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5月29日
（1960年，国防部长白崇禧（右三）与新疆省主席尧乐博士（右二）在开斋节合影，尧乐博士系小名，维语意为虎娃，他历经几代政权浮沉，是新疆历史的重要见证人，直到50年代被解放军击溃从印度逃亡台湾，后人以尧为姓，取汉名。他对胡适说：“我是目不识丁的假博士，你是学富五车的真博士。”）
汉民出现在离吐鲁番很近的地方，这是他们入疆以来头一次看到。而尧乐博士早已在吐鲁番城外10里处等候，在1928年时候，他们就已经非常熟悉彼此，那时他是哈密回王府上的大管家兼刘希曾手下的营长，在维、回、汉、蒙几边都有非常活络的人脉。他固守着长亭迎客的中国式礼节，接待非常周到，悉心照顾着考察队的所有需要。马仲英任命他为吐鲁番的最高行政长官，换句话说，专门负责在此地抓兵抢粮。从尧乐博士的谈吐中可以感到他真心实意地想要为考察队服务，但想到他的款待和赠与都是从乱离中的老百姓那里盘剥来的，大伙顿觉食不甘味，心中作痛。吐鲁番笼罩着阴森气息，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并在无人地带扔些小号炸弹，传单系盛世才亲自签发，威胁要用重磅炸弹进行真正的轰炸。巴扎里无人出摊，街上冷冷清清看行人稀少。
尧乐博士尽心尽力地为考察队服务，还不知如何打听到赫定的生日，在2月19日那天为他设宴祝寿。这里还有几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北京来的“李教授”带着四个学生，要到新疆来研究当地文学，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很生硬，“李教授”还留着日式小胡子。另外两个波兰人，既说不清自己的来历，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见识和才干，在这里给驻军当军医，医术非常蹩脚，没有任何医疗器械和西药。
波兰人经常偷偷地告诉赫定一些马仲英的军事秘密，并给出一些忠告，他们说的大多是实话，但当时因为摸不清来历谁也不敢轻易相信他们。他们非常渴望考察队能把自己带走，无论前途凶吉他们都心甘情愿，他们似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考察队的计划是照着公路考察的目标，前往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最后到达喀什噶尔。在离开吐鲁番前往焉耆的当晚，200名维族青年被一群士兵用枪押着，吆三喝四赶往征兵站，他们象一群绝望的奴隶一样低头闷声不响，拖着沉重的脚步。毫无疑问这是尧乐博士的杰作，不知他心中是苦楚还是悔恨？从吐鲁番城内外还住有汉民这一迹象来看，他在一边承受着良心的煎熬，一边惟命是从地当着帮凶。
在离开吐鲁番那天早晨，尧乐博士前来相送，他苦涩地吐露着心事：在这座还剩下1000多居民的城市，他每天要为马仲英的部队搜刮一吨半的小麦和一吨半的玉米，还不包括城内几百名驻军的开销，这座城市马上就要被榨干，陷入饥荒。离别时刻他无助地说：“如果马司令打不下乌鲁木齐，我就离开这里去瑞典或者德国。”
他是来向赫定求告，象捞救命稻草一样试探赫定能否帮他牵线流亡。
离开吐鲁番的愉快心情，很快被沿途的荒芜吞没，马仲英在有人迹的地方贴出告示，任何人不得私藏银元，必须按30：1的价格兑换成他发行的银票。走着走着，路边出现刚刚打过仗的痕迹，有些地方还在冒烟，路上有战马和士兵的尸体、以及损坏丢弃的武器。焉耆一带的蒙古人一直想要夺回自己城市，他们在附近不屈不挠地打游击。一路上连维民都不见踪影，只有回民还敢继续住在村子里。
护送的张队长在日落时分铺开大衣向麦加方向祷告，刚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是位虔诚的人。这几个当兵的只要看见有人烟的村子就勒索吃喝，有顺手牵羊的机会也绝不放过。对车队遇上的一切困难都袖手旁观，夜里也不值班，蒙头呼呼大睡，说是有事叫醒他们就行。一路砰砰放枪吓唬可能躲在附近的蒙古人，甚至从背后开枪吓唬考察队员，让子弹擦着人耳根飞过。他们坐在拉油桶的车顶上肆无忌惮地抽烟，赫定要求他们下来或者灭掉烟头，换来一阵放肆地哈哈大笑。
焉耆城内一片肃静，根本不见人迹，和这里相比，吐鲁番甚至算得上热火朝天。车队在大街上没有遇上任何人，衙门也大门紧闭。一名汉人帮工告诉大家，他听见几个卫兵在商量说：“到了库尔勒，要把洋鬼子好好教训一顿，煞煞他们的威风。”
考察队在城外河边扎营，想渡河的办法，一位姓韩的当地主事才找上来问是否需要帮助。这位老人告诉大家，焉耆的维民和蒙古人都曾经暴动，被马仲英镇压，现在城内外维、蒙都早已逃光了，只剩下几十户汉人，都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曾经繁华的焉耆现在还不如个大点的村庄，马仲英并没有派兵进驻，因为剩下的这些可怜的人家已经派不出粮饷了。
（破冰渡河，这条河如今已经消失）
河面上的冰连骆驼都不一定能承得住，更莫说汽车。唯一的办法是破冰，用船把汽车载过去，这也非常困难，因为冰面刚一破开又会结上。韩主事天天都在河上奔忙，他找来不少人帮忙，看样子应该是全城男丁都基本动员来了。忙碌了好几天，终于渡河，考察队付给他们40块大洋的工钱。收到钱后韩主事又提出说，虽然没有汽油，但城里人私藏着些煤油是否派得上用场？如果能给他一笔预付款他可以帮忙挨家挨户去收购。后来他带来了将近500加仑的煤油，花了404块大洋。
这些大洋也许够城里人又多熬几个月。
两个波兰人和“李教授”及他的学生们也从吐鲁番追了上来，他们坐的是牛车。“李教授”一行决定避入罗布泊的荒野中去，黄文弼也脱队跟着他们去了，临走支了300块大洋买了几匹骆驼。不知他是要去监视这些日本特务？还是要撇下大部队自顾躲难？或者兼而有之？后来的情况表明他和这几个日本人很快就分道扬镳。毕竟从文书的字面上来说他并不属于考察队的一员。
库尔勒的主事是个和蔼的白胡子老头，还有代主事尼亚孜。他们送给考察队一些馕和面包，一再叮嘱考察队休再前行，库车可能正在打仗。姓张的卫队长召尤寅照前去，命令考察队备好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他们次日就要，这是马司令的命令，怠慢了他自己要担军法。尤秉照答复道要请示团长，赫定当然拒绝。接着，当地驻军司令部的两个副官又来重复同样的话，赫定再次以自己无权外借南京拨给的汽车为由拒绝了。
晚间8点半左右，又来了两个当兵的，说有重要消息，要赫定去一趟。他在生瑞恒、艾菲和尤寅照陪同下随那两个当兵的前去，还是那个张队长，带了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兵。他恶狠狠要求今晚车、司机必须送到。但赫定据理坚决拒绝，转身离开。他们上车正待关门，当兵的从后面追上来，拽住尤寅照要把他拉下车，尤寅照反抗时赫定命令：“镇静！跟他们走！”四人刚下车就被五、六十个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司令部的副官，司令官本人也肯定就在附近。他们被推进院子里，用枪口顶在心窝，一边打人，一边扒了衣服绑上。
紧接着是一片拉枪栓的咔咔声，这些匪徒不知干过多少杀人放火的事。那一瞬间故乡瑞典和家人的形象浮上脑海，紧接着想起自己率领下的这些年轻人及对他们的责任，还有考察团此行的使命。他下意识对生瑞恒喊道：“答应今晚给他们一辆汽车。”
生瑞恒用平静的语气翻译着这条命令。
张在上面下令：“把那老家伙带上来！其他几个绑紧了！”
几个当兵松了他的绑，把他推进屋内，他穿好衣服，拿出一根烟点上，努力定了定神：应该先争取让大家都进来，以免年轻人们和他们爆发冲突。于是他问：“能否让其他人都进来？”
姓张的命令：“把那几个也带进来。”但迟迟不见动静。他心急如焚，却故作镇定。几分钟后，尤寅照突然冲进来，他不经任何思考冲尤寅照喊道：“告诉他们今晚给他们车，条件是释放我们。”
尤寅照看见团长安坐着抽烟，迅速平静下来，翻译了这条命令。一会，生瑞恒和艾菲也被押进来，满满一屋子都是枪口。
张开口说：“我们要一辆车，一个司机和足够的汽油。”他扣住赫定和尤寅照，命令生瑞恒和艾菲回去备车，等车送来再放人。
那么谁来给他们当司机呢？这很可能送命。决不能把蒙古人交到他们手上，艾菲才20岁，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选是生瑞恒。还没等他下命令，生瑞恒便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
几个当兵的押着生瑞恒和艾菲走后，姓张的渐渐和气起来。他对赫定解释说：他并不想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行事，但马司令的军法会让他掉脑袋。说着说着不可自抑，不由自主将前方战局和他接到的命令和盘托出。原来马仲英之所以给他们一路绿灯放行，是因为苏联已经出兵，他想要借着护送考察队为名，派这些传令兵去结集分散在南疆各地的部队，考察队计划的路线，正好和传令的路线重合（实际上也只有这么一条路线）。
但战局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考察队行进的速度，苏军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他的匪帮。马仲英急眼了，命令这些传令兵加快速度。除了抢考察队的车，他们别无办法，即便杀人也无所谓，反正自己很快也会阵亡，要么在库车，要么在阿克苏。
他歇下来平静了好一会，又开始说谎，保证一到阿克苏就还车送人，最多只须三天。没有人会相信他这种鬼话，赫定要求他打借条，他不干，说是战争中没有任何法律和义务可言，除了执行命令。
当晚，所有人彻夜无眠，生瑞恒反复请求全队马上启程逃入罗布泊，再从那里想办法去敦煌，沿丝绸之路回兰州去。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无论是团员还是雇工，无论瑞典人、中国人还是蒙古人，全部异口同声要沿着他的车轮印追上去，随时接应他。临别时生瑞恒请赫定为他念一首瑞典语的小诗，然后被当兵的押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