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是邪恶之火,光辉是神圣之火,然而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冷峻、执拗的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决意将悲剧进行到底,我却更相信《窃听风暴》所提供的暖色调,我相信人毕竟不是机器。我相信被掩盖的罪恶和被藏匿的光辉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在极权时代前期,统治者又叫独裁者,因为所有的统率治理由某一个人单独裁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需任何程序,任何一个现行统治的反对者,独裁者可以任意处置包括处死。因为独裁者是独一无二的神之子,民众对其极度敬畏,独裁者的任何所作所为都是神圣不可怀疑的。到了极权时代后期,对于自己认定的“危险人物”,统治者可以不必掌握确凿证据,而是随便安上一种罪名把他们抓进监狱行刑逼供之后再找到“莫须有”的证据。这一做法的遮羞布只在于统治者必须为“危险人物”安上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罪名,于是审判的偷换就此产生,统治者的指控变成民众的指控,符合统治者意愿的行为成为符合民众的行为,而统治者反过来会说他们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才采取这些手段的。无论罪名如何不实,无论逻辑如何偷换,既然抓进监狱,那么受到处置就“合法化”了。在后极权时代,这样简单粗暴的愚弄显然低估了大众的智力,先有证据然后才能指控成为一道令统治者无法绕过去的“程序正义”门槛。有了确凿证据来指控“危险人物”的确显示了某种“正义”;但是,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和罪恶手段来取得证据,这种取得证据本身即是非正义的,这一点却被民众忽视了,而民众则被忽悠了。可见启蒙始终只能处于正在进行时态,因为愚民一直处于正在进行时态,这两者的较量已经过了数千年。

不让当事人知晓的监视和窃听,就是一个在“正义”的名义下而进行的一个“非正义”的恐怖行径。一个被监视和被窃听的国度,其实就是一座无形的牢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所有的国民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人。获得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Das Leben der Anderen,英译名 The Lives Of Others,中译名《窃听风暴》)就揭示了德共领导下的东德监视和窃听自己的国民的罪恶,同时又展现了良知战胜罪恶的光辉。1961年东德为了阻止本国公民向西德逃亡而在它的柏林管辖区界限上建造的“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訇然坍塌,1990年东德极权帝国的大厦土崩瓦解,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这绝不是偶然的。

国家是什么?怎么来的?按照卢梭著名的“社会契约”观,国家本来是根据国民的契约而形成的一种公共管理组织,它受制于国民并为国民服务,“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里就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国”后于“家”而存在。恩格斯在考察了家庭、氏族和国家的产生后,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4页,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可见,恩格斯也主张“家”先于“国”而存在。我们通常说国家国家,似乎是先有国后有家,但是卢梭、恩格斯早已明白地告诉我们,是先有家后有国。其实,也用不着卢梭、恩格斯来告诉我们这一点,这本来应该是常识。可是前些年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说句心里话》却大声高唱“有国才有家”,这种思维观念正如同很多年前的一条名言“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一样颠倒逻辑顺序,与“国富民强”(应该是民富国强)一样荒谬绝伦,然而它们居然流行了那么多年,至今还在谬种流传。无家不成国,国为家而立。但是现在,国家机器开始把国民列为潜在的犯人加以监视和窃听,它不再受制于国民而国民却不得不受制于它,它不再为国民服务却一意统治和奴役国民,它背叛了自己的初衷,为立“国”而不惜毁“家”;它不再保障和卫护国民的人身与财富,而是力图限制和剥夺国民的自由与安全。这样的“国家”已经异化,已经走到了它的反面,它的法理基础已经丧失殆尽。然而任何一种罪恶的存在都不会自觉自愿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是缺乏了法理基础的统治机器,就越是拼命地叫嚣自己的合法合理,并越是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护这种统治机器的非正常运转。当然,在后极权时代,暴力手段越来越隐秘,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文质彬彬,也就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所谓的后极权时代,更像是一个“集”权时代,是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控制权力、执掌国柄的时代。我们已见识了极权时代的前期、后期和后极权时代,虽然后极权时代已经在不断流血的代价上比极权时代有所收敛,但是它们之间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在专制的本质上并没有丝毫改变。说到底,极权专制统治最终所把持的是对民众利益的疯狂攫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民众精神进行奴役的恣意快感。攫取欲与快感保证了罪恶的统治机器不可能自掘坟墓,那么只有通过外力才能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窃听风暴》中,促使极权帝国大厦土崩瓦解的有三种人:软弱的受伤害者西兰德,觉醒的抗争者德雷曼和勇敢的背叛者威斯勒。

作为一位舞台剧演员,著名剧作家德雷曼的妻子,西兰德不得不屈服于文艺部长乌诺的淫威,成为供其淫乐的工具。文艺部长告诉她:“我觉得你还是不抵抗为好,只要你配合得好就早点让你回家。”这种肆无忌惮的占有暴露出极权统治者们的快感,被占有者由拒绝到屈服会加深这种快感的程度。乌诺对西兰德的占有,说明极权统治者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奸污了他的臣民;而西兰德对乌诺的屈服,则说明对极权统治的妥协只会招来更大的屈辱,因为极权的本质即在于不断使权力达到最顶点,它是得寸进尺的,贪得无厌的。西兰德纯朴、软弱的性格在被审讯时进一步表露无遗,她天真地相信与极权统治合作就能保护他们爱情的安乐窝,于是招供了她丈夫藏进口打字机的地点。可是,就在国安组织斯塔西(STASI)分子们按照她的招供到她家里来搜查进口打字机时,她的丈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知道自己在丈夫眼里成了告密者、背叛者,她的精神崩溃了,她一路狂奔出家门,冲到大街上,被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为自己的屈服、妥协与合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以一死赎回了自己的软弱,赢得了生命的尊严。西兰德的悲剧意在说明,向极权统治屈服、与极权统治合作,其结果只能是丧失做人的尊严,像狗似的屈辱地活着。在极权统治下,欲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营造幸福窝是绝不可能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极权统治的触须会伸进每一个隐秘的角落。对于像西兰德这样的软弱的受伤害者,极权统治者是比较喜爱的:你屈服了,妥协了,合作了,很好;你不想合作了,是你自己死的,不用我们动手,很好;我们不给你安上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就算是对你天恩浩荡了;如果你还遗留下子女,虽然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对他们有所限制,但我们不搞株连,不把他们打入另类,这就是人道主义中的革命人道主义了……

德雷曼是被逼上梁山的。作为一名奉公守法的作家,他虽然感到压制的无奈,但是他既不愿与极权统治合作,也不想反抗这种极权暴政,息事宁人的心态使他尽可能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好公民。然而极权统治奉行的是这样一种逻辑:是我族类即是我的臣民,亦即是我的奴才;非我族类即是我的敌人,不归顺者必欲消灭而后快。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把既非臣民又非敌人的中间人士推到了它的敌人一边,无形中自己制造了自己的敌人。于是假惺惺的“程序正义”催生了“窃听”,帝国的触须伸进了它可能的敌人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这种对于自己臣民纯洁性的要求,这种把可能的敌人变成真正的敌人的逻辑,恰恰证明了极权统治的免疫力极为低下,证明了它自身恐惧的极为强烈。索尔仁尼琴在《第一圈》中,描写了极权统治下的每一下级官僚在上级官僚面前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而作为极权统治的最极端的斯大林也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不仅年老昏愦,而且疑心极重,生恐有人对他下毒手。狗急了跳墙,兔子咬人急不过,说明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哪怕是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得拼命去做,哪怕是弱者也会选择反抗。极权统治把安分的良民逼到自己的对立面,逼得良民们做成了他们原本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一样,极权统治的草木皆兵全民防范看似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际上却也是在生产自己的掘墓人。自己的妻子不得不屈从于文艺部长的淫威,德雷曼没有想到反抗,他只是哀求妻子不要再接受文艺部长的蹂躏,直到此刻,他还在忍耐,还想着息事宁人。然而当他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时,德雷曼从艾斯卡的今天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不能再忍耐了,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他撰写了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匿名发表,把东德帝国的罪恶暴露于阳光之下。德勒曼觉醒的反抗过程越是缓慢和被动,就越是证明了极权统治的罪恶和愚蠢,就越是让人们认识到这样的统治存在的荒谬性。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公孙丑下》)作为斯塔西的一员,威斯勒本来是帝国触须的一部分,是帝国大厦的支撑者之一,是献身于帝国事业的忠诚战士,如此全身心地把自己归化到帝国的需要中去,以至于人到中年还是孤寡一人。这样一个对于极权帝国无限忠诚的人,最终却反戈一击,成为一个既勇敢又机智、最坚定又强有力的背叛者,成为极权帝国既恨之入骨(如果知道了他的背叛)又无从惩治(因为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的背叛者,其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窃听风暴》展示了三种不同的转变。软弱的受伤害者西兰德从屈服、合作到以死谢罪,她的转变是一个软弱而天真的人的转变。她的天真在于,也许直到临死前她都没有认识到极权统治的罪恶,她甚至并不清楚究竟谁该为她的死承担责任。她的精神崩溃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背叛了心爱的丈夫,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她觉得自己只能以死谢罪;她把极权统治的罪恶背负到自己的身上,这是她的可悲之处。觉醒的抗争者德雷曼的转变是被动的,是被逼上绝路的,他最终认识到极权统治的罪恶,并拿起笔向罪恶宣战。勇敢的背叛者威斯勒的转变虽然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潜在的主动性。从他不满于文艺部长对西兰德的淫乐,巧妙地通知德雷曼开始,他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极权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要求服从,对上级的无限忠诚和无条件地服从。而威斯勒竟然还有独立的自我,竟然还能作出自我的判断,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永远成为帝国的触须。于是,他以粉丝的身份劝说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他从德雷曼的家里拿走一本诗集为心灵洗涤,他为德雷曼弹奏的温柔的音乐所俘获,他修改了窃听报告,而原本是他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德雷曼的,他赶在其他斯塔西人员之前转移了物证——进口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于是,窃听变成了受教育,监控变成了保护,尽忠职守变成了彻底背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威斯勒的背叛,没有他的反戈一击,帝国的大厦就将崩溃得缓慢得多。这是一种光荣的背叛,是从机器的零件向独立的自我的艰难涅磐,是从极权残暴的专制向人的权利的勇敢攀升,是从罪恶向人性的完美复归。耶稣在《山上宝训》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殷海光曾借用前半句话赠给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却饱受牢狱之灾的雷震。威斯勒断送了自己的辉煌前程,失去了分一杯极权专制统治羹汤的可能,但却得到了天国,不仅是天上的天国,更是进入了人心中的圣殿。威斯勒从德雷曼的书桌上“窃”走的布莱希特的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暇/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是的,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人性的光辉就不仅仅在你头顶、更会一直在你身边闪耀!

西兰德的可悲、德雷曼的反抗和威斯勒的背叛说明了极权统治不仅仅拼命制造无辜的受害者,还同时在它的外部和内部制造自己的敌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它的崩溃瓦解是必然的。

罪恶必须加以揭露和清算,光辉理应得到彰显和效仿。《窃听风暴》充分揭露了德共领导下的东德极权统治的罪恶,深刻展现了与极权统治合作的可悲,高度赞扬了奋起反抗的可贵,全面彰显了良知战胜邪恶的光辉。揭露的罪恶可以警醒后人,彰显的光辉也可以激励后人;而掩盖的罪恶和藏匿的光辉则既不能警醒也无法激励后人,这就正好达到了极力掩盖者和藏匿者的目的——作恶的人不会受到惩罚和唾骂,行善的人也不会得到奖励和景仰,因此可以大胆作恶,也无须奋力行善。当然,发出良知战胜邪恶的光辉的人并不是为了得到彰显才发射出这种光辉,但是,对于发射出这种光辉的人进行彰显显然不是一种补偿和奖励,而是通过彰显这种方式来肯定他们的精神和生命的价值,告诉人们在后极权时代人应该而且可以怎样地活着。

从《辛德勒的名单》到《窃听风暴》,纳粹德国的和德共极权暴政的罪恶,二十世纪的两大恶瘤,都已经展露无遗;法西斯时代的辛德勒和后极权时代的威斯勒人性的光辉,黑暗王国里的光明,都已得到彰显。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罪恶和光辉被掩盖着藏匿着,这是毋庸置疑的。罪恶是邪恶之火,光辉是神圣之火,然而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冷峻、执拗的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决意将悲剧进行到底,我却更相信《窃听风暴》所提供的暖色调,我相信人毕竟不是机器。我相信被掩盖的罪恶和被藏匿的光辉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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