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3

《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又是一本颠覆传统中国史观的著作,作者是森安孝夫,是日本著名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历史学者,其书的焦点,在于写出唐朝作为“中国皇朝”就是一种经过现代民族主义的修饰,实际上只是“汉化”后的鲜卑拓跋皇朝而已;如果改了姓李,就可以变成“中国人”,那么历任香港总督改了汉姓,又为何不能作为中国人呢?是因为“征服”中国得不够彻底吗?其逻辑界线何在呢?

书中独特的视野,就是不以汉人的中华本位主义,而是以中央欧亚本位,去观察拓拔李氏唐朝的历史,包括点出唐朝和汉朝的不同,以至有多少是外来的成份,去质疑究竟唐朝是否一个真正的“汉人皇朝”;例如以突厥各族都称为唐朝为“拓拔”(Tabγač)等作为切入点,质疑唐朝的“中华正统”;唐帝国与突厥、回鹘、吐蕃始终属“敌国”关系,这些帝国、王国、部落等,都是足以和唐朝匹敌的对手,而非汉人典籍内所书的“册封”。

更为出色的,则是以游牧民族角度,去写安史之乱,即指出因为技术的进步,骑兵的游牧民族,在之后近五百年时间横扫欧亚大陆各个以农立国的帝国,正是这种技术转变的结果,而非传统史观的所谓“治乱兴衰”,把之视为天命的什么“久分必合,久合必分”。

然而要理性讨论上述问题最困难的,正由于民族主义对窜改历史以至对大家的洗脑,都是非常彻底的;每一次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先提醒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民族主义,即要建立以民族为本位的国家,其实是来自唐朝灭亡近千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在此之前,只有皇朝,没有国家;因此异族作为君主,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唐朝来自拓拔家的帝国,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国地区”的皇帝的身份问题,但更不能因此把“唐朝”就当成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两者的错误,其实是相同的。

举例说,英国今日的皇室,在一次大战才“本土化”改名为温莎皇朝,而摆脱本身出自德意志诸候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以至较早前的汉诺威(Hannover);再早之前,奠定之后英格兰一千年历史的征服者威廉(1066),在登陆时的爵位,正是法兰西的诺曼第公爵,因此异族入主一个帝国或王国,取得该国的王位,其王室本身并不是重点,原因就是当年根本没有民族主义;出问题的,其实是后代受到民族主义洗脑式的影响,如把狮心王查理视为“英国民族英雄”,或把唐太宗李世民视为“中国民族英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本书揭破的神话,即在于把古代皇朝视为今日民族国家以往的历史,然后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套用在古代的皇朝,再把古代大帝国所征服疆域,视之为“自古以来”的“神圣领土”;如果当今的意大利人要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土,如果当今希腊人要恢复阿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疆土,如果今日世界上的民族国家,都纷纷以当今世人幻想中,以所谓古代“民族英雄”年代,即以自己最大疆土的年代,去划分地球的话,要容纳地球上今日的民族国家,或许需要几十个地球才足够。

RFA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