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献给追求自由民主的前辈
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源远流长。释迦牟尼追求过它们，孔子孟子追求过它们，耶稣及其弟子追求过它们，穆罕默德追求过它们，孙中山黄兴以来，无数中华儿女追求过它们，而八九六四以来，更多的炎黄子孙，不畏强权，不惧艰辛，按时间算，几乎追求一生了。
这个群体，多数七十岁左右，按中华传统的说法，已经进入古稀暮年了。但是他们多数自很年轻的时候，即中共建国之后不久，便开始了抵制马列主义，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涯，而且尽管年老垂暮，仍然壮心不已，继续战斗于反对专制腐败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道。他们当中的知名人物有：孙文广、林牧、苏绍智、刘冰雁、伍凡、孙满堂等等。这些老先生所代表的一代自由民主的追求者，多数遭到二十年以上的各种形式的监禁，他们当时所处的非人的环境，较之八九年以后牢狱的和政治的环境，要恶劣到亿万倍以上。
他们都是中华历史上必将垂名史册的君子。什么是君子呢？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中华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明明白白地向我们指出：君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深深领会到自己做人的道义责任，而小人就是那种只懂得个人利益而抛弃道义责任的思想卑下之辈。
以上我提及的以孙文广、林牧、苏绍智、刘冰雁、伍凡、孙满堂等等为代表的一代抗暴斗士，就是孔子所说的这类以道义为己任的君子，称他们为中华君子，应该是名副其实。
共产主义体制之下，做一个君子，是相当困难的。很多时候，专制腐败势力迫使你不得不面临牢狱之苦，妻子离散，物质上的极端匮乏，亲友的长期埋怨，国民的逐渐疏远，总体上生活在一种非人的境地，造物主天然赋予人类本身应该拥有的幸福，统统遭到不义势力即独夫民贼的剪除。
而在八九年以前，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要想做一个君子，则比登天还难。那个时代，你要是表示丝毫的对专制制度的异议，对人权和民生的向往，对自由民主的认同，等等，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现代中国的很多人，已经不很熟悉灭顶之灾的含义了，那就杀头！多少中华君子，因为履行或者试图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而惨遭杀害！除了灭顶之灾外，那个时代的君子们，有的遭到长久的监禁，其间倍受语言难以描述的直接的肉体摧残，或以饥饿、超负荷的劳动、变相体罚等等为手段的间接的肉体摧残，同时还不得不承受导致很多人精神失常的“洗脑”，它的冠冕堂皇的名字叫思想教育。那个时代，专制制度和马列主义，经常将任何一个中华君子糟蹋到牲口一样的，甚至比牲口还要悲惨的境地。他们挨饿，挨打，挨虐待，遭到精神酷刑，必须按照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的要求，实行各种形式的自我侮辱，由于专制者及其群氓帮手的造谣、诬陷、恐吓那些企图接近他们的国民，最后这些中华君子，被糟蹋成瘟疫一样，人们惟恐避之不及。他们那一代中华君子，整整前半生所遭受的肉体的和心灵的痛苦，就是以沧海作墨，也无法写尽。
读者如果想了解以上提及的中华君子们，只要到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大体知道他们的抗暴事迹了，但是有一个人，我必须再次作点介绍，那就孙满堂老先生，他已经长眠地下了。
孙满堂是我在江苏龙潭监狱被监禁期间的朋友，一生大约六次牢狱，专制制度强加给他的罪名总是“反革命”一类。八九六四前后，在南京一带活动，并身穿祭祀服装，公开在街头悼念六四，结果遭到逮捕叛刑，十二年的刑期，中途由镇江监狱转到龙潭监狱，于一九九年春节前后，病势于龙潭监狱的医院。由于不断的残酷的政治迫害，他没有家庭，在孤独中奋斗，也在孤独中逝世，逝世的时候，也年逾古稀了。现在我们周围，到处是麻木的欢乐，鞭炮声不绝于耳。此时我们更加怀念已经逝世的那些中华君子，更加思念仍然战斗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君子们。他们的精神血脉，完成承传了孔孟的精髓。
当古代鲁国的君主哀公谦虚讨教时，孔子说：“理想的政治模式之下，爱护人权、民权、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和政治领袖们的首要任务。”（“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又说：“爱护人权、民权、天下民生，真诚地尊重人类的尊严，是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根基。”（“爱与敬，其为政之本欤！”）古时当梁惠王讨教政治工作的法则时，孟子也说过：“何必一谈到政府工作，就是想方设法与民争利呀，加重税收呀，大兴土木呀，或者强迫国民参与对外掠夺战争，以土地多人口众等等，为政绩标准呢。还有另外的法则，那就是爱护人权、民权、民生，履行君子们的道义责任。”（“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只要认真了解或研究中华君子们的生涯，就一定会发现，孙文广、林牧、苏绍智、刘冰雁、伍凡、孙满堂等等为代表的中华君子们的言行，不仅仅是孔孟精髓的承传，而且由于普世的自由民主潮流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更加丰富。
新春的让人讨厌的麻木的鞭炮声中，我们有责任向这群中华君子们，这群坚持抗暴、嫉恶如仇、不屈不挠、刚烈正直的烈士们，致以真诚的敬意！感谢他们一直保持壮心，继续抵抗邪恶，为中华社会的进步而劳苦、牺牲，并为我们年轻一代建立了人格榜样。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农历二零零四年岁末
公历0五年二月七日
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