保护少数这个要求不是对少数提的,而是对多数提的。它要求多数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有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心。谁说今天的共产党只在压迫少数人呢?它当然也在压迫多数人。它在压迫少数人的身体,但同时也在压迫多数人的良心,压迫多数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实现自由,就是要激发起人们的这些精神。

实现思想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它是下限。不管大家对未来变化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这一条起码要去共同争取。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系编者所加)

《北京之春》1995年4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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