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5月29日

(1960年,国防部长白崇禧(右三)与新疆省主席尧乐博士(右二)在开斋节合影,尧乐博士系小名,维语意为虎娃,他历经几代政权浮沉,是新疆历史的重要见证人,直到50年代被解放军击溃从印度逃亡台湾,后人以尧为姓,取汉名。他对胡适说:“我是目不识丁的假博士,你是学富五车的真博士。”)

汉民出现在离吐鲁番很近的地方,这是他们入疆以来头一次看到。而尧乐博士早已在吐鲁番城外10里处等候,在1928年时候,他们就已经非常熟悉彼此,那时他是哈密回王府上的大管家兼刘希曾手下的营长,在维、回、汉、蒙几边都有非常活络的人脉。他固守着长亭迎客的中国式礼节,接待非常周到,悉心照顾着考察队的所有需要。马仲英任命他为吐鲁番的最高行政长官,换句话说,专门负责在此地抓兵抢粮。从尧乐博士的谈吐中可以感到他真心实意地想要为考察队服务,但想到他的款待和赠与都是从乱离中的老百姓那里盘剥来的,大伙顿觉食不甘味,心中作痛。吐鲁番笼罩着阴森气息,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并在无人地带扔些小号炸弹,传单系盛世才亲自签发,威胁要用重磅炸弹进行真正的轰炸。巴扎里无人出摊,街上冷冷清清看行人稀少。

尧乐博士尽心尽力地为考察队服务,还不知如何打听到赫定的生日,在2月19日那天为他设宴祝寿。这里还有几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北京来的“李教授”带着四个学生,要到新疆来研究当地文学,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很生硬,“李教授”还留着日式小胡子。另外两个波兰人,既说不清自己的来历,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见识和才干,在这里给驻军当军医,医术非常蹩脚,没有任何医疗器械和西药。

波兰人经常偷偷地告诉赫定一些马仲英的军事秘密,并给出一些忠告,他们说的大多是实话,但当时因为摸不清来历谁也不敢轻易相信他们。他们非常渴望考察队能把自己带走,无论前途凶吉他们都心甘情愿,他们似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考察队的计划是照着公路考察的目标,前往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最后到达喀什噶尔。在离开吐鲁番前往焉耆的当晚,200名维族青年被一群士兵用枪押着,吆三喝四赶往征兵站,他们象一群绝望的奴隶一样低头闷声不响,拖着沉重的脚步。毫无疑问这是尧乐博士的杰作,不知他心中是苦楚还是悔恨?从吐鲁番城内外还住有汉民这一迹象来看,他在一边承受着良心的煎熬,一边惟命是从地当着帮凶。

在离开吐鲁番那天早晨,尧乐博士前来相送,他苦涩地吐露着心事:在这座还剩下1000多居民的城市,他每天要为马仲英的部队搜刮一吨半的小麦和一吨半的玉米,还不包括城内几百名驻军的开销,这座城市马上就要被榨干,陷入饥荒。离别时刻他无助地说:“如果马司令打不下乌鲁木齐,我就离开这里去瑞典或者德国。”

他是来向赫定求告,象捞救命稻草一样试探赫定能否帮他牵线流亡。

离开吐鲁番的愉快心情,很快被沿途的荒芜吞没,马仲英在有人迹的地方贴出告示,任何人不得私藏银元,必须按30:1的价格兑换成他发行的银票。走着走着,路边出现刚刚打过仗的痕迹,有些地方还在冒烟,路上有战马和士兵的尸体、以及损坏丢弃的武器。焉耆一带的蒙古人一直想要夺回自己城市,他们在附近不屈不挠地打游击。一路上连维民都不见踪影,只有回民还敢继续住在村子里。

护送的张队长在日落时分铺开大衣向麦加方向祷告,刚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是位虔诚的人。这几个当兵的只要看见有人烟的村子就勒索吃喝,有顺手牵羊的机会也绝不放过。对车队遇上的一切困难都袖手旁观,夜里也不值班,蒙头呼呼大睡,说是有事叫醒他们就行。一路砰砰放枪吓唬可能躲在附近的蒙古人,甚至从背后开枪吓唬考察队员,让子弹擦着人耳根飞过。他们坐在拉油桶的车顶上肆无忌惮地抽烟,赫定要求他们下来或者灭掉烟头,换来一阵放肆地哈哈大笑。

焉耆城内一片肃静,根本不见人迹,和这里相比,吐鲁番甚至算得上热火朝天。车队在大街上没有遇上任何人,衙门也大门紧闭。一名汉人帮工告诉大家,他听见几个卫兵在商量说:“到了库尔勒,要把洋鬼子好好教训一顿,煞煞他们的威风。”

考察队在城外河边扎营,想渡河的办法,一位姓韩的当地主事才找上来问是否需要帮助。这位老人告诉大家,焉耆的维民和蒙古人都曾经暴动,被马仲英镇压,现在城内外维、蒙都早已逃光了,只剩下几十户汉人,都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曾经繁华的焉耆现在还不如个大点的村庄,马仲英并没有派兵进驻,因为剩下的这些可怜的人家已经派不出粮饷了。

(破冰渡河,这条河如今已经消失)

河面上的冰连骆驼都不一定能承得住,更莫说汽车。唯一的办法是破冰,用船把汽车载过去,这也非常困难,因为冰面刚一破开又会结上。韩主事天天都在河上奔忙,他找来不少人帮忙,看样子应该是全城男丁都基本动员来了。忙碌了好几天,终于渡河,考察队付给他们40块大洋的工钱。收到钱后韩主事又提出说,虽然没有汽油,但城里人私藏着些煤油是否派得上用场?如果能给他一笔预付款他可以帮忙挨家挨户去收购。后来他带来了将近500加仑的煤油,花了404块大洋。

这些大洋也许够城里人又多熬几个月。

两个波兰人和“李教授”及他的学生们也从吐鲁番追了上来,他们坐的是牛车。“李教授”一行决定避入罗布泊的荒野中去,黄文弼也脱队跟着他们去了,临走支了300块大洋买了几匹骆驼。不知他是要去监视这些日本特务?还是要撇下大部队自顾躲难?或者兼而有之?后来的情况表明他和这几个日本人很快就分道扬镳。毕竟从文书的字面上来说他并不属于考察队的一员。

库尔勒的主事是个和蔼的白胡子老头,还有代主事尼亚孜。他们送给考察队一些馕和面包,一再叮嘱考察队休再前行,库车可能正在打仗。姓张的卫队长召尤寅照前去,命令考察队备好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他们次日就要,这是马司令的命令,怠慢了他自己要担军法。尤秉照答复道要请示团长,赫定当然拒绝。接着,当地驻军司令部的两个副官又来重复同样的话,赫定再次以自己无权外借南京拨给的汽车为由拒绝了。

晚间8点半左右,又来了两个当兵的,说有重要消息,要赫定去一趟。他在生瑞恒、艾菲和尤寅照陪同下随那两个当兵的前去,还是那个张队长,带了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兵。他恶狠狠要求今晚车、司机必须送到。但赫定据理坚决拒绝,转身离开。他们上车正待关门,当兵的从后面追上来,拽住尤寅照要把他拉下车,尤寅照反抗时赫定命令:“镇静!跟他们走!”四人刚下车就被五、六十个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司令部的副官,司令官本人也肯定就在附近。他们被推进院子里,用枪口顶在心窝,一边打人,一边扒了衣服绑上。

紧接着是一片拉枪栓的咔咔声,这些匪徒不知干过多少杀人放火的事。那一瞬间故乡瑞典和家人的形象浮上脑海,紧接着想起自己率领下的这些年轻人及对他们的责任,还有考察团此行的使命。他下意识对生瑞恒喊道:“答应今晚给他们一辆汽车。”

生瑞恒用平静的语气翻译着这条命令。

张在上面下令:“把那老家伙带上来!其他几个绑紧了!”

几个当兵松了他的绑,把他推进屋内,他穿好衣服,拿出一根烟点上,努力定了定神:应该先争取让大家都进来,以免年轻人们和他们爆发冲突。于是他问:“能否让其他人都进来?”

姓张的命令:“把那几个也带进来。”但迟迟不见动静。他心急如焚,却故作镇定。几分钟后,尤寅照突然冲进来,他不经任何思考冲尤寅照喊道:“告诉他们今晚给他们车,条件是释放我们。”

尤寅照看见团长安坐着抽烟,迅速平静下来,翻译了这条命令。一会,生瑞恒和艾菲也被押进来,满满一屋子都是枪口。

张开口说:“我们要一辆车,一个司机和足够的汽油。”他扣住赫定和尤寅照,命令生瑞恒和艾菲回去备车,等车送来再放人。

那么谁来给他们当司机呢?这很可能送命。决不能把蒙古人交到他们手上,艾菲才20岁,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选是生瑞恒。还没等他下命令,生瑞恒便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

几个当兵的押着生瑞恒和艾菲走后,姓张的渐渐和气起来。他对赫定解释说:他并不想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行事,但马司令的军法会让他掉脑袋。说着说着不可自抑,不由自主将前方战局和他接到的命令和盘托出。原来马仲英之所以给他们一路绿灯放行,是因为苏联已经出兵,他想要借着护送考察队为名,派这些传令兵去结集分散在南疆各地的部队,考察队计划的路线,正好和传令的路线重合(实际上也只有这么一条路线)。

但战局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考察队行进的速度,苏军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他的匪帮。马仲英急眼了,命令这些传令兵加快速度。除了抢考察队的车,他们别无办法,即便杀人也无所谓,反正自己很快也会阵亡,要么在库车,要么在阿克苏。

他歇下来平静了好一会,又开始说谎,保证一到阿克苏就还车送人,最多只须三天。没有人会相信他这种鬼话,赫定要求他打借条,他不干,说是战争中没有任何法律和义务可言,除了执行命令。

当晚,所有人彻夜无眠,生瑞恒反复请求全队马上启程逃入罗布泊,再从那里想办法去敦煌,沿丝绸之路回兰州去。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无论是团员还是雇工,无论瑞典人、中国人还是蒙古人,全部异口同声要沿着他的车轮印追上去,随时接应他。临别时生瑞恒请赫定为他念一首瑞典语的小诗,然后被当兵的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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