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这样的政权还配叫人民政府吗？！
辛子陵非毛化系列文章之二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天气骤变，阴云四合，下起雨来。一声炸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殛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老天爷不把毛主席殛死？”保卫部门要抓“反革命”，毛泽东制止了。让仔细查询群众为什么对政府不满？为什么恨毛泽东？查询结果是因为征粮任务太重，群众负担不起。
雷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竭泽而渔的政策将使共产党在陕北难以立足，如果失去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将来如何能够夺取天下？他对此看得很重，思虑很多。1943年初春，在延安召开了军民大生产动员大会。中央直属机关人员、抗大学员和第359旅指战员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作了动员：
同志们！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眼巴巴地等着饿死；一条是散伙回家不乾革命了；还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这三条路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呢？我们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当然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是通向光明的路，是通向胜利的路。党中央号召边区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设边区，保卫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分了开一亩荒地的任务。警卫人员说：“主席工作忙，成夜处理文电，白天要休息，由我们来开就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有你们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当天下午扛着锄头来开荒，在警卫员、勤务员的帮助下，乾了几个下午，种上蔬菜。后来又和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一起抬大粪施肥。这事被杨家岭一个从来不事生产的二流子看到了，感动得流着眼泪跑回家，扛起锄头就下地了。毛泽东的行动，当然不只感动了一个二流子，而是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这是最好的动员，无声的命令，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都效法毛泽东的榜样，带领部下，带领人民，乾起来了。
“东方红”是怎样唱起来的？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卫阵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从陕北挺进抗日前线。1938年，120师在太原以北展开了游击战，切断同蒲交通线，袭击太原飞机场，并成功地阻击了大同敌寇26师团的进犯，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1月，120师奉命开赴冀中，与冀中军民并肩作战，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1940年1月，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晋西北行政公署在兴县蔡家崖成立，续范亭任行署主任。6月，成立晋西北军区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
大生产运动中，晋绥边区部队到1944年共开荒15万亩，两年产粮75000石（读dan）。1944年产蔬菜2200万斤，达到了部队自给的要求。另外，还产棉花1万斤，麻3600斤。
晋绥边区军民从1940年到1945年6月，共开荒1，956，685亩，就耕地面积来说，等于创造了一个兴县或三个保德县。开荒之外，农民还兴修水利，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做，增产粮食。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大大减轻了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在晋绥边区，把旧时的苛捐杂税一律废除，每年只收一次统一的、累进的抗日救国公粮。1943年人民的负担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17.4%，以后又有下降。同在山西，阎锡山统治地区人民的负担占国民总收入的82%以上。如中阳县冀家峪村，1944年产粮834石，国民党政府征收达688石。所以1943年以后有一万多农民从阎锡山统治区逃到晋绥边区，在汾阳、离石落户的就有660户，边区政府每户拨给细粮2石，群众又互济1石，政府还拨了70万元贷款，并调剂土地、房屋、农具，帮助他们安家生产。
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解放区布匹极度缺乏。几十万部队发不下军衣去。夏天，战士们到河边洗衣服，要等晒乾了，才能穿上回营房。晋绥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扶持种棉纺织的政策。颁布法令规定；“旧种棉区与推广区种棉收入，征公粮时，只计算一半，试种区则完全免征公粮两年。”由于政策对头，大大调动了农民种棉织布的积极性。1940年晋绥边区种棉3600亩，1941年增加了10倍，到1944年增加到153200亩，1945年增至25万亩，产棉300万斤。1941年，晋绥边区共有纺车13000架，土机（木制手工织布机，日产1丈）3700余架，快机（经过改良的手工织布机，日产5丈）只有200架。因为宣布了纺织不纳税的政策，到1944年，纺车增至55491架，土机9843架，快机1485架。1945年纺车又增至81762架，土机12834架，快机2097架。妇女参加纺纱的1944年有61470人，1945年为96090人。1945年晋绥边区产质量均匀的标准布三十万匹，解决了全体军民四分之三的穿衣问题。过年时，百分之百的群众都做了新棉衣。
离石县妇女张秋林，组织25个纺织小组，半年织出标准布6000匹，获利35万元。他丈夫参军了。一次鬼子扫荡抓住了她的九岁的儿子，一个鬼子兵拿刺刀逼着问：“你的妈妈呢？”孩子在发着寒光的刺刀面前没有怯懦，响亮地回答：“打日本去了！”“你的爸爸呢？”孩子脖子一挺还是那句话：“打日本去了！”兽兵一刺刀捅死了这个孩子。张秋林含着泪为儿子收尸掩埋，她说：“孩子是敌人杀死的，不吃不喝也活不了。纺织合作社垮了，我怎么对得起群众？我要加紧织布，为我们的队伍做军衣，做军鞋，支援抗战，就是为我的孩子报仇！”这位普通妇女在1943年和1944年被选为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抗属模范和拥军模范。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1944年秋天在晋绥边区访问两个月。1945年9月2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文章说：
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防军从事垦荒、纺纱、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到1944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大大密切了共产党和边区各界人民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密切了共产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农民是最务实的。雷殛事件后，毛泽东决定将陕甘宁边区1943年征收公粮数，由计划征收20万石减至18万石，占农民收穫量的9.1%；到1944年又减2万石，减到16万石，占农民收穫量的8.5%.陕甘宁边区政府征收公粮（平均每亩一升零九勺），比陕西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田赋征实（平均每亩二斗六升）要轻23倍。因此，边区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成富裕中农或富农。1943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成为农民心目中的救世主。陕北葭县（今佳县）农民李有源利用民歌曲调填词，作了一首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开始出现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后来深入到了农民家里，代替了灶王爷。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温象栓说：“没有共产党，就没咱老温！”兴县二区农民郝猫子说：“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翻身的吗？我不记那些，反正哪一年有了人民政权，我就是那一年翻身的。”兴县东关一百多农民，大年初一由劳动英雄王建德领着到各机关去拜年，他们见了毛泽东的像就跪下叩头。西关窦珍，自己画了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堂屋，还写了副对联：“长思救星毛主席，难忘恩人八路军。”农民李汝梅，过年时把灶君爷“送走”，买不到毛主席像，自己写了一张“毛主席万岁”的红纸贴在灶君位置上，摆上香炉朝拜。在中国，谁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谁得天下，历代如此。毛泽东是深谙这一历史规律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的改善，为西北战场保卫延安、三战三捷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个有良心的记者共同见证：1980年陕北农民生活不如1947年
在革命史诗《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占领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率精乾的统帅机关转战陕北，在偏僻的山沟王家湾停留。这时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两次胜利后，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
在房东的农家院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房东李老汉和他的孙子，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孩子说想吃饺子。爷爷说过年才能吃，因为饺子是元宝，吃了要长一岁。陕北出了个李闯王，特别爱吃饺子，后来在北京坐了天下，叫御膳房天天给他包饺子吃，连续吃了十八天，就把江山吃丢了。毛泽东说坐天下不容易，不能忘了艰苦奋斗，不能忘了老百姓。这时周恩来想到蟠龙快打下来了，告诉孩子，打完这一仗让你吃上饺子。孩子很认真地问：不骗人？毛泽东插话：你胡爷爷（周恩来的代号是胡必成，所以称胡爷爷）绝不骗人。后来蟠龙打下来了，缴获粮食被服武器弹药无数。周恩来立即兑现，叫警卫员给李老汉家送去一袋面粉，孩子终于吃上了饺子。
这段剧情，生动直观地告诉人们：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关系。
打下蟠龙就能让老百姓吃上饺子，打下天下应该怎样报答这些出兵出民伕，出粮出草，出担架出大车，甚至毁家纾难支持革命战争的农民呢？
毛泽东交了一份得零分的答卷。陕北农民支持和追随毛泽东打下了江山，为得是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坐江山以后，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在公社化年代，他们只剩下“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后来连一铺一盖也没有了，全家人盖一床被子。他们向往的好日子竟然是“老边区”时代，即毛主席转战陕北那个时代。
1980年6月，新华社四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72岁。
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乾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沈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穀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人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儿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58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17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儿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醃的酸菜，晒的乾瓜片、乾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饿死3755.8万农民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
建设了30年社会主义，农民生活反倒不如保卫延安的战争年代？这是为什么？这个历史之问需要回答。为什么毛泽东的智商退到了“山大王”的水平？为什么毛泽东对民情的体察还不如王家湾时代？他不是犯糊涂，他是太“聪明”了。他推翻了八大的积极、稳妥的建设路线，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要显示他改天换地的才能，在世界露一手，为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创造条件。
“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人民公社，这是他实现总路线、大跃进的抓手。1958年毛泽东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就公社化了。陈伯达在中共权威党刊《红旗》杂志撰文，认为这将造就“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可以不可以说，这个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说。”这样的鼓吹到了下边就变成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公社化的前提是消灭土地私有制，不仅要把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充公，也要把土改中给贫雇农的恩惠收回来，这引起了整个农村五亿农民的反对，反对不了就消极抵抗。但毛泽东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以他“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与农民宣战。宣战的结果自然是农民失败，粮食大减产，农村饿死人。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都是设计出理想社会方案，呈送国王和政府，幻想依靠国王和政府采纳实施。毛泽东认为国王与学者永远想不到一块儿去，所以社会主义成了空想。如今自己当了“国王”，有了学者所没有的政府权力，知和行统一于一身，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就可以实行了。他相信，运用铁腕政策，空想社会主义就一定行得通。这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本意。中国人多，把农民组织起来，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财富就会像泉水一样从地下涌流出来。毛泽东是真诚地这样期待的。他认为革命既然这样搞成功了，建设也一定能够这样搞成功。
建政头几年，生产建设掌握在周恩来总理手中，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我国的粮食产量是逐年稳步上升的。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264亿斤，1950年增加到2643亿斤，1957年，则上升为3910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1637亿斤，增长了72%.1949年全国人口5亿4167万，人均粮食418斤；1957年全国人口6亿4653万，人均粮食605斤，比1949年增长44.7%.这就是说，在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总理已经解决了6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
毛泽东这时候与周恩来想的不一样。他想的是依靠六亿农民出兵出粮支援世界革命的大问题。他要乾的大事从粮食翻一番起步了。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反右倾会议压服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1958-1960年，毛泽东亲自挂帅，掀起“大跃进”狂潮。
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之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竟然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他的思想已离开中国的实际十万八千里。
又在21日会议上郑重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这是在党内讲的。
到1958年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这样胡说八道，事前竟没有一个同僚、亲信提醒他，可见他已经把自己神化为绝对孤立的孤家寡人。新华社马上用头版头条把这些话传遍全世界。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当发现“高产卫星”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国家统购粮。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产私分，是政府与农民的夺粮大战，成为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庐山会议本来是要解决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如果虚心纳谏，采纳彭德怀的意见，压缩空气，纠正错误，采取紧急措施救济灾民，也就是1959年饿死522万人（这也是很严重的），可以避免一场亘古未有的大灾大难。庐山会议中央常委达成的共识是纠“左”，表面上毛也同意，但他内心是防右和反右，把全党全国乃至国际上对“三面红旗”非难和否定的浪潮压下去，坚决压下去！忠心耿耿的老臣彭德怀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刚愎自用，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1959年7月23日一通批彭讲话，扭转了中央既定纠左的会议方向，坚持三个自信：理论正确（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大跃进）、制度正确（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要坚持，公社制度不能动摇，抓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动反右倾运动，掀起第二次大跃进高潮。就在毛泽东由不情愿地纠左变成坚决地反右之后，多饿死了3200多万人。
1960年，各地继续反右倾揪小彭德怀，严重伤害了农村干部，全国粮食总产量进一步下降，仅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因为要供应城市，只能继续下狠手征购。1960年度全国共征购粮食1021亿斤，征购率达35.6%.1961年成为人均粮食消费量最低的一年，也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丧失理智的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实为毛泽东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跃进得更好。会议规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
1960年春，就在毛泽东吹响再次大跃进的法螺不久，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爆发了。1960年5月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将纪委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随后信阳地委向中央的检讨报告也到了中南海：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各县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有些村子八十天没见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老百姓一百多万人！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
人民公社的发祥地——信阳专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四万人口，三个月就饿死了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遂平县委副书记、第一个人民公社创始人娄本耀正在住院，1959年11月接到刘班庄乡亲的求救信立即出院，到县委找到秘书赵文亮和通讯员徐文堂驾着他往公社奔。据他回忆：“我们也顾不上休息，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一推门，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的像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乾乾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清清的。我们就去找队长……”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位善良的将死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大救星毛主席，是这样把她和孩子们送入“天堂”的。
毛泽东每临大事有静气。换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见到饿死人的奏疏都是下罪己诏，立即下令灾区州府县衙开仓放粮。他第一个反映是定调子，转移目标，逃避饿死人的责任。略一沈吟提笔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这个批示发到全国，省委书记们机灵得很，一句不提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更不检讨自己虚报产量，大放卫星，邀功取宠，立即派工作队下基层，传达伟大领袖对河南的批示，组织批斗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基层干部发生分化，你揭我，我揭你，抓历史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继续歌颂毛主席伟大，“三面红旗”正确。
在改组后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转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破坏、大屠杀，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为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报告还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下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就是说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创造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县委和地委，这些受到省委、中南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多次表扬的县委和地委的干部，转瞬间成了仇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毛泽东一个“御批”，瞒天过海，由这场大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又变成了“大救星”。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心神领会，下令逮捕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16个县委书记和县长。只要不说是大跃进和公社化的错，就上保了主席，下保了自己。下一步还可以在保卫“三面红旗”的阶级斗争中一显身手。
吴芝圃将罪孽深重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改成了死缓。就这样受处分的干部还是不服。杨守绩向省委申诉：“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县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省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空想加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
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这样的政权还配叫人民政府吗？！
1980年记者到最早唱《东方红》的李有源家访问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记者们，她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陕北农民唱着《东方红》迎来的是讨饭的苦日子，他们不唱《东方红》了。但一开群众大会党政干部就组织群众唱。好像一唱《东方红》，党和政府就代表农民，就代表几亿群众，气就特别粗，胆就特别壮。
国学大师陈安民是贵州湄潭永兴人。湄潭县本是鱼米之乡，大跃进饿死12431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陈安民先生全家七口都被饿死，只有他在外省工作幸存。2004年10月他回乡立碑纪念亲人。化名韦苇题诗：
千里回乡立墓碑，秋风萧瑟暗云垂。青山滴泪田园静，绿水含悲雨雾飞。
地下亲朋长有恨，世间你我叹无为。万家尸骨指天问，一代灾星当是谁？
从北到南，在亿万百姓心目中，毛泽东完成了由“大救星”到大灾星的蜕变。█
2018.5.6
开放2018-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