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临近，悼亡祭亲，我不由得想起了仙逝近两年、享年92岁的思想解放先驱李洪林老前辈。
已运行4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1978年得以启动，以真理标准讨论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标志的新启蒙功不可没。没有思想上的新启蒙，就没有实践中的改革开放。在这场堪与五四媲美的新启蒙中，李洪林是一个名震遐迩、彪炳史册的重要先驱。
李老年轻时为追求自由民主理想，从国民党统治区冒着生命危险、徒步“碾转三千里”投奔延安，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在中央机关做理论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胡耀邦支持和领导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李老相继发表了《科学和迷信》、《读书无禁区》、《领袖和人民》、《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理论文章，出版了《科学和迷信》、《理论风云》等著作，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后，李老倾五年心力撰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又发表了以《百年道路话沧桑》为代表的数次长篇访谈，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备受中外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和赞誉。
以敝人愚见，觉得李老的思想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冲破以领袖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迷信。在“三忠于、四无限”依然充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头脑的大形势下，李老“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呐喊及精辟阐述，像一道划破沉闷夜空的闪电，不仅惊醒了越来越多的国人，而且还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努力下，使得难以计数的因对领袖有不敬言行而遭牢狱之灾者冤案昭雪，获得了自由。二是划清了与左的指导思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的根本界限。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被左的指导思想扭曲和歪曲得混乱不堪、面目全非。在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李老很智慧地划清了与左的指导思想的根本界限，为避免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引向歧途、重蹈覆辙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三是发出了打破读书禁区的最早呼喊，为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打开了第一道闸门。四是梳理了1949年后40年间思想斗争运动的基本脉络，提供了相当一些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五是立足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侧重于从思想理论的角度，对辛亥革命以来百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作了颇有深度的科学总结，为中国今后的思想政治走向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借鉴和启示。
李老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可以雅俗共赏，初识文字的普通百姓也能读得懂，很符合新启蒙的现实要求。这种平易近人的大众化文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老与普通群众心相通、情相连的高尚人格。1981年，当时在一个山区县委机关的任理论教员的我，年轻莽撞，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篇题为《不宜称党委书记为“一把手”》的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此文的主要观点是：遵照准则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书记是党委里平等的一员，只有一票的权力，没有高于其他委员的权利和地位，书记的职责只是召集党委会议和主持日常工作，称书记为党委“一把手”不符合准则的规定。再者，从一个地区的党委和政权机关的关系来看，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组织系统，党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不是政权机关的上级组织，党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行政首长之间不存在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不能像梁山好汉排座次那样把书记排到“一把手”的位置上。我的这篇小稿子，不知怎么竟然转到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老手里。他没有像很多官员那样将其随手扔进废纸篓里，或者高傲地对其不屑一顾，而是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拙文所持观点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同时说，书记的作用很重要，也需要在文中作比较充分的阐述。时隔不久，我读报时得知李老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与自由》，但县里的书店没有这本书，我写信问李老在哪里能买到？不料他很快就把这本书给我寄来了，还亲笔题写了赠书签名。身居高位、声名远播的李老在百忙之中对我这个毛头小子的拙文写信提出指导意见，又亲自签名把赠书寄给我，使我至今想起来都很感动。啊！德高望重，献身真理，为新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洪林老前辈，您永远活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