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人:谭松

讲叙人:谢成陶 1937年生

1950年3月27日,我12岁,听说15年前路过冕宁县的红军又要回来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好奇地到泸沽镇郊外朝西昌方向望去。大约上午10点左右,一大批解放军荷枪实弹沿着公路两边匍匐而来。他们见到我们几个小娃,十分着急地喊:“小朋友,快躲开,马上要打仗了!”
其实,国民党的军队早已溃不成军,昨晚已逃向喜德那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一点抵抗。
约十分钟,我的家乡四川省冕宁县泸沽镇便解放了。
大半年后,一场急风暴雨似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汹涌扑来!

一、我一家的命运

1、父亲之死
我父亲谢文丹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学土木建筑的,是个工程师,后来当了泸沽镇的镇长。我爷爷有房产和田地,分家时我伯伯分了房子,我父亲分了田地,田虽不多,但也算是个地主了。
泸沽镇是冕宁县一个比较大的镇,是西昌进入冕宁的门户,全镇有十多个乡,很多乡长都是中共地下党,所以,解放前泸沽镇是地下党的窝子。
我父亲同地下党的关系很好,他很支持共产党。冕宁县的文史资料上都说我父亲是个民主人士。举个例子,有一次西昌国民党警备团的团长邱纯川到泸沽镇来抓地下党,到泸沽后邱纯川来到我家,告诉我父亲(他同我父亲是同学),说今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共产党在沪沽办了学习班,有100多人,他们得到情报就来抓。我父亲借解手的机会溜出来找到卖酒的陈鼎才,他是地下党,对他说今晚后山开会的人要被抓,部队马上就要到了。陈当即跑去报信,100多人赶紧逃入山林——我们那个山林很大。邱扑了个空。
1950年解放军打来时邱纯川逃往少数民族地区,他在那儿被杀了。
解放后地下党给部队介绍过我父亲,部队便把我父亲叫来当了集中仓库的主任。仓库装粮食——从有钱人那儿征集来粮食,供部队吃。他们叫我父亲负责仓库管理,等于是参加了工作。父亲在仓库干到1950年的8月。一个叫边绍云的地下党来接替了他的工作。几天后,他们就把父亲弄到学习班去学习,把他软禁起来。我去看了他两次。春节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抓到监牢里,他们把他棉衣扒掉,用条石把他压住,一阵暴打!
1951年4月,父亲在离城70多里的地方被枪毙了。
杀他的罪状是什么呢?一是说他把庙里的钟拿来铸成了锅卖。当时镇小学在庙里,没有桌椅,爸爸把钟铸成锅卖后给学校添置了桌椅。那个桌椅我见过,做得很漂亮。还有就是镇上有一家人失火,把整条街都烧了,好多人流离失所。爸爸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到冕宁监狱,算是过失犯罪吧,现在共产党也会这样做。后来那个人死在监牢里,这也算作我爸爸的罪行。
1989年我曾经去成都文殊院找到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王月生,我说:“王叔叔,我是冕宁泸沽镇谢文丹的大儿子。你们当年经常在我家里开会。”他说:“哟,进来!进来坐!”
我问他,解放前你们共产党对我父亲也很好,为什么解放后要把我爸杀了?王月生说,一解放他们地下党就走了,是部队在管理。

2、继母之死
父亲死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我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一岁。小的由农会出面委托他们的奶妈带走抚养。我是最大的,自个跑出去流浪,父辈的亲戚朋友们不敢接待我,我只有讨饭吃,晚上就住在一个城隍庙里。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继母叫胡从德,她生了三个娃娃,当时,她拖着一儿一女住在一个透风漏雨的烂棚子里。他们没得饭吃,又冷又饿。弟弟身上穿件毛线衣,还被儿童团扒下来拿走了。最惨的是,我继母几乎天天被抓去斗打,捆绑,打得她痛不欲生。两个娃儿在家里没吃的,饿得成天哭。一天,继母把小弟弟留在家里,独自把小女儿背到她姐姐家,然后跳河自杀了,尸体都没找到。前些年我们给她立了一个衣冠冢,其实衣冠冢都说不上,因为她衣服都没留下一件。

3、继母的堂姊妹胡正馨之死
胡正馨同我继母是堂姊妹关系,就住在我们对门。胡正馨长得非常漂亮,至今我都觉得她漂亮。她是西昌礼州人,礼州在西昌市和泸沽之间。胡正馨出身平民,但嫁给了一个叫邓宇俊的地主。邓宇俊是个麻子,当过国大代表。她结婚后只有几年就解放了。土改时把她抓来关起,农会主席想占她的便宜,胡正馨给了他一巴掌。农会主席(我记得他是个染匠)受了处分。又换人来斗她,但是,斗不起来,因为她又没收过租,又没得罪过任何人,出身也贫苦,只不过是地主家的一个花瓶。斗争会上只好拿她穿的衣服来批斗。有人说:“你看,你穿一条花裤子!”胡正馨听到这话,马上把外面那条花裤子脱下来,当众往空中一抛。
这下把斗她的人惹恼了,胡正馨大难临头!
第二天开大会,胡正馨被五花大绑押出来,当众宣判死刑!
宣判话音一落,掷下一根两尺多长的竹标,上半部写着“恶霸地主胡正馨”,下半部是削得很尖的竹片。行刑的人恶作剧,把那竹标使劲从胡正馨颈子里插下去,结果竹尖插入她的肉中。在推往刑场的路上,胡正馨脸色惨白,根本走不动。于是,就在半路上,让她倒在地上,枪伸进她嘴里,一枪把她打死了。
行刑的人不是解放军,而是土改民兵干的,这个人叫杨云,是我们泸沽小学的炊事员,他的弟弟是土改工作组的组长,也是当天的审判长。

4、姑祖祖和姑姑之死

我有个亲戚,是我姑祖祖,分家时,大老婆分了房子,她分了田,也没多少。姑祖祖人长得漂亮,她家里面全部是女的,没有劳动力。姑祖祖就把那点田租出去,靠收点租过日子。姑祖祖住在县城,我10岁时曾在她家住过,知道她家的情况。
土改时我在县城读中学,经常被组织起来去参加斗争大会。我们初中生安排坐在前面——盘腿坐在地上。后面的人一阵一阵地呼口号。拖出来的人一个个五花大绑。那个绑厉害得很,双手反剪,颈子后面勒一根绳子,把人压跪在地上使劲勒,绳索收紧,血脉就不通了。只一会,人就遭不住。最初,枪毙人后那个麻绳就不要了,家属来收尸时把绳解开丢掉。后来杀人太多,绳子不够用,于是把绳子从尸体上解下来在河里洗去血迹后再拿去绑人。那天, 在广场开斗争会时,我看到了姑祖祖。她被抓起来吊在一根竿竿上。她长得很白, 又胖,绳子一勒, 把她手臂的肉勒烂了,唉呀,肉都翻出来,好惨!那天斗争会上,斗完一个拖出去枪毙一个,就在广场后面,“砰”地一声。但是,那天没有杀我姑祖祖,她后来死在监牢里。她的尸体被丢出来,狗又撕又咬又吃,把她扯得稀烂。我姑祖祖有什么错嘛,她没得劳动力,只有点田土,收点租吃饭,从来没整过人害过人。她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谢云芳,长得很漂亮的,受不了这个刺激,吞鸦片自杀了。谢云芳只比我大几岁,但已经结了婚,她十多岁就结婚了。

二、我的亲眼目睹

土改时冕宁县的县委书记叫常志兰,公安局长叫郝灵选,唉呀,一提起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全县人民都害怕。他们天天杀人,好象杀起瘾了。
1951年1月起开始大规模杀人,那一年我13岁。我1950年到1953年在冕宁中学读初中,经常看到公安押着一串一串的人,一个个绳捆索绑,几十人上百人,各个乡镇都在杀。冕宁县是个四方形的城,大概有一平方公里,城墙很高,冕宁中学就在城的西南角。我们一听说杀人就咚咚咚地跑到城墙上去看。要被杀的人排成一排排的,枪就对着脑壳打,打后的模样各不相同,有的打掉半边、有的打开花、有的后面一个小洞前边一个大洞。
我认识的好多熟人都被杀了。我有个同学叫邓宇雄,他比我大三岁,16岁,他被枪毙后我看见他的罪状是:他父母开黑会时他在外面放哨。他死后我跑去看了他的尸体,他穿的是件罗汉衫。
还有我隔壁的李明善,他刚满18岁。为啥被枪毙?据说一张反共救国军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反共救国军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想打游击而组织的队伍。没人怎么办?凑!你只要凑足了100人你就是连长,就可以发金条,发枪。所以有些人就去搞这事,弄个连长、营长当,目的就是为了钱。有人把李明善的名字写了上去。解放后查到这个名单,马上把他抓来。他说,他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但不管,一枪就把他毙了。我当时想,如果我大个两三岁,可能也活不成。
我还有个同学叫朱万荣,他比我大两岁,他家也是地主。那天民兵突然来学校把他抓走。第三天,他被夹在他爹妈中间被推上刑场,刑场就在城墙外的护城河边,我们在城墙上看,唉哟,好紧张,大气不敢出。只听得“砰”“砰”两枪,朱万荣的爹妈被打死了。但是没打朱万荣,原来是把他抓来陪杀场,杀了他爹妈后把他拖了回去。几天之后,他被放回来继续读书。朱万荣现在还在。前不久我们搞个冕宁的征文集,他没写这件事,我问他为啥不写,他说:“不敢写,写起来太难受。”对了,这个朱万荣就是我姑 的男人。
我们小学校长叫余显道,他家里很穷,他长年穿件蓝布衫衫,穷得打叮当。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队从我们那儿过,夜里慌慌张张掉了两只卡宾枪。枪被余显道捡到了。那时枪就是钱,余显道于是把枪捡来藏在菩萨的座下(我们小学就在庙里),打算卖几个钱。不料这事被人知道了,余校长被抓起来判了死刑。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尸体,他长得高高大大,头都打得没有了。
头被打掉的还有胡正馨的老公邓宇俊,枪响后只剩一个颈子桩桩。
杀的熟人中我记得的还有一个曹叔叔,他叫曹晓天,是个乡长,我也见到他的尸体——头很完整。后面一个小眼,前面一个小眼。
我们那条街上有一个叫户锦堂的人,他有点文化,喜欢读点古书,于是国民党的县政府把他找来当了个县参议员,相当于现在的政协委员。户锦堂靠铸铁锅卖为生,我叫他户叔叔,经常看到他拉风箱铸锅,一张脸被煤烟熏得漆黑。那些日子,杀人杀疯狂了,把户叔叔抓来就杀了。他没有一点罪行,只不过因为有点文化,被叫去当了几天参议员。他儿子现在还在,在西昌师范教书。
还有个起义军官叫邓佳(音),也被杀了,但后来给他平了反。
冕宁县还杀了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军官叫陈蕴山。他解放前回到家乡,结果被杀。
我继母的舅舅胡岳军也是少将军官。胡宗南从西昌起飞时是他护送胡到机场。曾经有中共地下党给他作工作,说你把胡宗南抓起来就立大功了。他说:“不,胡宗南对我很好,胡这个人不嫖不赌不贪。我无论如何不能做这种事。”他把军用棉被洒上汽油,将通往机场的20多里路照亮,直接送胡宗南起飞。胡宗南起飞后20多分钟,解放军就占领了机场。胡岳军脱掉军服躲了
起来。后来他看到解放军的布告说“坦白从宽”,于是就到西昌公安局去自首,说:“我就是胡岳军。”对方惊叫了一声,但当天还放他回了家。
两天后,他被押到雅安,在那儿关了两年,公安厅的人说,要杀你轻而易举。胡岳军回答:“军人不怕死,要杀就杀。我知道我把胡宗南放走了,罪重。”
但是,他没有被杀,而被押回家乡判了20年徒刑。他现在还在,90多岁了,我们经常通电话。
冕宁公安局长郝灵选因为杀人太多受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批评,他把廖志高的老表李少炎都杀了。
在我们冕宁还有个奇观——叫花子(乞丐)抢尸体卖尸体。叫花子是穷人,共产党喜欢穷人,任叫花子去抢尸体,抢来每具尸体要30万元钱才让家属领去掩埋。共产党认为,叫花子为什么穷,就是因为被地主剥削了才穷嘛。于是我们冕宁县出现一个奇观——尸体被一排排地吊着,叫花子坐在下面等着收“卖尸钱”。
我爸爸被枪毙后是我伯妈去收尸,叫花子不准,非要拿30万。30万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30元。当时30元是什么概念呢?我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是3元,也就是说,30元是我10个月的伙食费。我伯妈是个贫民,靠推豆花卖为生。我爸爸当镇长,十分廉洁,他并没为自己捞钱财,自己的亲哥嫂都穷得很。伯妈实在拿不出30万,不拿钱就不准收尸。我堂弟去把我爸的脑水收起来,用草纸包好放在那儿。他是4月份被枪毙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那几个叫花子在那儿守了几天,我伯妈还是没钱。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觉得有碍卫生,他出面让伯妈免了这笔“收尸钱”。
还有,听说有个地主关起来了还在写反动诗,我当时读初中二年级了,好奇,跑去看。那首诗是这样的:“夕日田为富字脚,今日田为累字头。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虑不休。当初只以田为福,谁知田落垒垒愁。”忧虑的“虑”繁体字是慮,中间有个田字,垒垒的“垒”繁体字是壘,有三个田字。
这首诗我当时就背下来,至今不忘。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28日
地 点:重庆枇杷山公园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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