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廷珍（讲叙），谭松 （采访）
一、打腰鼓，枪杀人的前奏曲
涪陵刚解放不久，地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对我说：“你到武隆县去锻炼一年就让你入党。”武隆是大山区，生活条件比涪陵艰苦得多，但是，我很想入党，就答应了。1950年，我带着一帮学生到了武隆乡下，协助搞清匪反霸和土改。那时，每一个乡镇都建有一个庙子，我们就住在庙子里，打地铺睡在地上。批斗会、公判会都在庙前的地坝里举行。每到一个乡镇，我就率领学生队伍把腰鼓打得震天响。对了，我在涪陵活跃得很，是打腰鼓的好手，涪陵七个区的人都来找我学。武隆那个偏僻贫穷的山区，对腰鼓很是稀奇，我们到一个地方打腰鼓就是为了把农民聚集起来。
聚集起来干啥？开批斗会呀。农民被鼓声吸引来后，就开批斗和公审大会。要斗要杀的人早就捆绑好了立在庙前。唉呀，那个捆绑才吓人，用铁丝从胳膊肉里穿进去捆绑！我一辈子都记得，血淋淋的。我不敢看，只有皱眉头，还不敢公开皱。
批斗完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我记得最少杀了3个，最多的有20多个。保长都杀，地主当然也杀。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武隆县穷得很，一家人裤子没多的，出门得轮流穿。有的人家一床棉絮都没有，睡觉盖包谷壳。那些地主，是不是地主我也不清楚，看上去也穷得很，有些地主，一身破破烂烂，象啥子地主嘛。我们演剧，要用地主、地主婆的衣服，去借来穿了，一身都是虱子！
但是，为了入党，我咬着牙坚持。
那时杀人随便得很，我有个叔伯叫戴纪奎，他在涪陵当个小科员，聚了个漂亮的乡下姑娘，解放前夕他回到乡下他妻子那儿（他要是不回去就好了），结果被农会抓起来枪毙了！他一点罪行都没有，平白无故把他杀了。他妻子后来嫁给了重庆法院的一个炊事员。评地主也随意得很，我父母在1958年还被划成地主！为啥？为了打我右派，就把家庭出身给你搞成阶级敌人。由此可见当时划地主多么随意。
杀完人后就该我们上场演剧了，剧在黄昏时分上演，点起煤油灯，就在庙前。永远只演一部剧——《穷人恨》。剧的内容有些象《白毛女》，讲地主、地主婆如何凶残，如何剥削压榨农民。本来该收10担租的非要收20担。农民交不起就去拖人家的牛……反正乱编，要煽起农民的仇恨。我在剧里演地主婆，手拿锥子（就是扎鞋用的有一个把柄的长针）去扎象白毛女那样的丫头。
演完剧后，我们就在庙里过夜，这是我最痛苦最恐怖的时候。为啥？为那些死尸！当时有个规定，被枪毙的人要暴尸三天以展示震慑力。他们专门把尸体拖到庙前，还要专门以此考查我们的阶级立场，检验我们的态度。我进进出出都要看到那些恐怖的尸体，我怕得很，夜里尤其害怕，一闭上眼睛就是血淋淋的一片，几乎通宵不能入睡。当时还有人把死尸的睾丸割下来拿去吃，说是吃了治咳嗽。我走过尸体时，闭着眼睛进闭着眼睛出。我们学生中有的人也吓得惊喳喳地叫。这些都是没有经受住考验的表现。
杀人的场面我也不敢看，但是，不去看就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我只得撒谎，一会要拉肚子，一会要去撒尿，频频躲开那种场面。但是，这又瞒得了多久呢？所以，他们给我的结论是没有经受住阶级斗争的考验。就这样，我没能入成党。
演地主那个演员就很会表演——台上台下都会表演。他本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表现出很仇恨地主的样子，还积极地参与斗争地主，对地上的死尸也表现出仇恨。所以，他经受住了“考验”，入党当了官——武隆政协主席。多年后有人说，当年《穷人恨》中的地主和地主婆，一个当了大官，一个挣了大钱。
二、打锣鼓，斗打我的开场白
1957 年大鸣大放时，我在重棉七厂中学教书，我说了三句话：一、储安平的“党天下”说得好——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党说了算；二、“老牛吃嫩草”——我们党委书记60 岁了，娶了一个20 岁的漂漂亮亮的地主女儿；三、“十麻九怪当不到癞儿打呵欠”——我们有个领导是个癞子（即头上有癞疤，无毛），我讽刺他。
这三句话给我换来三顶“帽子”：一、右派分子；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领导的坏分子。这三顶“帽子”压我几十年，整得我死去活来。不仅整我，还整我在涪陵的父母。1958 年，在我被打成右派后，他们重新划成分，把我父母划为地主分子！ 1979 年我右派改正后，才给我父母平了反，但这时我父亲早已被迫害死了。
我没有被送到川西的峨边去劳改是因为我有几个亲戚在共产党内当大官，其中一个是我么爸，他是1927 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解放后担任了北京空军的宣传部长。那个军属证就是寄到我家的。我没被押到峨边劳改，算是捡了条命，峨边艰苦得很，好多右派都死在那儿。
由于我当大官的亲戚的原因，我1961年就解除了劳教。工作没了，我自谋生路，在朝天门卖歌单，5分钱一张，我一边卖一边唱，沿着那石梯走上走下地唱卖，一天要卖400张，也就是20元钱，那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后来我在文化宫中门租到一间烂棚子，作为洗像片和给像片着色的门面。我的生意好得很，很挣了些钱。
文革期间，是我被斗打得最惨的岁月。我曾戴过10顶高帽子游街，衣服、裙子被撕成条条，屁股被锥子锥得鲜血直流。说来好笑，土改时我演地主婆，用锥子去锥丫头，以展示地主阶级的凶残，但那是演戏。文革时，“革命群众”用锥子锥我这个右派分子就不是演戏了，我屁股上从此留下了终生不退的血疤。那些撕烂的血衣我一直保留了多年，可惜我女儿不懂事，把那些“文革证物”全部拿去丢了。
我为什么被斗打得惨，因为我不认罪。斗争我时，要我交待犯罪的原因，我说，我交待，我之所以犯罪就是听了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结果一说到这儿他们就拿锥子扎我屁股。斗我时，他们强迫我站在叠起的两条板凳上打锣，为啥？为了把人们吸引过来观看斗争我。
我心中不服，使劲打，把锣都打烂了。
在生我小儿子的那天下午，我还被抓出去斗。斗完后我跑到市委，那是1969 年，已经有军代表了，我把军属证拿给他看。对了，文革抄家，我家被抄得精光，但军属证没有被抄走。那个军代表亲自把我送到了第三人民医院。那时，“黑五类”（即共产党划的“地、富、反、坏、右”）不准住医院，军代表对医院说：“你们把这个人收了，我担保。”当天晚上我就生下了我的小儿子——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现在是西南大学的副教授。所以，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救了我一命，不，救了两条命的军代表，他叫王建中。
那个军属证还成了救我妈的救生符。文革时，三天两头戒严，一戒严就把我妈抓去关起，为啥？为她是“地主婆”、是“阶级敌人”。每次我都是拿着军属证到各个拘留所、收容所、派出所去找她，找到后用军属证把她领出来。文革时我么爸还在部队里，他们打电话证实后就把我妈放了，但下一次戒严又抓。记得有一次，那是1969年，我小儿子才8个月，我背着儿子，从一个派出所到另一个派出所找我妈……我丈夫？唉，他也是右派，在川西劳改。他当右派是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地主——云南江川县的地主。土改时他父亲看到天天杀人，吓得上吊自杀了。我没工作，成天要在外面挣钱，小孩没人带，只好把妈妈接来带孩子，结果弄得她三天两头被关押。
那些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我曾经8次上北京告状。
当然，那些日子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上访、申冤这一套我搞得车轻路熟，现在重棉七厂的下岗工人上访都是我领头，政府信访办的人一见到我就头痛。
讲叙人：戴廷珍，1950 年土改工作队员，1930 年生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28日
补记：戴廷珍于201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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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May 15,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