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赤柬兴衰系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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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荒谬执政

毛泽东、波尔布特、英萨利

在柬埔寨,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在未知理由下被强制实施。除了消灭城市和取消货币,红高棉关闭了所有的寺庙、学校和医院,废止了公共交通和邮政电讯系统,使“暗藏的敌人”不能相互通信。收听广播和了解资讯的权利被取缔,任何人不准拥有收音机,金边广播电台成为专门向外国播送虚假消息的工具。国家宪政制度被彻底改变,公民社会不允许存在,市场和一切经济活动都被废止,法律、宗教、教育、医疗、文化、艺术被禁止,新闻通讯被禁止,书籍也被禁止,各种社会团体皆被取缔,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私有财产被充公,社会分工、职业选择都被取消,劳动报酬制度被废除,所有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都被剥夺,温饱和生存权被废除,自由迁移被废除,家庭被拆散,自主婚姻和爱情关系都被禁止,等等。“火车只供红高棉军队使用,其他红高棉干部乘坐也必须有‘上级’证明。”

柬埔寨人的土地、财产和资源全部归红高棉政体的“合作社”所有,连种田农民(旧人)也变成一无所有。所谓的“合作社”是集中几个村庄里的民众(包括“新人”),按照性别和年龄分别编入不同的“劳动营”(例如男子营、妇女营、青年营、老年营等等),每营几百人至千人,在红高棉的监管下,集体进行劳动和生活,不允许有家庭生活。6岁以上的孩子必须交给红高棉带走、圈在“少年营”里劳动和生活,不准与父母在一起。这样,柬埔寨每个家庭都被拆散,有的家庭成员被故意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县或省,从此不能相聚,再也不知亲人的生死或遭遇。那些“劳动营”都故意建在离开村庄很远的荒山野林里,通常彼此相距几十公里,夫妻、母子之间的见面,须向红高棉干部乞求并得到批准,人民私自到对方的“劳动营”去见面,会被红高棉狠狠毒打或就地处死。“劳动营”的住所只是仓促自建的大草棚,只有草顶,四周很少有草紮墙壁。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被禁锢在“劳动营”里,他们通常淩晨5点钟就被迫干活,夜里10点钟才准许收工。人民在一整天的繁重劳动中不被允许有休息,一天只有两次进餐,那时就是短暂的休息。在夜里收工后,人民还要被集中开会,接受红高棉重复的宣传灌输,内容是千篇一律的拙劣的“革命道理”,或者是“到1977年人民便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1980年人民每3天就可吃一次甜汤”的美好空想,等等。

“安卡”配发给人民一套黑色衣裤、一条水布。水布是一块1米宽、2米长的布。其他服装一律禁绝,女子穿花色衣服更不被允许。配发的黑衣裤偶有撕破损毁,不但不补发,而且会被指为“故意破坏”而遭到毒打或惩罚不准吃饭。毛巾、肥皂、牙膏、手纸、水杯、笔、盆等日用品,一概不供给。只有被称为“旧人”的原“解放区”农民还留有一些这样的日用品,但只消耗而没有补充来源。人民被划分为不同等级,“旧人”管制着“新人”,前者可以虐待甚至打杀后者,但两者在被红高棉奴役上并没有不同。人民在“集体食堂”里进食,食物的种类、数量和品质由红高棉决定,每个民众都在挨饿,营养极度不良,生存状态被控制在半死不活的程度。民众被发现捉吃田野里的青蛙、蜥蜴、甲虫或野菜等物充饥,会遭受毒打或处死。集体劳动则是开荒、伐树、挖土、挑担、种田等繁重的农活,没有任何报酬。日复一日的长时间劳累使人民精疲力竭,许多人在劳动中一跤跌倒在地,爬不起来,就死去了。这个社会消灭了医药,最好的药品是一些无效的草根树皮和丸粒状的兔子粪便。在“卫生站”里,无论什么病都给予兔粪治疗,几个村庄共设一个简单的“卫生站”。病倒的人民因为不能劳动而不给予食物。年青女子被红高棉随意配婚给士兵或指定与什么人结婚。对繁重劳动而力所不及的人、有任何不满或口出怨言的人,都会被极其草率地杀死。有记者披露:“(多年后)记者访问一个当年的红高棉,他说当时为了节省子弹,他们把要杀掉的民众按在土地上,然后抡起锄头,把人的头颅活生生地锄掉。”

而红高棉,颈搭方格围巾,既不受苦,也不劳动,分为早晚两班,挟枪监视民众劳动,他们辱骂殴打人民或者动手杀人。红高棉的家庭都团聚在一起,基本上丰衣足食,还经常分配有中国供给的各种日用品,包括香烟。只是随着钱币和商品的废除,他们也没有了薪水。

一位女证人(旧人)说:“1975年底,我们几百个平民家庭的上千人被红高棉带往原始森林地带,去开山辟林。这是暹粒省南叻县(South Superstar County)的一座荒山,站在山顶远眺,周遭看不见一个村落。派给我们的工作是挑土筑堤、挖水沟、开垦荒地。我们每天从早上6时干活到半夜11时,算起来一天劳动至少14个小时,可是给我们吃的却是加了蕃薯叶的稀粥,让我们睡在森林的泥地上。我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水布,用它当手巾洗脸,当裙子又作被子。凡在森林中住过的人,都领教过疟蚊(Anopheles)的厉害,当时很多人民因患疟疾(Malaria)而死去。1975年下半年我结婚后,才被准许自己搭一个临时小茅棚作新房。这茅棚用几根短竹子,支在泥地上搭成‘人’字型,长2米宽1.5米的低矮棚子,棚顶盖一些茅草。每次进出茅棚,需四肢着地爬行。下雨就更惨了,铺在泥地上的茅草被雨水漫入,无处可睡,我们劳累了一整天却只能坐等天亮。我丈夫因太疲倦,就在泥地上平行放两把锄头,把锄头薄面插入地面,使一端略微高于地面,然后他整个人就躺在这两把平行的锄杆上,熬过了一夜又一夜。”

最恐怖的是红高棉随意杀人。在红高棉执政时期里,野蛮杀人的活动一天也不曾停止过。在物件上,杀人活动可分为三个受害群体,第一类是与前政府有关连的人,第二类是柬埔寨的知识群体、经济群体和普通人民,第三类是红高棉内部人员。在时间上,杀人活动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些将在后文详述。

至此,柬埔寨的“社会革命”把原有的正常社会结构完全废除,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奇怪社会。毛泽东很欣赏红高棉的“社会革命”,他要在北京会见波布,庆功。从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恳请毛主席在接见(波尔)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便可知在6月16日之前北京当局已在准备迎接波布了。1975年6月20日,波布秘密抵达北京,汇合已在北京的英萨利,包括两个柬埔寨华人译员,主译员是原金边华校“民生中学”的吴植俊。西哈努克对波布来到北京是毫无所知,他被安排去了平壤访问。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与波布、英萨利会面,他们三人长时间热烈握手,都很兴奋。照片显示,衰老的毛泽东表情舒畅,满面春风,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构成手势,正在说着什么;英萨利笑容可掬,他两手捧着毛泽东的右手。这弹冠相庆,分明是心花怒放的场面,有着令人惊异的视觉效果。如此情景在毛泽东会见各类外国人──包括会见毛的老朋友斯诺──的所有场合里从不曾出现过;波布则嘴巴半开,笑看毛氏和英萨利的亲热。这实在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照片。毛泽东与波布、英萨利的会见记录被中共秘藏至今。但幸运的是,这个会谈的一些片断被河内通过某些管道搜集整理,并复制给苏联存档。尽管该会谈的存档内容极为有限,但它涉及了毛氏“理想社会”和红高棉的“社会重构”,从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前苏联的解密档案(现存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档记录表明,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向波布讲述了典型的毛氏理论:“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毛说:“在民主革命转变到(极权)社会主义道路的期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从现在起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甚至一万年也仍然存在。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也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否则(不这样认识)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立之中存在的统一观。如果仅仅提及两方面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我相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进展)道路将是曲折的。从列宁时代到赫鲁雪夫和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变修了。但是苏联将来会回到列宁路线。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未来的中国可能变修,但是它终将回到马克思列宁的路线上来。我们国家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个人所得不相等,在表面平等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将长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在共产主义实现后也有前进和倒退之间的斗争,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地阐明它。”

那么,波布怎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独获“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极大青睐和当面传授?还有,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一句,显得突兀,不知所指。难道在中国存在对红高棉“社会革命”的异议吗?并且需要毛泽东亲自反驳吗?

档继续披露道:“毛泽东还提醒道:你们不要完全照抄中国的经验,而应该有你们自己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指南,但不要把它当做教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布30本印成柬文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布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这样,毛泽东用他独创的“中国的现在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概念,向波布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国家需要“社会重构”的理由,实际上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需要“继续革命”。至于毛泽东“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的教导,表达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看法,是在告诫波布不要拘泥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可以打着“共产主义”招牌,构造另类“新型社会”。

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决策者”,中国对红高棉政权的慷慨“犒赏”,展示了毛泽东对红高棉的特殊关爱:1975年4月下旬,红高棉接管金边还不到一个星期,第一批海运的粮食供应是来自中国的援助;同年9月中旬,中国赠给红高棉10亿美元的现金援助。在全球,中国不曾有过真正朋友,现在它终于有了唯一朋友红高棉,而红高棉的唯一朋友是中国。

在结束了会见毛泽东之后,波布去了上海参观访问,7月中旬波布回到金边。英萨利则留在北京。

此时,邓小平统管国内政务。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与“柬埔寨代表团”商谈对红高棉的援助事宜,包括输送金钱和派出人力。这“柬埔寨代表团”其实就两个核心人物英萨利和乔森潘。在北京,邓小平与英萨利签署了一份中国经济援助红高棉的协定,双方还煞有介事地以“政府”名义发表了“联合公报”。乔森潘是奉命来监押西哈努克回国的。对西哈努克来说,他现在成了要被吐掉的“樱桃核”,只待发落。对于回国,西哈努克极不情愿,但这由不得他了。西哈努克未曾料到:共产党叛乱未成功时他还可以作个傀儡,背着内战“黑锅”,一旦共产党夺得政权他就会变成阶下囚。英萨利在落实了西哈努克“回国”的安排之后,返回了柬埔寨。

如果说扶助红高棉,是周恩来毕生的最大过错,那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恩来,对空前荒谬的红高棉“社会革命”持何种立场?

周恩来没能参加在中南海会见波布、英萨利。此时(1975年6月)他因病瘦得皮包骨了。几年来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良知等代价,让柬埔寨受到伤害,也让中国人民付出高昂代价,成全了红高棉。自从毛泽东接管了对红高棉的指导之后,红高棉的“革命”急剧转向“社会重构”的方向。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即将回国的西哈努克夫妇、宾努夫妇、英提丽特和乔森潘等人。

因为长期从事的职业上的关系,周恩来熟悉各式各样的共产党团伙,可是他对红高棉一定会感到陌生和惊讶。他费尽心机扶植了红高棉政权,但结果却不是他的作品。因为红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他设计的共产党建政常轨。于是,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的会见中表明了他对红高棉“社会重构”的不满。多种资料都提到: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乔森潘和英提丽特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当场对乔森潘和英提丽特批评道:“我对你们提点意见:不要试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果想通过短短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国家拖进灾难。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在场的西哈努克也证实:“生病的周恩来忠告乔森潘,不要企图快速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周恩来告诉红高棉领导人‘别学我们的大跃进的坏例子,要走慢一点,这是领导柬埔寨人走向繁荣和幸福的最好途径。’这个几乎是父亲般的忠告,乔森潘和英提丽特的反应是:那两人用礼节性的微笑表示了他们的不信服。当我们回到金边,乔森潘和宋成特意来告诉我,柬埔寨革命正在向全世界证明:共产主义确实能够一步到位完成。他们还说‘我们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没有浪费中间(过渡)阶段的时间’。”乔森潘宋成两人宣布柬埔寨快速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这显然代表了红高棉“党中央”的认知,也反驳了周恩来的指责。

周恩来对红高棉“社会重构”的批评,是周氏在对外事务表态上含有人性光辉的话,至少他在过去十几年里从未表达过此种光辉。而毛泽东夸奖红高棉“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此时的毛和周,对于柬埔寨发生的“天翻地覆”,一个兴高采烈,一个失落指责,两人都明白现在柬埔寨的社会重构究竟是谁的杰作。虽然周恩来的话明确包含了对红高棉“社会革命”的否定,但他没有机会挽回过错了,这件事情永远无法被改变。

毛泽东挫败了周恩来,但新的对垒及时出现了。这次是邓小平。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决心扳倒邓小平,在全国发起批判邓小平的政治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他为一个荒谬事业,躬亲一生。周恩来的死亡,象林彪的死亡一样,立即给中国政局造成重大冲击,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5年7月波布从北京回到金边后,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在全国推进“继续革命”。在这次会议上,波布还宣称:“在全世界,自从美国诞生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军队能最终打败美国,获得全部胜利。没有人能做到这个。”他的意思是:地球上只有他做到了。

其实,波布能做到的是最无能的到处杀人:在市民被驱逐到农村后,“红高棉查问每个‘新人’的职业和身份。安卡消灭了许多人,包括朗诺政府的士兵、员警和公务员,没有谁被留下不杀。”然后,红高棉开始屠杀自己民族的精华:凡红高棉认为是知识者或有产者都被杀死,其中包括教员、医生、护士、学者、作家、演员、音乐家、艺术家、工程师、法律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金融业人员、工厂主、小商人、作坊主、餐馆业主、旅店业主、投资者,还有应该算作工人阶级的普通店员、公司职员、推销员、技术员、各类匠人等等,只要发现便杀掉,一个不留。例如,柬埔寨原有6,000多名注册的正规医生,屠杀后只剩下46名,他们之所以逃过杀害是因为他们被押解到金边,在监管下为红高棉领导干部看病。甚至连戴眼镜的平民,也被红高棉认定是读书人而普遍遭到杀害,“杀眼镜人”成为红高棉乱杀人的著名实例。

从事政治的人更在必杀之列,波布之兄、曾教给波布“革命活动”技巧的越共份子沙洛查(Saloth Chhay)也被红高棉杀死。当时,红高棉与沙洛查双方都不知道神秘的柬埔寨主宰者就是沙洛查的弟弟。一些小知识份子,多数是被驱赶到陌生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员,靠着隐瞒职业和经历才躲过了屠杀。事实上,红高棉领导人也都是知识者或教员,例如波布、英萨利、农谢、宋成、克多恩、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侯荣、胡宁、乔森潘、乔氏姐妹、秀木兄弟等人。有证人说:“没有转变期,一夜之间所有公民都变成了苦役奴隶。这是20世纪最激进的社会改造。受过教育者、富裕者、公务员或不愿合作的劳动者都被处决了。我亲见许多人自杀,人们在走投无路下的仅有选择是:自杀或者被红高棉杀掉。许多人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红高棉的恐怖还仅是刚刚开始。”

开放
201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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