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
RFA
2018-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