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舆论多将之视为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回应。不论与特朗普政府有多大关系，但在这个大背景下，习对进一步开放的承诺反映了国内外的期待。
按照开放倒逼改革的“规律”，扩大开放的后面是经济改革提上日程。习在博鳌论坛上的演讲对此着墨不多，除了承诺到年底前放宽对进口汽车的限制、重申将进一步向外国人开放金融市场，基本上是一个表态：“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深化改革还没有达成共识？
如果说，鉴于存在贸易战的压力，一些人开始相信习对扩大开放的承诺会得到落实——习本人敦促官僚队伍对扩大开放举措要“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那么，对中国政府会真心出台深化改革的举措，国内外许多人包括我的很多同道，都表示怀疑。他们的看法是，政府在很多核心领域根本不想开放市场或在发展战略上做出妥协，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计划。再说，即使想要开放的金融等部分领域，进一步改革会遭遇利益集团的反抗，而利益集团同这个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政权的组成部分，不到万不得已，中国政府不会拿利益集团开刀，而现在未到万不得已之时。
不过，我不这么看。如果只看习在博鳌论坛讲话中关于改革的表态，可能确实得不出新东西。但如果人们关注习随后在海南建省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国政府同时出台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则也许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会有新的看法。从中国40年的改革历史来看，经济特区曾经对全国的改革起到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习在该讲话中对海南的下一步改革开放做了详细阐述，并宣布将海南全省建成自由港，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带动全国改革步伐。无论是扩大开放，还是将海南建成自由港，背后的机理要求，就必须改革那些有碍开放的因素，比如在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管制上。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政府扩大开放是迫不得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推进深层次的改革也是迫不得已，换言之，进一步的改革也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这点。
第一，经过前五年大力度的反腐，习近平建立起了巨大的权力和权威，并组建了一支能够贯彻其意志的团队，使得习有更多时间去关注改革的事情。同时，反腐也间接打掉了一些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利于深层次改革的推进。
人们怀疑中国政府不会有真改革，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规划，但实施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由此导致社会对改革失望，也认定习不会有改革的决心，或者即使习想改革，但他面对社会普遍的阻力推不动。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规划之所以落实不了，在我看来，有两大因素：一是习的权力基础彼时尚不稳固，权威性不够，故而他要发动一场大规模高强度的反腐来清除反对他的力量，这使得他客观上无暇他顾，把精力放在改革上；二是习没有一支能够贯彻其意志的执行团队。十八大选出的执政团队，很多不是他的人马，要推进深层次的改革，会受到很大掣肘，强行推进，很可能会影响到反腐。
但现在这两个因素基本消除，其权力和权威已经达到上台以来的顶点，前不久的两会又组建了习氏班子，关键部门都是他的人，以国务院系统为例，主管经济决策的副总理刘鹤，两大金融机构的掌门人易纲和郭树清等都是改革色彩比较鲜明的人，再加上总理李克强，虽然不属于习派，但李也被认为是主张改革的，他应该不会反对习的改革举措。还有习的盟友、参与中美经贸关系、早年曾被誉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从习的财经班子来看，其改革色彩要比上届强
第二，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从年初就在造势，不仅要进行隆重纪念，而且包括习在内的一些政要在一些重大场合多次重申要推进改革。比如习的首席智囊刘鹤年初在达沃斯论坛，面对众多国际嘉宾表态称，今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举措可能将超国际社会预期。改革即使没有超预期，也应推出一些实打实的措施。习本人除在博鳌论坛外，也在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海南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这说明，在中国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坐而论道，空谈改革的重要，而是既要有决心，同时又要有行动了。假如今年拿不出改革措施，或者出台的改革举措让社会大失所望，这对中国政府和习本人的信用会有很大损害。
当然，官方对改革的造势或许仅仅是一种宣传需要，尤其是考虑到过去十几年官方都是一如既往地高呼改革的重要却在具体实施时无所作为，这完全有可能。尽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我认为，目前形势不同，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自身已经到了一个门槛，跨不过这个槛，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制定的现代化目标就很可能实现不了，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跨过这个槛，必须向改革要动力。
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学界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以跨过这个陷阱，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看，除了美欧日等早期现代化的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等少数新兴国家成功跳出该陷阱外，其余国家要么到现在还没有跨过，要么暂时跨过后又跌入陷阱。中国改革40年了，经济增速比日韩等同期还高，而他们用二三十年时间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社会，可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以目前的经济增速，很难跨过这道槛，即使勉强能够达到，也有可能像拉美一些国家一样再次跌入该陷阱。
何况，中国政府要求用15年左右时间，也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一旦中美贸易战打起来，势必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冲击，而无论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还是跳过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实现基本现代化，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速与就业无疑是不行的。在此情况下，必须启动改革，借力改革。
最后，外部环境的严峻压力，也将迫使中国政府去推进过去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时不愿触动的一些深层次改革。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一般外部环境对中国不利时，改革开放的力度会比较大，而在顺风顺水时，则“懒”于改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八九之后的两年治理整顿时期及之后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当时的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经济急剧下降，而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又试图将中国引向极左，正是看到这种危险状态，才有邓小平的九二南巡，扭转历史颓势，使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局面。而在过去的十几年，由于国力的快速增长，利益集团的膨胀，改革反而慢下来了，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基本没有。
当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又处于一个不利处境。特别是中美关系，在奥巴马后期摩擦显著增多，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变差，有中方官方学者就说，目前两国关系感觉比2000年前后的炸馆、撞机事件时还糟。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比20年前强大很多，而且奉行国家保护主义的发展模式，然而，一旦中美贸易战真打起来，特别是如果扩大升级，至少在几年里，对中国有可能产生很大冲击。因此，要避免贸易战，应对可能的经济衰退，必须重启改革，把改革的动力激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不是哪个人有意为之，而是不得不改。
关于改革的可能领域和限度问题，这会是一个长名单，但在开始阶段，会以本次宣布的扩大开放的举措及建设自由港所急需解决的配套改革为主，其中包括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构建便利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保护知识产权的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法治水平的改革，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某些产业政策的改革。
综上，我认为今年中国会开启一些多年来不曾推进或推进不下去的改革。这虽然与某个人——主要是习——的改革愿望有一定联系，但更取决于内外环境的压力，即所谓“形势比人强”，不改也不行。
在改革的问题上，多数人把改革推进不下去的原因归咎于利益集团的阻扰。诚然如此，但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没办法解决。我认为可以将利益集团分成七大类，包括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大的民企、金融领域的买办等。仔细分析，它们的利益诉求是不一致的，真要打破，并非太难。
有人会说，党国或习本人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中共为了延续统治，不可能改革，阻扰改革的不是别人，正是党国自身。从学理言，把党国或习看作利益集团是不对的，党国的利益就是全中国，就好像不能说皇帝是利益集团一样，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皇家的，利益集团只能是皇家下面的一个结构部分。
退一步讲，就算党国是利益集团，习是最大利益集团的头目，在外部危机频现的压力约束下，他为什么就不会求变？慈禧在镇压戊戌变法之后还不把光绪的那套变法举措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吗，虽然没有以变法的名义。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中共自身的改革，如果不能求变，如何解释中共过去的改革？尽管今天的状况远未如慈善当年恶劣，但在改革有利于延续统治的情况下，党国和习为什么不去做？对习这样一个既“雄心勃勃”，一心向让红色统治代代传，又危机感极强的领导人而言，在内外环境不好的条件下，虽然进一步的改革可能会对统治带来未知的变数，但不改革对统治的威胁更大。在此情形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改革求变？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时政评论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