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4日，无界网络上有一篇夏小强先生的文章，题为“王岐山连续亮相走向何方？”本文无意从整体上评论此文，只对文章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提出异议。
文章说：“如果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和不同于现代流行的价值观念来做出判断的话，集权和不集权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拥有权力的人，是使用权力做善事还是做恶事，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事情果真如此吗？非也！下面不妨让笔者来谈谈个人看法。
第一，顾名思义，集权就是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尽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而权力是带有绝对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否则就不叫权力了。所以，集权本身就具有恶的和可怕的一面。
第二，权力本身对于掌权者来说，具有巨大的甚至无限的好处，可使他大有利可图，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大量占有和享乐。而作为社会人，为了个人和家庭更好的生存和幸福，几乎人人都有向恶发展的倾向，恶性往往超出人的善性的发展一面，这正是人类社会总是矛盾重重，刑事犯罪不断的根本原因。
既然权力是有强制性，而且是大有利可图的，人性又天然地向恶的方向发展，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利用权力作恶是绝对的必然的。因此权力本身就是坏的和恶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16-18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思想理论先贤们就断定权力是个坏东西，但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又离不开权力这个东西，因而提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学说，也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学说。
权力既然是个坏东西，必须予以制约，而集权又是把大部分权力或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这样，权力对人民的危害性就更大了，大到不可想象。由此更不能说集权和不集权本身无所谓好坏之分。
集权论者也许会说，集权本身也受各种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从而遏制了集权者的作恶或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此亦非也！集权本身就意味着集权者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他早已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手段打击和消灭异己力量，不受任何监督或根本不理会这些监督。
集权意味着主要的权力追求者必须同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进行激烈的争夺。这种争夺，既通过合法手段来进行，更通过施展阴谋诡计，甚至血腥屠杀来进行。人类历史上的政权交替和变换从来都是如此，几乎没有例外。
所以在集权过程中，争夺权力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只运用手中权力做善事而不做恶事和坏事，而且做恶事和坏事必然更多更大。
集权者即使在其大功告成以后，也不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因为集权者的政治经济野心是无限的：一是他要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就必须不断同新的权力觊觎者作斗争，防止他们夺取或分享自己的权力；二是他必须继续采取一切手段和办法防止权斗失败者东山再起，再夺取和分享自己的权力。
所以集权者即使集权大功告成，必然继续做坏事，乃是集权的本性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集权和不集权本身无所谓好坏之说，无论从浅层次和深层次看，都是认识上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正因为这样，所以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实质上是一个讨论如何反对集权和限制权力膨胀的会议。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和逻辑上对集权的危害进行分析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但我们更应从人的历史和现实行为来证明这一结论。
人类历史上的皇权时代，皇帝君主或国王无疑是集权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集权主义的危害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从整体上说，它同不搞集权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相比，是绝对落后的反动的。皇权集权制可能也做了一些好事，但同现代民主社会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有所谓的好事，大多数也是以对人的血腥屠杀和尸骨堆山换来的。
由于历史上的集权主义危害行为的文献记载浩如烟海，无法在此引证。而封建时代的皇权集权制的危害性，同现代社会的集权制如伊斯兰集权制特别是共产集权制相比，其危害的广度和深度则属小巫见大巫，根本无法比拟。
所以，本文更着重以现代人类社会集权制特别是共产集权制的危害史实来证明集权对人类的巨大危害性。而夏先生的文章实际上也是针对共产极权制而言的。
大家都熟知和公认的现代史上的三大集权制恶人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利用集中于已手的权力作恶，都是一代比一代强，一个比一个坏。
应该说，希特勒的法西斯暴君行为比后两人要来得稍轻，他主要强调德意志民族中的雅利安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最高贵的人种，应当统治全世界，而犹太人则属低劣人种和民族，应当加以消灭和同化。所以他只杀了600万犹太人，而没有对自己民族内部的人包括他的政治竞争对手和反对派展开大屠杀。当然，如果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得逞，也不排除会给世界人类带来更大的死亡和灾难。
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头号首领列宁则是全世界共产极权主义者利用权力大干坏事恶事的始祖和总设计师总策划师，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则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衣钵。幸运的是列宁死得早，执掌大权较短（54岁就死了），否则，人类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和苦难。
现在看看这些共产主义的最高首领，在掌握了所有大权以后，是怎样大干坏事的。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政治势力以及部分工人、士兵联合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在民主共和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准备将俄国建成为宪政民主共和国。当时列宁不在国内，布尔什维克党的多数也支持这一政治发展方向。4月，列宁在沙皇俄国的战争劲敌德皇威廉二世的重金资助下，被秘密送回俄国。列宁很快掌握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权，利用当时俄国极为松弛的民主自由形势，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缔了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和政治势力，在俄国建立由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铁腕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后，列宁反复宣称，我们就是要实行一党专政领袖专政，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和反对势力，不容许反对派的存在。
为了巩固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列宁不惜同德国签订卖国投降的《布列斯特和约》，将俄国三分之一西部领土及丰富矿产资源让给德国。在国内则大肆残酷武力镇压反对派反对势力，导致1918年英法等14国的武装干涉。
列宁的集权，不仅将俄国的发展拉向倒退，也导致世界历史的局部倒退，他不仅对俄国人民做了大坏事，也对世界人民干了不幸的事。列宁的集权不是他本人想干善事不干坏事的问题，而是他的政治理念及其设想的政治制度促使他非干坏事不可，非干违背历史潮流的事不可。当时他甚至可能认为他是在干非常好的事。
事实是，列宁若不推翻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俄国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成熟的民主自由国家，斯大林等人的暴政就不会出现，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更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也不会出现，当今的世界也许要和平宁静得多。因此，列宁的集权，用滔天大罪来形容也不为过！笔者早在2008年就撰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政变，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可疑的。
斯大林的集权首先自然是继承列宁的遗志遗愿，但他更注重如何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以便名垂青史，永远成为世界之父。他在苏联搞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都是为着实现这种个人野心而设计和实行的。为此，他不惜牺牲上千万的囚犯的生命去建重工业基地，剥夺四五百万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实现强制农业集体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才会使他们像家奴一样服服帖帖地听他的指挥调遣。
斯大林的集权与列宁略显不同的是，他要绝对消灭公开的和潜在的权力竞争对手，以确保他的终生个人独裁。因此，他又在上世纪20-30年代发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来消灭一切反对派。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成员，除托姆斯基外，全被他杀掉了。整个大清洗运动中，全国大约有100万人被他以各种莫须有罪名杀掉了。而在他29年的独裁统治期间，被他白白干掉的更不是几十万上百万，而是超千万。
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之所以消灭如此多的生命，绝对不是看集权者利用权力做善事还是做恶事的问题，而是集权制必然使集权者做恶事的问题。斯大林是典型例证。
在1934年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基洛夫的得票率远高于斯大林，有人提议基洛夫取代斯大林任总书记。于是，斯大林立即派人暗杀了基洛夫。反过来，斯大林又以党内有叛徒、内奸、特务暗杀了基洛夫为借口，立即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借以杀尽所谓党内叛徒、特务、内奸。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就是这样被杀的。屠哈切夫斯基是当时苏联最年轻有为的元帅，普遍认为他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指挥作战能力远远超过斯大林，斯大林惶惶不可终日，立即以屠哈切夫斯基曾率军事代表团考察德国，被德国军部收买，成了德国间谍，很快被以间谍叛国罪处决。请问，当时如此这般的斯大林会利用绝对权力做善事吗？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是20世纪世界共产极权主义体系中，利用绝对权力干坏事的更有力的典型人物，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也许永远不再有人超过他。
毛泽东以中共最高领袖身份直接统治中国27年期间，利用绝对权力，恣意妄为，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和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动（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折腾和最终消灭了近一亿中国人，把整个中国推倒了将要彻底崩溃的边缘。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集权大灾难。
毛泽东的集权和极权主义恶行与列宁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恶行是一脉相承的。这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品格和意愿的问题，而是他们所信仰的政治理念及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思必然促使这个体系中的任何集权者总是要集权又集权，专制又专制。他们始终要恣意妄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思促使他们不仅要争当一国领袖，还要当世界领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他们都想当世界领袖，都想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
笔者的这一结论，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最新例证的证实。
上世纪80年代，中共领袖人物邓小平为了结束党内残酷残忍、血肉横飞的权斗，成功地废除了党和国家领袖终身制。但由于未能改变共产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废除一党专政和公有制）毛泽东时期的领袖终身制又死灰复燃了。当代中共领导人习**竟然运用绝对权力，轻松地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终身任期制，以便实现他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和建立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政治目标，而使他得以终身担任党和国家以至世界领袖的角色。虽然最近他公开表示，他也反对个人终身统治制，但这是不可信的，别有意图。
为此，他不惜以牺牲国内民众的利益，正在干和将要干出一系列的坏事来。这里只能略表一二。
首先，在国内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全体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监控和镇压，在经济上，口头上高喊要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实则用各种名目加强对国内人民的搜刮，特别是加紧蚕食和剥夺民营企业主的财产和财富。
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疾苦和痛苦，表面上高喊要关注和关心，实际则一毛不拔，置若罔闻。最典型的例证是拒绝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让无数看 不起病的下层民众，有病坐等死亡，政府却对此毫无恻隐悲悯之心。现在世界上只有20多个国家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堂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名列其中，而政府竟对此毫无羞愧之心，失责之意。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回答很简单明了：首先，他们要在国内维持和豢养一支庞大无比的统治队伍，以加强和加固他们的极权统治，使其永世不被动摇，在国外他们要到处大撒币，渗透和收买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等组织和人员，以稳固国内的统治，为进一步争夺世界领导权打基础。这是中国共产极权主义者的命根子，保障其终生安全的保险柜。
总之，中国赵家人的首要目标或唯一目标是稳固和加固其对中国的永久统治，因此，他的任何一个集权和极权主义领袖人物，只要不改变他们原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就必然是只干坏事，不可能干好事。例外的人和事，绝对只能是极个别的。而这种极个别的例外，最终还是会被干坏事的集权和极权主义者击败和消灭的。中共历史上的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就是证明。
由此，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集权和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任何集权极权主义者，整体上只会干恶事不会干善事，偶然干点善事也是为干恶事打掩护，迷惑民众，为巩固其极权统治的总目标服务的。
出路何在？出路在于先改变集权和极权制度，建立民主的自由制度。
民主自由制度实行的是官员由民选产生，受民众的监督和罢免，它实行的是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根本不允许权力集中在一个党、一个人手中，一切依宪法和法律办事，根本不允许个人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民众还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批评政府不受惩罚，司法是独立和中立的，审判是公平公正的，个人专制独裁绝对不可能出现。因此任何所谓英雄伟大的人也不可能具有绝对权力，不可能利用权力干恶事，只允许他干善事。
而共产极权主义则一切与之相反，一切由共产党及其最高领袖说了算，他的话就是法律。这样的集权和极权主义者能干善事吗？非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不用再说朝鲜金氏三代家族、柬埔寨波尔布特等等穷凶极恶的极权主义者的恶行了。
如此看来，夏小强先生说：“集权和不集权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拥有权力的人，是使用权力做善事还是做恶事，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实在有点荒唐！
这实际上是为人类社会最凶残的集权和极权主义罪恶打掩护，客观上充当了集权和极权主义者的帮凶！
2018.4.18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9/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