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午，我被来自美国的电话叫醒。是一位正读博士的友人打来的。虽为汉人，却如他在Twitter上自述：“我没法选择自己的血统，但我在精神上早已加入了藏人。”我们相识数年，他对藏人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在2008年之后转变成感同身受。电话中，他被我的博客上最近刚发的三首诗深深感动了。诗的作者是年轻的图伯特女子Drugmo，我与她不曾谋面，只是在Facebook上收到她真挚的问候，她还向我介绍了她的博客。她有着在印度、西藏和北美生活的经验，用英文写作，她的英文程度与诗歌才华让我的汉人朋友惊叹，称之为莫大的享受。
他还摘引Drugmo的诗句——“我要他们就在这里杀了我／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人”——赞誉这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史诗，诗人用语言表达出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精神。是的，我在浏览Drugmo的博客时，通过Google的翻译大概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挑选了三首诗请旅居英国、翻译过大量有关图伯特文章的台湾悬钩子翻译。上述诗句包含在一首名为《他人》的诗中，注明是为那些身在图伯特而过着双重生活的友人所写，我很熟悉这首诗的背景、情景以及不得不压抑的情绪，比如：“佛藏在一条哈达下面/藏在拉萨的一个抽屉里/晚上，我把它放回原位，默诵我的祷告/祈求原谅我的懦弱/祈求减轻我的痛苦//我从远方望向巨大寺院的门/信众们数着念珠走进去/我已经向共产主义立誓/我不能带着我的旧酥油灯走进去……”
当然，我不是要在这里写一篇关于诗歌的评论。我想要说的是，因为一个过着流亡生活的藏人的诗，几个各在世上不同地方的人都为之而动容，这其中有身在北京的西藏人、远在美国与英国的中国人和台湾人，这世界真的并不大，由此可见穿梭于异域及异族之间的心灵沟通。我还想要说的是，正如被喻为“巴勒斯坦之音”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所说：“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被抹试的方法。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就此而言，我认为文化极端重要。……它具有分析的力量，可以超越陈腔滥调，可以戳破官方赤裸裸的谎言，可以质疑权威，可以寻找替代方案。这些全都是文化抵抗的军火库的一部分。”
极权者总以为自己是所向披靡的，所以就会有中共官员一如既往地，在类似于“随地吐痰”的那种恶习的驱使下，或者自以为是地鼓噪“要令西藏彻底世俗化，与达赖争夺群众”，或者当着本国及国际媒体的面，蠢不可及地要求达赖喇嘛必须“澄清自称‘印度之子’”，荒唐无稽地指责准备与达赖喇嘛会见的美国总统“一是无理，二是无利”，而所谓的“无利”之说，再生动不过地烘托出当今中国实乃一个“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的市侩社会，或许这些市侩官员以为普天下之人皆如他们一般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毫无对美、智慧与良知的感触和珍视，以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降伏人心的全部法宝，而这往往是可耻、可悲的物质主义者极其短视的浅见。
至少，比如因为Drugmo诗歌的反响，所产生的在民间意义上对极权者妄想的消解已经证明：文化的确是一种抵抗灭绝和被抹试的方法。
2010-2-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