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6 现实以上主义

从今天起抓住日记!定时地写!不放弃!
即使不能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拯救,
那么,我想无论什么时刻它也是值得的。

痛苦和欢乐、罪恶和无辜,
就像两只难分难解互相交叠的手,
人们要割断他们,
就必须要穿过皮肉、血液和骨头。

如果我们帮不了什么忙,就只能沉默。
谁也不允许用自己的绝望去恶化病人的状况。
我不是光,我只是在自己荆棘丛中迷了路,
我是死胡同。

世界和我的自我
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我的躯体。

所谓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毁灭的方式,
就像一只陷入绝境的老鼠,
它要么选择被捕鼠器夹住,
要么选择扑进猫的怀抱。

卡夫卡

卡夫卡

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1924年6月3日,41岁的卡夫卡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练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就是这样的精神写照,在我们这个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他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无法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者们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三大鼻祖。

日记(译者:叶廷芳、黎奇)

1910年初

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

我这么写肯定出于对我的身体和有关这个身体的未来的绝望。

如果这种绝望是这般肯定,这般与其对象相连,就如同被一个掩护着撤退并准备为此粉身碎骨的士兵制止了,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一下子就超出了目标,而且总是超出目标……

在我最近五个月的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本该对此满意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尽管所有力量都有此义务。在这五个月后,我终于心血来潮,再度想要与我自己对话了。当我真的向我自己提问时,我还总是给予答复的,总有东西可以从我这个稻草堆中拍打出来。五个月来我便是这么一个稻草堆,其命运似乎应该是:在夏天被点燃,旁观者还来不及眨一眨眼,便已化为灰烬。这种命运偏偏要落在我的头上!它落在我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甚至对倒霉的时期我也毫无悔恨。我的状况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福,不是冷漠,不是孱弱,不是疲惫,也不是其他兴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一无所知,也许与我写作无能有关。我相信我是理解这种无能的,却分明不知其因。比如说吧,一切闯入我脑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有头有尾地闯入的,而是在什么地方拦腰截取的。谁有本事,不妨试试去抓住这些东西,试试去抓住一棵从当中开始长起的草,且抓住不放。有些人会这种技巧,比如日本杂耍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爬,这架梯子不是支在地上,而是抵在一个躺着的人的竖起的脚掌上,这架梯子也不是倚在墙上,而是悬空的。我不会这一套,更何况连用来支撑我的梯子的那样的脚掌也没有。这当然不能说明一切,这样提问题也不能令我开口回答。但每天按理说至少应该有一行文字是针对我的,就像人们现在用望远镜对着彗星一样。然而一旦我出现在那么一个句子面前,为那个句子所吸引,就像去年圣诞节期间那样,这时我就只能保持镇静,这时我真的好像踏着我的梯子的最上面一级了。但我的梯子是平稳地支在地上,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墙!然而这架梯子却倒不了,于是它便被我的脚踏着往地上压,于是它托起我的脚朝墙上升。

1910年7月19日,星期日……

有人告诉我们,而我们也乐于相信;处于危险中的男人们甚至连漂亮的陌生女人都视若无睹;当他们从着火的剧院中逃出的路上被女人们所堵时,他们便将她们往墙上撞,用头和手,用膝盖和肘子。于是我们那些唠唠叨叨的妇女们住了嘴,她们漫无边际的言谈获得了动词和句号,眉毛从其静止位置上竖起,大腿和臀部的呼吸运动骤然停止,比平常更多的空气流入那因恐惧而关得不严的嘴巴之中,而腮帮子似乎也微微鼓了起来。

12月15日

我写下的单词几乎没有一个愿意与其他的和睦相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那样摩擦作响,元音怎样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伴奏声歌唱。我的疑惑团团围住每一个字,我看见它们先于看见单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根本看不见单词,我只是发明了它。这也许还不是最不幸的呢,只不过我能够不得不发明词句,这种词句能够将尸体的气味朝着某个方向吹去,不致使其朝我和读者迎面扑来。当我在写字台旁坐下时,我的感觉并不比一个在车来车往的歌剧院广场中央摔倒而断了两腿的人更舒服些。所有车辆虽说都发出噪音,但每辆车实际上都是一声不吭的,从所有方向来,往所有方向去,但将交通指挥得秩序井然而胜过警察的是那个男人的疼痛,疼痛使他合上了眼睛,无须让车辆掉头,便使广场和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喧闹的生活使他痛苦,因为他是一个交通障碍;但是空旷无人也不见得好些,因为这会把他本来的痛苦释放出笼。

12月16日

我将不再离开日记。我必须锲而不舍,因为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做到这点。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某种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而我每时每刻,包括现在,都容易完全确信我没有任何能力。

1911年1月19日

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一句话都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大不相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而言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轻多少。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开始我只是不时地在这儿写几行,在那儿写几行,因为我总是那么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儿把常见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吃了个精光。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动笔描写那个监狱。当然,我当时这么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虚荣,即想通过在桌布上把纸片推来推去,敲敲铅笔,在灯下四处观望,把某个人吸引过来,让他把我写的东西夺去,看看写些什么,然后对我表示赞赏。在那几行中我主要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惯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至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间我才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地按着的稿纸。他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追寻着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有说。我虽然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刚开始想要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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