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在回答此问题之前，必须要先搞清楚以下的几个问题：
1．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过程中，谁为首功？张君劢先生的作用何在？
2．为什么张君劢避讳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呢？为什么一个后入盟的张澜能当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
3．为什么黄炎培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一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首席创建人必需什么样的素貭呢？
4．在蒋介石的眼中，谁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
一．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新组织的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过程中，谁为首功？张君劢先生的作用何在？
在《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中己经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全过程，从文章中可看到，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要成立有别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一个统一的组织；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先秘密进行活动，布置一切，同时在国民党的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是张君劢第一个以“天衣无缝的解释”，迷惑了当局，保护了秘密筹建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派梁漱溟去香港建立言论机关，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是张君劢第一个，在蒋介石的招宴会上，证实民主政团同盟确实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各点，搞得蒋介石束手无策。
《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中引自于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一文，[转引自于梁漱溟全集第6册第354页]，只是说“他们又在张君劢家中讨论过几次，并决定将计划中的新组织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那么问题就来，在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这四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人中间，自然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过程中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这四位创建人的作用不可能是平等的、相等的，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前面提到的五个“第一个”只有加上此第六个“第一个”，即“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方可成为第一个提出完整的筹建创建一个新组织的构想的人。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究竟谁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新组织的命名必须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相异，且能表现出与“统一建国同志会”本质的相异点，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的要求作为一维线来分析，究竟是谁，最早看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弱点所在呢？也就究竟是谁，最早作出了远离“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作，并思考筹建创建一个新组织的这一连串的问题？
《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中己讲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派）、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张澜（无党派人士）。他们经过酝酿商议，…联络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恒沅、冷遹，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胡石青、罗隆基，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以及无党派的光升等共19人，于[1939年]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餐厅集会，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按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一文说，“1939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职教会]梁漱溟[乡建派]章伯钧[第三党]罗隆基[国社党]沈钧儒[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张澜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张君劢没有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据梁说，其原因是他认为”在蒋肘腋之下，言论不自由，故不肯参加。“
从上面引证的二文中可看出，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都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独有张君劢没有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
为什么张君劢不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呢？郑大华转用梁漱溟回忆录中一段话，其原因是他认为“在蒋肘腋之下，言论不自由，故不肯参加。”真的如此吗？如是说“言论不自由，故不肯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那么，前题没有改变，言论不自由，怎么敢提出要组建一个新组织，这一新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会”，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且是一个与国民党、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政党，一个政团同盟呢？！这说明郑大华对“为什么张君劢不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的解释是荒谬的。
正确的回答只能是，张君劢在1939年11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之初，就己经看出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说明了，张君劢至少从1939年11月起，张君劢就己经开始思考应该组织怎么样的组织，方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中国未来正确的道路，组织这样的组织有什么困难之处，如何解决之等等的问题。等了一年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如同当初张君劢预见的那样，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拿郑大华一文所说的，“由于它是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因此并没有起到”第三者“的作用，不久，即陷于仃顿。”到了1940年12月24日，张君劢终于把他思考己久的整套的方案说给来访的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仨人，从而中国政治舞台才出现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的要求作为一维线来分析，因为新组织的命名必须要表现出这一新组织的最基本的特征，故也是张君劢至少从1939年11月起，就己经开始思考应该组织怎么样的组织，这样的整套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然亦在张君劢思考之中，故讲“张君劢是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单凭这一点，还是不能作一确证，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2．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一维线来分析，谁是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人？
在中国政治政党和会党团体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的政党和会党团体，但从未出现过“政团同盟”的字样和组织。同盟这一词可早已有之，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同盟会，但这同盟二字只仅是作修饰词，主体词是会，同盟会那只不过是会党性质的会、团体也。如同笔会，工会，妇女联合会一样。为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却用了如此奇怪的名称呢？这是因为Union 这个词汇，特别是运用于政党文化中的Union，不是来自于美国，也不是来自于英国，而是来自于德国，Union是表现了德国政治政党文化特色与特质的政治词汇。Union这词翻译成中文，就是联合、同盟、联盟。历史上曾出现过联合教会－普鲁士路德派和革新派组成的联合教会，现在Union这词在德国通常也可指CDU，现中文译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可指政党联盟CDU／CSU，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党联盟，目前还有一个被广泛使的词汇是欧盟，它的德文名是Europa Union，EU.“政团同盟”这新名词是从德文“Union”结合中国实情，翻译加创新[政党和团体同盟之缩写]而成，将“政团同盟”这样特殊的德国政治词汇用到了中国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此人必是熟稔于中国政治国情和德国政治文化特质的人。
梁漱溟、黄炎培两人的履历中皆无与赴德留学的经历。而据中华百科全书左舜生传略，“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笔者]赴法留学，”左舜生赴法留学的时间为一年，1927年即回国。据陈正茂着《醒狮精神：青年党人物群象》，“15年秋，得书局[中华书局－笔者]资助，赴法留学，除每周至巴黎大学上课外，复遍访巴黎附近之名胜故迹及博物馆，籍以了解法国之历史文化与艺术。其后《法兰西新史》之出版，殆此行之结果也。”
说起张君劢，世人皆知，1906年－1910年留学日本，1913年－1916年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1919年－1921年12月[1922年1月回到上海]游学欧洲德国，1929年10月－1931年9月在德国耶拿大学任客座教授。由此可见，除了张君劢一人外，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都没有留学德国的经历。
张君劢在第一次留学德国时曾翻译了“苏维埃”，这一个表现了俄罗斯政治政党特色与特质的政治词汇，此外又翻译了许多德文的原著为中文出版，如1932年由张君劢先生将《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一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了四版，激励了国民。
讲到张君劢，与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相比较，即这四个人对中国政治国情的熟稔和洞察的程度[就在本段讨论的主题来说，姑且不谈及其正确性]，粗略地分为以下几方面来说，中国政治国情的发展趋势；各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党争发展趋势以及整合的可能；怎么样来识别各党派意识形态的对错，即这四个人的选择；这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党或派的选择与这四个人的政治素貭。由于此问题的讨论以及这四个人间的比对，已远远地超出本文的范围。故仅在此处只能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张君劢反驳陈绍禹，1939年1月15日陈绍禹[王明]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发表演讲，指责张君劢“与汪精卫关系太密切了”，“张的公开信不外是反共、反八路军、反陜甘宁边区，与汪精卫以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中－注]所讲的反共内容没有两样。”[陈绍禹，《旧阴谋的新花样－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的演讲》]随后，张君劢发文反驳陈绍禹的说法，称“同一国中两种军队，两个政府并存，异日对日抗战虽完，而内部问题又生，甚且激而生变，则国家统一将何由可能实现乎？”[张君劢，《答陈绍禹－延安演词中附带质问》]从这一段张君劢反驳陈绍禹我们可看出，早在1939年1月，张君劢己经看到了抗战结束有可能爆发国共内战。而落到当时的全体中国人民、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的首要的责任与义务除了要争取抗战胜利外就是要防止国共内战的爆发，要争取抗战胜利是不要亡国，要防止国共内战的爆发是要建怎么样的国家，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个例子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次日，12月16日张君劢撰写了一封《太平洋战起致国民党中执会诸公书》，要求国民党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外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合作，对内进行军事、行政、财政、金融和经济改革，实行民主政治。这一点说明了，张君劢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什么是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中国应该如何努力与这一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相吻合、相接轨。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了“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和“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纠纷”等三点献议。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著名四大自由，英国首相邱吉尔提出了测验自由标准的七条，其中第一条即“人民是不是有自由发表言论，反对或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这说明了，二十世纪的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是世界各国人权的大解放。张君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提出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要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又提出了包括关于言论、人身、结社集会自由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保障案》，这是与罗斯福所代表的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是完全相吻合的。但到了1943年3 月，蒋介石还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无视自由民主法制罔顾人权、实属反人权逆潮流的的理念，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错误立场，以致为美国杜鲁门视为一个扶不起来的政权，1948年时拒绝给予援助；以致国民党1949年时兵败如山倒，败退台湾。
第三个例子是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出版《再生》周刊。张君劢的领导下的国社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对各大政治力量更是多面出击，它批评国民党“腐化”、青年党“顽固”、共产党“强化”，攻击三民主义失之“混”，国家主义失之“旧”，共产主义失之“激”，批评国民党为“前期革命”，青年党为“过渡时代的点缀品”，共产党为“混时代的牺牲品”。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张君劢对于当时的中国各政党的意识形态、党纲、组织方式等等的分析是非常恰如其分的。他们在该刊创刊号发表《我们要说的话》一文，主要出自张君劢手笔。在这份政党纲领性文件中，张君劢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基本制度，系统阐述了九十八条纲领，其中与其它政党的纲领均不同，特别是，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张君劢要在其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呢？这里仅借用蒋匀田回忆录中毛泽东与蒋匀田会谈一段对话。毛泽东说，“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蒋匀田答复说：“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十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可以说，张君劢在其国社党政纲中，特别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正是深谋远虑的，作了一个极富有预见性的伏笔。
从以上例举的三个例子，可以看出，张君劢，与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相比较，对中国政治国情的熟稔和洞察以及对各政党各派别的他们间的区别点与共同点的了解程度是最深刻的。从逻辑上讲，也必然会在此第一步分析了解的基础上进入第二步如何整合除国共外的第三力量各小政党小派别的问题，首先是要看到，国共二党是拥兵自重，欲搞一党专政的，而除国共外的第三力量各小政党小派别之间的共识就是第三力量各小政党小派别能整合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基础，即后来建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写上的“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第三步则是要确立一个组织方针，只能是以人数最多的青年党和最有智慧的国社党的紧密合作为基石，再联合其他小党小派而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里就必需运用表现德国政治政党文化特色与特质的政团同盟的组织方式。这三个步骤就是张君劢至少从1939年11月起，就己经开始思考应该组织怎么样的组织，新组织的组织方法，而每一步骤又都以张君劢为首发者。
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一维线来分析，谁是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人？张君劢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另外，此问题需要从张君劢与梁漱溟、张君劢与黄炎培、张君劢与左舜生各自的分析比较，采用排除法来得到印证。尽管最大的可能性不等于证据确凿，但在历史事件的讨论中，由于缺少如同DNA式的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乃宜可取以逻辑判断为基础的结论。
二．为什么张君劢避讳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呢？为什么一个后入盟的张澜能当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
黄天华在《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回应》一文中说，“1941年”9月18日梁主持的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以广告形式刊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公布了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就在民盟正式公开前夕，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并和梁一起提议由张君劢继任主席，但遭到青年党的反对。梁说，这是因为青年党的左[舜生]自以为党势大过张之民社党，不肯以主席地位让于张。“[转引自于梁漱溟全集第六册363页]
“12月1日在青年党的力推下，张澜被选为主席。对此，国社党的罗隆基颇有些不满。他说：”民盟主席张澜是个四川人，他经常住在成都，青年党另一领袖李璜是民盟的一个中央常委。他在成都主持青年党的党务，同时他就设法就近影响张澜主席，而在盟务上李就成了张澜主席的参谋人和盟务的实际执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青年党实际上操纵把持盟务是必然的结果。“由此可见，青年党与国社党在民盟中互争雄长。”[转引自于罗隆基《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张君劢避讳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因为张君劢作为一个熟稔德国政治政党文化特质的政治家，率先提出“政团同盟”作为此新组织的名称时，己经就“政团同盟”的主要特征告知于其他的三位，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组织保持不变，新组织乃是各自的组织之间的同盟而己。这一点己以后的历史所证实。1939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首先使用了“联合国”一词，用于描述同盟国家。1942年1月1日，26国政府签订《大西洋宪章》，联合国一词得到首次正式使用.以后1945年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联合国秘书长是事实上联合国的发言人和领导人，他的任命应根据地区轮转任命，且不应来自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按张君劢所谋划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初期的组织方针原则，前面己经讲了，即以人数最多的青年党和最有智慧的国社党的紧密合作为基石，再联合其他小党小派而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故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这样的此新组织的事实上发言人和领导人任命为不应来自青年党和国社党的黄炎培，而任命左舜生为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假如张君劢想当政团同盟主席的话，那不等于说，从青年党看来，你张君劢提出要成立一个民主政团同盟的目的岂不是想把我人数最多的青年党收编于你张君劢的麾下吗？你张君劢岂不卑鄙无耻，用心良苦吗！故讲张君劢避讳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另外，这也不符合张君劢的作人的原则。故在10月10日到12月1日这段时间中，青年党三头经过商量后提出了一个不理想[无党无派]的后入盟的人选张澜时张君劢也就同意了。故从此就有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主席这样的一段历史。
三．为什么黄炎培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一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必需什么样的素貭呢？
上一段中己经提到了“故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这样的此新组织的事实上发言人和领导人任命为不应来自青年党和国社党的黄炎培，而任命左舜生为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这中间提醒大家，应该防止如下的误解，主席是最高领导人，那肯定第一届的主席是创建第一人。这是因为受实行领袖集中制的政党[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的党史教育有关。在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中第一届的主席则是创建第一人。但作为民主的政党和团体的同盟这样的一种组织则是不同了。如同第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根本就不是联合国的创建第一人。在欧美生活的人就不会犯如此简单的知识性错误。
为什么黄炎培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
按黄天华的《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回应》一文中说，就对统一建国同志会来说，“需要指出的是，黄炎培似乎对成立统建会仍然有所保留，并不是发起人，仅仅是参加而己。”“稍后，统建会商定，由黄和梁[漱溟]作为代表晋见蒋介石，面陈一切，结果到时只有梁一人前往，而黄炎培却借故离渝。”
而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黄炎培对参加民盟又是颇有疑虑的，有意和民盟保持距离，并且在《国讯》上发文表示他与民盟并关系。1941年3月18日，盟员聚会，黄炎培提出纲领十二条要分别先后发表，”各有力条文“”宜当暂付保留。“职教会的江恒源解释说，如果有些条文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会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而”我们不能使学生失业，工人失业“，最后，众人达成共识：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
这充分说明黄炎培、江恒源等人担心国民党报复或打压职教会。7月黄炎培和张君劢等人商定民盟公开时为其守秘密，否认其参加民盟。8月19日黄炎培又在香港对梁漱溟表示：“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民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无用。”最终两人决定宣言及纲领发表对，黄炎培不列名。“
22日黄炎培向曾琦、梁漱溟承诺在民盟揭晓后，亲自写一文在《国讯》上发表，以示赞助，事实上，黄炎培此次赴港的主要目的，是筹备“职教会之香港分社并自建其言论机关”，即《国讯》香港版。梁漱溟等人正在筹办民盟机关报，而主席黄炎培却要另办一份报刊，可见黄炎培己有意和民盟保持距离。黄炎培于10月20日在《国讯》香港版发表《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以示对民盟的赞助。他表示：“诸友好之有政治结合者，为民盟之组织，发表宣言于报纸，我虽未藉隶任何政团，在此何可一言！[黄炎培《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细察其言，黄炎培明明是在民盟之外，以朋友身份说的。难怪左舜生的印象是，“黄炎培最初是很热心的，…但不久他听了某闻人的一番劝告，乃在他们的机关杂志《国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与这个团体并无关系！[左舜生《三十年见闻记》]”
梁漱溟对黄炎培的言行颇有意见，在三十年之后仍耿耿于怀地说：“最可恨者，更在民盟内部成员之间。首先黄炎培老猾无耻，贪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职位，与蒋孔权势为缘，不敢露面抗争，临阵脱逃，使民盟主任委员陷于空荡无人之境，使我受窘，说黄炎培这是”怵于一己利害得失而变节。“[ 梁漱溟全集第六册362－363页]
“梁漱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梁培宽[梁漱溟之子－笔者注]回忆说，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诩，梁漱溟并不以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由秘密转为公开，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时，黄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坚持辞去主席一职，并要求为他领导的”职教社“参加民盟保密。后来提到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引自于刘仰东《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从以上所述的黄炎培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密筹建，成立，直到公开活动过程中种种表现的史实，可以看出，黄炎培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第一人。就是连大陆专为吹捧黄炎培而拍的电视剧《黄炎培》来说，尽管黄炎培曾是第一任的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但电视剧《黄炎培》却只字不提黄炎培等四人发起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事；也可看出，黄炎培的人品和才识，并不是“敢作敢为的真壮士，”更主要的是没有担当精神，是一个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势利小人。作为一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第一人，首先就需要敢作敢为的精神，此外还需要有智有谋，有才有识，更需要有敢于担当精神。大凡有所为者，都有担当。政治家的担当尤为值得尊崇。而面对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的条件下，张君劢则是一位敢作敢为的，有智有谋的、敢于担当的真壮士。读者从下面的一段文字就可以看出。“1941年11月9日蒋介石招宴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交换对国际国内时局的意见。张君劢证实民主政团同盟确实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各点。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在会上严正表示，”民主政团同盟确于本年3月在渝正式成立，外间有人诬民主政团同盟为冒名捏造之团体，不值一笑。本人今特向参政会秘书长正式声明，本人即是同盟负责人之一，在座有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参政员，都是同盟负责人，这几人刻下都在陪都，关于同盟事项可负任何责任。“”
为了要说明，张君劢在民主政团同盟公开时所采取的策略，以及他为什么要特别地点出，“本人即是同盟负责人之一，在座有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参政员，都是同盟负责人，这几人刻下都在陪都，关于同盟事项可负任何责任。”究其原因，正好如同四十五年，近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台湾政治史上才出现的民进党成立过程的所重复的一样。朱高正在2014年4月9日台湾会馆论坛上发表了“我所亲历的那次台湾历史转折——从戒严到解严”的主题演讲，回顾了在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的条件下民进党成立过程，朱高正讲，“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召开党外中央后援会，…到两点十分左右，轮到我上台发言。我说：”本席坚决反对，民主运动已经发展到这个当头，大家还坐在这里讨论要如何成立组党筹备委员会。我要正告大家，当年雷震筹组中国民主党，在筹备期间就已经被国民党抓个精光。组党靠的是决心、勇气与行动。我提议，现在就正式宣布成立新政党。方法是由早上被党外中央后援会提名代表党外参加年底‘立委’与‘国大代表’选举的四十一位被提名人，作为新政党的共同发起人。只要国民党在投票前胆敢抓任何一位发起人，其他四十位发起人就要同时宣布退出选举。让国民党因为党外组党而动手抓人，这就会遭到党外全面杯葛选举，让它成为一条全球瞩目的政治新闻，看蒋经国敢不敢赌这一把！“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热血沸腾，民进党就这样成立了。”面对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的条件下，张君劢筹组了民主政团同盟，并公开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活动，这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谁也抹去不了的一笔辉煌。张君劢筹组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后来人在考虑组织政党时所借鉴的，所思考的。另外，目前，在海外民运组织繁多，张君劢筹组了民主政团同盟，也为海外民运组织的整合提出了丰富的经验。谁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只有团结才能赢得胜利。
四．在蒋介石的眼中，谁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26日闭幕。10天后，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次日，12月16日张君劢撰写了一封《太平洋战起致国民党中执会诸公书》，要求国民党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外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合作，对内进行军事、行政、财政、金融和经济改革，实行民主政治。这封信写后不久，张君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 年底]之久，民族文化书院被封闭，近三年之内困局重庆，“每出入有特务队骑兵一人随之，嗣[接续－笔者注]因心病肾病交作，家人言于政府，倘[倘若－笔者注]不欲置之于死地，宜准其去美医治。政府因太平洋学会开会，列我为代表之一，我乃追随蒋梦麟等同机飞美。会毕返美京，魏伯冲大使陪同访杜鲁门副总统，杜氏为美参议院主席，我述愿在此研究美宪之运用，杜氏指定一室为我工作与收集材料之所。是年三月联合国会议开会，由各党各出代表，我与董必武、李幼椿同预闻此事。会议旣毕，董李二君先后返国，促我同行，我以继续研究美宪辞之。十二月由美去英，已与英下院书记长约每日赴院，出席各委员会。[1946年－笔者补]一月九日政府因政治协商会正式开会，电促返国，乃去巴黎定飞机票，赶返重庆，已逾开会七日矣。”[引自于张君劢着《《跋》《辩证唯物主义驳论》》]
为什么张君劢会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 年底]之久呢？郑大华在《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一文中如是说，“其公开原因是国民党指控他为西南联大学潮的幕后指使人，但实际上是因为他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尤其是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民主政团同盟，触怒了蒋介石。在被软禁期间，张君劢唯一的政治活动是积极参加第二次宪政运动。[即在被软禁期间，张君劢还仅被允许参加国民参政会，因为张君劢为国社党党魁－笔者注]”
1942年1月初发生了西南联大学潮。“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有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即时为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笔者注]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学潮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趝[应为张嘉璈，时为交通部部长，此为笔误－笔者注]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学潮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学潮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 页）”[引自于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调查己经完毕，理应让民族文化书院复校、解禁张君劢吧，但蒋介石却仍然将张君劢软禁于重庆汪山，直到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 年底]之久，从而出现“民族文化书院被封闭，近三年之内困局重庆”的一幕。这就应证了《蒋介石日记》中“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的蒋介石的狠心和震怒了。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唯独对张君劢如此之“彻底”“处治”呢？杨天石、郑大华
的意思是“因为他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尤其是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民主政团同盟，触怒了蒋介石。”果真如此吗？！
这就得从1942年初的这一时间点向前推，离1942年初的这一时间点的事件越近越有说服力，来探究蒋介石对张君劢的震怒的由来；这是探究的一个方面。探究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探究会对蒋介石产生震怒的强烈度的事件，再采用排查方法排查得之。
1939年9月张君劢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它仅仅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民盟的诞生。众所周知，对于欲想搞一党独裁的蒋介石来说，“党外组党”那是犹如犯了天规一样的重罪，如同以后出现的雷震案一样，在筹组中国民主党期间就已经被国民党抓个精光。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在成立的第二天[1941年3月19日－笔者注]即被国民党方面觉察。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即打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则矢口否认。
1941年8月21日蒋介石特意召见左舜生，左舜生便把民盟成立的经过，“原原本本坦率的告诉了他。他颇注意‘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左舜生：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史料，陈正茂：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同一天，蒋在日记中说：“余对所谓各政党反动分子之言，”都用以紫乱朱之意严加痛斥。次日，他又说：“政客为恶，似是而非，行伪而僻，其可鄙甚于共党与汉奸也。曾琦、张君劢、梁漱溟之流尤甚也。”这两天的蒋介石行动和日记表示了，蒋介石己经又一次地关注起民盟的成立，自然也在猜摸着谁是首犯，谁是从犯，谁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
194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说：“政客黄炎培，年逾六旬，而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天下最可恶者莫如政客，非扫除而廓清之，终不能建国也。”这一天的蒋介石日记表示了，这天蒋介石还在念道，黄炎培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10月10日光明报以广告形式刊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公布了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就在民盟正式公开前夕，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
这就是1941年11月9日蒋介石招宴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交换对国际国内时局的意见。张君劢在蒋介石的招宴会上，证实民主政团同盟确实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各点，搞得蒋介石束手无策。最使蒋介石感到惊诧的是，原先的推测的黄炎培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全部都错了。致使蒋介石发现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不是首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的黄炎培、不是青年党党魁的曾琦，也不是梁漱溟，也不是左舜生，更不是时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的张澜，而是张君劢。张君劢才是首犯，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又过了不足二个月，1942年1月6日发生了西南联大学潮，蒋介石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马上对张君劢采取了报复行动，并且在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也不作改动。而对其他如郑大华所说的“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人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民主政团同盟”的人，比如说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却安然无恙。
蒋介石将张君劢软禁于重庆汪山，直到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 年底]之久，表面上看来，蒋介石是嬴了，实际上，蒋介石是彻底地输了；以致使中国政治发展从1942年初－1946年初整整四年时间内，丢失了张君劢这样的一位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人物的作用的发挥。
按杨天石、郑大华的意思是“因为他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尤其是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民主政团同盟，”而这二句话的意思是，张君劢隶属于“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这一宾词－原来还是一个集合概念，张君劢又隶属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民主政团同盟”这一宾词－原来又是另一个集合概念；而且“积极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集合概念和“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民主政团同盟”集合概念又都可划分为“受到蒋介石的迫害”和“没有受到蒋介石的迫害”两类，并在推理的过程中对这两类之间的区别末作任何一点说明，就交卷了。从概念到概念转了一大圈，没有回答问题，就交一张白卷了事。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假如另有一人是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或者说，另有一人能如同张君劢在1940年出版发行的《尼赫鲁传》中就向中国人介绍了印度甘地反暴力不合作策略以及半个世纪以后的朱高正那样热知组党公开时可能应急手段的话，那么在当张君劢遭受到蒋介石的软禁时必定会出手相救，不致于张君劢为蒋介石软禁长达近三年之久吧！这里提出了一个反证。
如果要从这四个人对民盟的感情以及为何要脱离民盟的过程来分析，也可以得出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的结论。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介绍黄炎培的情况，其他的将留于后续文章中介绍。
为什么蒋介石要唯独对张君劢软禁于重庆汪山，长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 年底]之久呢？真正的原因是，在蒋介石的眼中，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半年，笔者当时在亚琛，笔者碰见了刚从国内来德的时任民盟主席费孝通的秘书，他曾在六四事件时为费孝通起草了三份内容不同的表态稿、供费孝通从中选用，之后害怕了，又一次地来到了亚琛。当时我就向其问起，民盟是怎样成立的。他毫不犹豫地向我解释说，他们在民盟高级干部学习班上听说了，在印发的民盟成立历史资料讲了，民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策划下组织下成立的。我只能一笑以答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将此问题搞得一清二楚，遂成此文，以飨诸位读者，自然也包括上面所提到的曾任费孝通秘书的民盟老友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30日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