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杨春光病故了。他受过正规的英语科班教育，如果他力于此道，可以成为翻译家；后来他当过解放军营长，如果坚持混在官场，用大陆世俗的眼光看，即使不能飞黄腾达，也安康富足，可以饱食终日，用不着为基本生活需求犯愁，但是他没有走这个道路，相反选择了追求自由民主。
在中国大陆，一个人可以腐败，可以堕落，可以做奸商，可以充当任何形式的乱臣贼子，都可以轻易避开打击，惟独一旦走上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便险象丛生了，横在他道路上的是传唤、拘留、监禁、歧视、监视、控制等等，直到贫病交加，或者卧床不起。
他每个月只有1200元左右的工资，要付出600元按揭购房款，剩余不足以养活爱人和儿子，就只好竭力写作，除了政论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喊出对专制主义的抗议。
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大大损害了他的身体。去年他就患了脑溢血病症。表面上看，他死于疾病。反复思考，可以看到疾病背后，有专制主义的力量，加速了诗人的死亡。八九民运时代，他因为不同政见而遭到监禁，监禁场所生活上的劣质、精神上的酷刑，必然损害他的身体。长期为自由民权而呐喊，不断遭到各种歧视政策的压制，甚至作为合法收入的稿费，也遭到拦截，使得他长期贫困，无力悠闲养病，必然导致病情的不断恶化。
今年年初，他将独立作家郑贻春遭到拘禁的消息透露给海外媒体，遭到过传唤与威胁。郑案一审开庭，他前往旁听，当地的国保跟踪监视，传唤威吓，还传闻要立案对付他。所有这些，都给他增加了强大的精神压力，刺激他的病情恶化。本来他传递消息，参加旁听郑案一审，是人权国际公约里明确规定的基本人权之一，中国大陆的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警方不应该兴师动众，跟踪监视，传唤恐吓，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执法者自己应该通晓这些法律常识，但是当地警方仍然沿用旧的思维和旧的方法对付一个身患重病的不同政见者。其结果是导致杨春光经常处于焦虑之中，我们的通话中他经常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焦虑。
当地警方为什么有法不依？为什么不能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一个身患重病的政见不同的诗人？原因就是专制主义作怪。中国大陆长期的专制主义将人们心灵毒化了，人们几乎普遍缺少人权观念，执法者则更加宁左勿右，反正伤害了不同政见者，也不用负法律责任。这种风气久而久之，就使得那里的警方将人道主义抛在一边了。
可以说当地警方今年以来的不断侵权，造成了大量的精神压力，加速了诗人杨春光的病故。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9月22日
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