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8 李建军 西安读书会
在写于2007年12月的《现代性视境下的批判性考察——陕西文学的经验与问题》一文中，我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将陕西文学分为三种文化气质和文化形态，即高原型精神气质、平原型精神气质和山地型精神气质。
“路遥所代表的高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但也有价值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也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的文化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飏、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
高原气质的文学还有这样一些比较明显的个性，即具有很强的力量感，充满道德激情与反讽勇气，对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尤其是关注。
从伦理精神来看，高原叙事关注底层人的境遇和命运，特别留意表现人在现实中体验到的压抑感、屈辱感甚至毁灭感。从叙事的基本风格来看，高原气质的文学大多呈现出雄直刚健，态度热情，基调高亢的特点。
用这些尺度来衡量，马治权就属于典型的高原气质的作家，而他的长篇小说《鸟镇》（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10月），则属于特征鲜明高原模式的叙事，表现出一种不加讳掩的坦率和一泻而下的力量感。
路遥去世后，我对陕北的高原气质的写作能否继往开来，有些信心不足。
现在，读了马治权先生的《鸟镇》，我颇感振奋。陕北的高原气质的文学写作，兴微继绝，自有人在，实在不必太过悲观。更何况，小说是一种中老年文学样式，只有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写出有分量的小说，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同样，在观察小说和评价小说家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将观察的眼界放宽，在较长的时间单元里来看问题。
就精神的成熟度和经验的丰富度来看，马治权已经具备了写小说的重要条件。
他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所以，他在《鸟镇》“后记”中说：“历史不一定都是进步的。它有时可能是曲折的，甚至是回流的。”
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才有可能是真正理性的和现实主义的，才不至于简简单单地判断生活，更不会随随便便地书写现实。
马治权是一个生活经历极为丰富的人。他志在匡世，从政有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权力阶层的生活，有着切近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正因为这样，他才能独具只眼，善于透过层层表象，发现生活的真面目。
▲长篇小说《鸟镇》作者马治权 在书法工作室
在马治权的叙事中，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些人们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现象，经过作者的修辞处理，都包含着令人震惊的真相和发人深省的意义。例如，人们几乎很少思考“有权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在人们的模模糊糊的意识中，“组织”似乎是一种超乎任何个人之上的客观存在；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也有值得信赖的德性。
然而，在马治权的小说叙事中，主人公沙平顺第一次以尖锐的方式，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老局长告诉他，“不要跟人走。要跟组织。”但是，在工作中，他却发现，这些年来，握有权力的个人与组织之间，根本就没有明晰的界线；某些具体的个人就是抽象的“组织”，而且，不是这些有权力的个人为组织服务，而是组织为这些特殊的 “个人”服务。所以，沙平顺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谁当这个组织的头，这个组织就是谁的。因此，老局长关于个人与组织的高论，完全失效了。” 这个结论与其说使他彻悟，不如说使他沮丧。因为，在他心目中，“组织”无疑应该超越于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个人。
如果说，政治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那么，作为人学的文学，就应该是政治性的，就有必要赋予文学以重要的政治意义。人类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第一流的叙事文学都是政治性的，或者说，都反映着特殊时代的政治生活。我们时代的文学之所以缺乏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原因固然复杂，但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冷淡症和无力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像路遥一样，马治权也是一个政治热情很高的人，而他的《鸟镇》也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一样，本质上属于政治小说的范畴。
马治权在这部小说中所处理的主题，就是权力与人的关系和冲突，或者说，是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的命运。马治权所要回答的是当下最迫切的重要问题，即权力与人的复杂关系，具体说，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制约权力，从而保障所有人——包括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都免受权力的异化和伤害。在他看来，那些“贪官”也是人，甚至，不是那种被简单定义的“坏人”，而是需要用客观和同情的态度来看待的正常人。需要追问和反思的，是他们变化的原因和过程：“贪官从小就是坏人吗？他们是怎样变成贪官的？放纵权力与财富的混合，使人完全异化。”（《鸟镇》“后记”）马治权全面而深入地叙写了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和政治生态。
权力是一种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它总是与金钱相互勾结，互为奥援。权力给金钱提供机会和保护，金钱给权力提供动力和激情。它们成了欲望化时代主宰生活的巨大力量。
小说中的权力人物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沙平顺为了升迁，到北京找胡老疏通关系。他借助商人朋友钱运通的实力，一出手就送了胡老太太99.9万元的白金项链，而这位曾经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太太则告诉他，见政法委书记不能送这些东西，而要 “直接上现金”，并且坦率地说：“人家是新贵，不同我们老头儿，退休了，拿点土特产就行。”
异常的权力关系之间，就是在人格上压迫或被压迫的关系。它势必造成严重而普遍的人格依附现象，也必然会导致巨大的人格灾难，使那些依附于人的人，成为纯粹的工具性人物——一些既没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也没有批判勇气和创造激情的空心人。
然而，在鸟镇，人格依附和人格牺牲却是一种普遍现象。沙平顺的步步高升，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牺牲人格换来的。他对自己的恩主老局长说：“局长，我从农村来，您一手帮扶培养，没有您就没有我沙平顺。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无论什么事情，忠心耿耿，肝脑涂地。”这样自取其辱的话，显示着人物个性尊严的彻底丧失，反映着人物严重的人格残缺和精神扭曲。
在马治权的叙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失去制约的权力，就是巨大的恶，必然给那些缺乏保护的底层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就曾怀着极大的愤怒，叙述了公社书记周文龙如何在“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战”工地上，用残忍的酷刑惩罚“违反纪律”的农民。
在《鸟镇》里，某些凶暴的权力人物，也以正义之名横行无忌。心性残忍的民兵连长，“狠劲儿令人毛骨悚然”，他肆无忌惮地霸占了沙平顺的远房亲戚沙改改的妻子，还亲自来了个“五花大绑”，将十分善良的老中医的胳膊给绑断了。这个“民兵连长”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象征。他代表着失去制约的底层权力人物带给人们的威胁和伤害。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却像《水浒》中的牛二一样，像汤显祖《邯郸记》里的崖州司户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的核心任务。一部小说倘若没有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就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小说。
《鸟镇》中的沙平顺，就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他有理想，但缺乏理性；有热情，但缺乏定力；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一直保持着对底层人生活的理解和同情，但他还是会“欺负人”，就像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自进城以来，应该说一直在欺压人”。
他从社会底层一步步，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权力位置。虽然像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也腐化堕落，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
他愿意有所作为，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曾经对生活充满理想和热情，跟朋友“谈改革，谈经济，谈发展，星期天都不休息。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会伙同三五好友去图书馆查资料；也会为一个观点，与同学争论得面红耳赤。关心天下大事似乎成了他们的最大乐趣”。所以，他后来就很为自己的“抗尘走俗”而焦虑，而苦闷，“细想起来，真是可怕。不是时间去哪儿了，激情去哪儿了，而是人去哪儿了？整个是丢失了自己啊……”
他最终随波逐流，与时俯仰，成为官场上一个钻营者和失败者。尽管被权力异化了，但是，他内心的良知之火，却始终没有熄灭。强烈的幻灭感折磨着他的灵魂。只有那些曾经有非凡理想、且有反思能力的人，只有那些精神世界还没有被彻底异化的人，才会体验到这种强烈的精神痛苦。
他跑官行贿等腐败行为败露以后，他踏上了回故乡之路。这是一趟追忆往事的感伤之旅，也是一趟关于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反思之旅。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次深刻的回顾和检讨。他像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抨击金钱一样，马治权在自己的小说中抨击了权力：“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将笨人变得聪明，将卑微变得高贵，甚至将十分难办的事情变得简单容易。” 他自己就是权力的最大受害者。他回忆了自己艰难上进的人生。他从一个出身不好的农村青年，一路苦苦奋斗，最后终于当上了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他其实一直活在恐惧中。他将女儿送到了国外，并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恐惧。他身上具有某种特别让人同情的悲剧意味。
反讽是一切伟大文学的精神姿态。是否具有自觉的反讽意识，是我们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
《鸟镇》是一部犀利的反讽之作。马治权对利益与人性、欲望与理性的思考，就具有一种 “世事洞明”的尖锐和深刻，使人读来，惕然而惊，感觉到一种尖锐的疼痛。甚至“尾声”部分的梦境，极富想象力，既有深刻的议论，又有充满动感和紧张感的描写，充满强烈的人生感叹和反讽意味。“一切的一切，尽在梦中……”呜呼！人生到此，悲哀凄凉，亦云极矣。
就语言和叙述方式来看，《鸟镇》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显示出一种质朴、平直、劲健的文体风格，有一股不遮不掩的坦率和真诚。从叙述方式来看，他所选择的虽然是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但是，却最大限度地将视角转换到人物身上，通过对人物的感觉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沙平顺的内心世界，描写了他对生活的焦虑和思索。就叙事效果来看，这样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方式，也是成功的。
总之，《鸟镇》是一部充满忧患和悲慨的厚重之作，无论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高原文化气质，还是它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批判，都可圈可点，有足称者。
祝贺马治权！
祝贺陕北文学！
2018年1月31日，再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