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

RFA
2018-01-19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