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说，你不是一直想去安村吗，现在机会来了，省里来了个记者，想去采访一下老艺人花雪月，你陪他（她）一下吧。
现代汉语有个毛病，光听口语，根本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我故意问，是不是女记者？
社长果然笑了，说，是女的还轮得着你？
我就故意显得灰溜溜的，好让社长高兴。
其实真正高兴的是我。虽然我并不想去什么安村，但偷一两天懒不用上班是实在的。我算了算日子，今天星期四，也就是说，我很可能要到下星期一才上班。这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小长假。所以我很乐意在星期四或星期五有一个出短差的机会。当然，星期一或星期二也不错。星期三，感觉差一点，回来还要上一天班（我们在省内出差的时间一般为两天），不痛快。最倒霉的是星期六出差，那简直生不如死，还不如不出差好。
社长开恩，还派了个车。我和那位省城来的记者互相握手。我说，大记者，你也发个名片骗骗我啊。大记者掏出一个精美的金属夹子，抽出一张带香水的名片。这名片倒像是个女的。我摸了摸名片的胸部，装作很认真的样子看了一眼，说，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记者啊，没少在报纸上拜读你的大作。他客气道，哎呀，以后多给我提供线索，重要线索有奖金呢，这次很不好意思要麻烦你啦。我说，不麻烦，你一来我就可以不上班了，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
从市里到安村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由于张记者坐在前面，我们说话就不太方便，几乎每句话都要重复一遍：
什么？嗯。什么？好。是啊。哎呀。对。嗯？不错。
同时我还要照顾一下司机的情绪，瞅机会跟他说上几句什么，不能冷落了他。社长不在场，司机的脸上一般都比较威严，好像在忠心耿耿地替社长坚守岗位。说实话，我很害怕跟社长的司机单独在一起，尤其是坐他的车。这时我便特别内疚，好像借了他的钱没还。于是我多情地给他笑脸，绞尽脑汁讨好他。好在这次，司机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就回来。不然，我担心我的笑容储存量不够。
路时好时歹，车子像在跳舞又像在发羊角风。这年头，人们越来越不喜欢走好路，虽然据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步入小康。到了节假日，许多人都喜欢到乡下的一些羊肠小道上折磨自己，说是回归自然，我看倒跟忆苦思甜差不多。似乎生活好了，他们不敢相信，老以为自己在做梦，便要狠狠掐几下自己的大腿来验证一下。安村大概就是这样被掐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路面为什么还苦巴巴地皱着脸。
看来司机经常陪社长来安村，听他那口气，都已经是一个安村通了。他连安村哪个地段种了花种了什么花哪户人家养了狗养了条什么狗都一清二楚。听说有狗而且还是恶狗，张记者一哆嗦，司机便有些得意起来，说，没事，你只要把照相机挂在胸口就行，那家伙一见相机就温存起来，顶多跑过来在你脚边打个滚跟你撒个娇。
接下来，他们谈起了安村的小桥流水和风俗人情。其实我对安村谈不上什么了解，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只不过每隔一段时间，报纸或电视就会广告一下安村，我脑子里也就无意中烙下了安村的概念。有一次，我去社长办公室交一份报表，他正在电话里跟一个人介绍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村，并热情地邀请对方什么时候来视察一下工作。我退了几步等他打完电话再上前递上报表。社长接过去瞄了一眼，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问我，你去过安村吧？我说还没有呢，他兴奋起来，说，怎么还没去呢？去，一定要去看看。我只好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一定要去看看。我无非是应一下景，没想到好心的社长倒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些讨厌自己老是顺着社长说话的样子，过后痛下决心改正，可到时候还是那样。
路上灰尘大，车窗关得紧紧的，我伏在那里，要呕吐。就在我晕车的老毛病又要犯了的时候，司机说快到了。我强打精神。我已经好久没晕过车了。《十万个为什么》上说，爱晕车的人是因为身体敏感。看来我已经麻木了。这时忽然袭上来的晕车之感让我喜忧参半。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尽力回想着《十万个为什么》上的内容。我已经很久不看别的书了，有空就翻翻《十万个为什么》，似乎想激发出一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大概社长已经和安村及相关部门打了招呼，车子一停，马上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屁颠屁颠地跑过来。不过他们的目光最先落在我们司机身上，笑脸呼之欲出。他们跟司机互相握手拍肩膀。然后才像刚发现我们似的朝我们伸过手来。
于是我知道，那个穿西服打领带的是村主任，穿深灰色夹克衫的是镇长（由此类推，他们县长该穿中山装了）。村主任胖一点，矮一点，镇长高一点，瘦一点。村主任在前面说，镇长在后面肯定或补充。他们一个像是在背导游词一个像是在盖公章。真的，这个镇长挺有意思，老是把一个公章挂在脸上。
张记者说：对，我知道，你们这个村子，是我们省西部地区民间文化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他们直接把我和张记者带到了村委会。但进去，却是一家旅馆。只见里面已是一片繁忙的接待景象：桌子上堆满瓜果，茶杯里热气腾腾，村姑样的服务员或服务员样的村姑在穿梭忙碌。村主任说，为了工作方便，村委会就设在旅馆楼上。
我和张记者先进客房撒了泡尿。不愧是省城的记者，撒尿也气势非凡。相比之下，我撒的尿就要小心多了。下楼来，见村主任他们已经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桌丰盛的酒菜来了。
村主任问，喝土酒还是瓶装酒？
张记者说，土酒好，土酒。
镇长看了我一眼，我忙说，对，土酒。
村主任说，我就知道，你们要喝土酒。你们这些上面来的领导，都喜欢喝土酒。
见到酒，张记者说话也放开了，说，喝瓶装酒就好像嫖妓，什么都轻车熟路，放了一炮就完了。喝土酒却像偷情，不但有意外的惊喜，还后劲十足。
村主任说，你这个记者有水平，有水平的记者都像你这样。
镇长脸上的公章也暂时挪开了，只剩下了年月日。
村主任说，要不要把花雪月叫来陪你们喝一杯？
张记者看了看我，说，那样对老艺人不恭啊，等会儿还是我亲自去拜访为好。说着，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土酒。
我想，这个张记者，大概是即使没见过老艺人花雪月的姹紫嫣红，也想去领略一下她的余风流韵吧。
一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喝了酒，我昏昏沉沉的，想先到客房里休息一下。张记者也被搀扶上来了。村主任和镇长说过一两个小时再来陪我们。
村长说，我们安村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够你们玩的。
我居然还做了一个梦。我被一条狗紧追不舍，吓出一身冷汗。接着，出来一个村姑，把狗喝住。她一边抚摸着狗毛，一边朝我眨眼睛。
醒来，见日光已经像大象的鼻子一样从窗子外面拱进来了。我翻转身，忽然发现旁边的床上空无一人。我坐了起来，见卫生间的门开着，竖起耳朵，也没听见里面有什么动静。我叫了两声张记者，下了床。
真的，张记者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我猜想，肯定是村主任把张记者悄悄叫起来去找那个叫花雪月的老艺人去了。
我有些不高兴。
我这人就这样。别人把我看得太重了，我不舒服。可被别人冷落了，我也不舒服。
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对艺人之类不感兴趣。何况还是个老艺人。即使风韵犹存，大概也早已是残花败柳了。
既然这样，我还不如独自去村里走走。我倒要看看这个活化石到底“活”在哪里。
下楼时，看见两个村姑服务员伏在桌上打瞌睡。她们穿着那种蓝底白花的棉布褂，腰间系条白围裙。听见我的脚步声，她们的眼睛睁了睁，马上又眯上了。
我暗暗吃惊，她们的睡相更像是老妇。中午，我还看见她们像刚出水的白鲢子鱼一样活蹦乱跳呢。
我后悔没带相机。万一碰上狗怎么办？刚才的梦境让我心有余悸。
正在这时，一个老头不知从什么地方蹿了出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跟我走。
我想，这是谁啊，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村主任派来叫我的。但我很快发现不对头。他拉我钻进一条小弄，又钻进另一条小弄。两旁的房子越来越拥挤。我顿时警惕起来，问他，村主任在哪里？他古怪地笑了笑，说，我跟村主任又不在一起。我说，那你拉我来干吗？你是谁？要带我到哪里去？他说，你是客人啊，我带你四处走走还不行吗？我说，那你带我走大路，这甬道屋角搭屋角的，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头。他说，这样路近，我保证你比村主任他们先到。
看来他见到过村主任他们几个。
一条狗站在前面。真的，我从没发现狗可以站得这么端正，简直跟人一样。看到我，它喉咙里滚起一阵雷声。老头朝它一顿脚，它转身就跑。老头还不罢休，捡起一块瓦片扔了过去。狗闷叫一声，不见了踪影。老头拍拍手，有些狡黠而自豪地望着我。
既然如此，我就由他吧。有他带路，至少，狗不会咬我。
他拉着我，七拐八弯的，我们踩在甬道的碎瓦片上，发出扑哧的响声。走了一会儿，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个平坦的大稻（道）场。说实话，我至今都不知道像农村里这种既用来晒稻谷又可以做法事的地方到底是叫稻场还是道场。或许我觉得叫道场更合适。在我的印象里，乡下就是这样一个神神秘秘的地方。许多城里人偏偏就对这些感兴趣。
日光突然泻了下来。虽有些偏西，但在这个季节，热量丝毫不减。水泥地面很硌眼，反射着阵阵热气。我迈开步子，恨不得立即冲到暗影里去。可老头抓住我的手臂，说，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你不是要参观么？他这么一拉，我就站住了。顺着他的手势，我才看到前面有一个老戏台一样的东西。他高兴地说，对，那就是老戏台。
说着，他自己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来。
我站着没动。他朝我招招手。让我生气的是，我竟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他向我介绍说，他们这里的戏台是全省闻名的。每年在一些重要的时节，都要唱戏。菩萨生日时，更要唱上三天三夜。我说，菩萨的生日，凡人怎么知道？他嘴一撇，笑了，说他对我这样说并不奇怪，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他发现这样毫无意义。我说，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吧，谁还有工夫唱戏呢？他撇了撇嘴，说，年轻人是靠不住的，他们懂什么，晓得哪些是宝贝哪些一钱不值？他们走了更好，我们可以放心地唱戏。别看我们离城里远，可只要我们一敲锣鼓，你们就来了，拍照的拍照，录像的录像。别小看了这个戏台，它在北京的报纸上都露过脸呢。
我眯起眼，朝戏台望去。说实话，我并没发现它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也是经常让我难堪的事情。别人都在鼓掌叫好，我却不知道好从何来。照我看来，这戏台的出名，也无非是别的戏台都没有了。可仅存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么？那相对于电灯来说，煤油灯反而是更好的东西，既然如此，人们当初何必抛弃煤油灯换上电灯呢？
老头说，你不知道，那时候人山人海啊。
我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哪来的那么多人？
老头说，还不是你们这些从外面来的客人。
我记起，社长的确每年都要带一帮人到乡下来参加这些文化活动。不知道社长是真的喜欢乡村文化，还是因为新来的市长对它特别感兴趣。市长多次在电视和报纸上强调，我们要打乡村文化牌。我一听这话，就想起一个人腆着肚子叼着烟抽出一张扑克朝桌子甩下去的样子。由此可知，市长在娱乐时也在考虑国计民生。事实就是这样，科学家看鸟飞行发明了飞机，市长在打牌时领悟出政策方针。说不定，这也是一种仿生学呢。
老头说，这段时间，韩沙石和唐贵妃搞上了。
我问他，韩沙石是谁，唐贵妃又是谁？
老头不耐烦了，说，你当然不晓得他们是谁，你管那么多干吗。
我好气又好笑，说，不是你主动跟我提起他们的么。
老头说，我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想，这个家伙怕是脑子有问题。老年人容易得老年痴呆症。据说我们市的前任市长就患有此病。那些拍他马屁的人把他哼的一首打油诗选进了中小学乡土教材，又把他多年前当秘书时写的一些发言稿整理出版，老市长果然都答应了。莫非这个老头也患上了此病？我经常在公交电视上看到一些治疗老年痴呆症的保健品广告。
他又絮絮叨叨起来，说唐贵妃本来是他的，但韩沙石那个老不死的趁火打劫，偏偏唐贵妃又有眼无珠，致使她一再上当受骗。韩沙石经常在背后散布他的谣言，其实谣言里的那些事情都是韩沙石自己干的。比如，他曾经诱奸过一个小学生，那做父母的听说后从外面赶回来，居然还求那老不死的不要说出去。又比如，每隔半个月，那老精怪就要跑一次县城，到发廊里发泄自己的邪火。为了在唐贵妃面前逞能，韩沙石每天都要喝野蜂蜜和蛤蟆尿粉。我问他蛤蟆尿粉是怎么回事，老头说就是把蛤蟆撒的尿收集回来晒干，用手捻成粉，那东西特别壮阳。
我说，真稀奇。
老头说，稀奇事多着呢。
他继续愤愤不平地说道，那唐贵妃也是个老精怪。自从年轻时在生产队劳动受过一场惊吓，几十年再也没睡过觉了。她一天到晚睁着个眼睛，根本就不想睡。白天还好说，看不出跟别人不一样，到了晚上，哪怕外面黑漆漆的，她也像大白天一样，脚步咚咚响，吵得全村人都不能好好睡觉。后来，村里决定轮流派人守着她。有一天，她忽然说，她要念字。大家吓了一跳。她从没读过书呢，怎么念字？她说你们别管，只管把书本拿来。队长就拿来一本大家刚刚学习过的文件书，她接过去，真的有模有样地读起来。她不但可以顺着读，还可以倒着读。队长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上面，上面不相信，派人来调查。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来检查试验，都没难倒她。调查组的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忍不住插嘴，说我明白了，那个唐贵妃就是花雪月吧？上午在路上，听我们司机说老艺人花雪月曾经受过一次脑外伤，差点丢了性命，醒过来后就不认识人了，有时候，上面来人看望她，会象征性地拿出一点钱塞在她手里，谁知她数着数着，竟忽然清醒了过来。是不是这样？
老头说，不，不，他们是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那个贼婆娘，又玩出了新花样，刚好跟以前相反，现在是一睡几个月不醒。那老精怪抓了一大把钱放在她手里也无济于事。他说你数啊，你数啊，她像是死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很怀疑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韩沙石本人，不然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中午在饭桌上听村主任说村子里有个老头，想跟老相好过性生活遭到了拒绝，便把对方掐死了，把尸体捂在床上，直到村里人闻到了臭味。公安局来了人，把他抓去，却又放了回来。经测试，他是个精神病。张记者问那老头是否被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了，村主任瞄了他一眼说，关是关了，可不知什么时候他又跑出来了。反复几次，大家也就懒得管他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结结巴巴说道，你，你就是韩沙石吧？你杀了你的相好唐贵妃，又把她捂到被子里。你是神经病，对吧？
老头说，你这个人真糊涂，既然我是神经病，你跟一个神经病说话，那你是什么人？如果我是神经病，你居然相信我一个神经病说的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韩沙石那个老精怪抢了我的女人，又不是我抢了他的。
我说，你跟唐贵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老头说，我跟她没关系，我跟她纯洁得很，可因为我跟她一路唱戏，别人便都怀疑我跟她有关系。
我说，你自己不也说，她是你的女人么，怎么这会儿又没关系了？
老头说，你以为戏是那么好唱的么？说实话，别说你，有时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我到底是谁了。我们这里有一出戏，演的是某朝名将的后人，一天他闲得无聊，到护城河里钓鱼，当朝的国丈从河边经过，他硬说人家把他的鱼吓跑了，要人家赔，国丈当然认识他，心想这个小孩子有意思，便说去买几条鱼赔他，谁知他听书童唆使，说买的鱼不新鲜，要国丈自己下河去摸几条鱼出来，国丈当然不答应，他一拳就把人家打死了，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糊里糊涂，皇上反而赦免他无罪了。你说，明明是他无理，怎么看戏的人都为他叫好呢？他老子是名将，他打死了人就可以不偿命了吗？再说，那老头对他多好啊，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的老头呢。
我说，人家是青少年嘛，未成年人，没满十八岁不会判死刑的。
他说，现在的孩子，都是吃激素长大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要等到十八岁啊。
我说你知道得还不少，连激素都懂。
他说，他隔壁那个孩子，就是被激素害了。他看着那孩子在手边长大，没想到，他才十三岁，倒把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给压在身子底下，姑娘不肯，他就把人家掐死了。
我说，哎呀，那是太可惜了。
他说，本来，那姑娘快做他孙媳妇了，他孙子都准备带她出去打工了。
我问他有几个孙子，都多大了。
他说，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孙子在深圳一个什么电子厂里做事，孙女倒好，完全不务正业，跑到外面去追一个歌星，专门给人家鼓掌，鼓一次掌，人家给多少钱，你说，这哪是正经营生？
我说，时代不同了，就有新产品新职业涌现，就像我们单位，那次开联欢会，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塑料玩具，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看大家用力摇着，发出噼里啪啦的掌声，我才知道是鼓掌器。
他说，看来你们城里人，比我们更糟。有一次我进城，看到商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300=500，你说，300怎么等于500呢？
我说，那不过是商场的促销手段嘛，你那么认真干什么。
他很生气，说，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认真，那还有什么可认真的？
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可说点什么好呢？说实话，这样固执的老头我们单位也不少，比如，他们会忽然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刚才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个错别字，那么大，你们怎么不管一管？或者，几年前被封杀的一位女歌星忽然又露面了，是怎么回事？听他那口气，好像国家大事都是由我决定似的。
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从道场那边跑了过去，后面紧跟着一个中年男人。我问老头，那是个什么人，不会去揍那女孩吧？
老头瞄了一眼，说，啊，他呀，是我们村的运动健将，县里马上要搞长跑比赛，他从过年后就开始逼着女儿跑步，要拿冠军。他女儿不跑，他就揍她。有一段时间，他抓来一条风梢蛇，要女儿在前面跑，让蛇在后面追。
我说，没想到，你们村子里的人不但热爱民间文化，对体育运动也同样热衷。
他自豪起来，说，那可不，村里的老家伙，每天晚上都要到稻（道）场上来转呼啦圈或练爬功，你没发现，你脚下的水泥地都光溜溜的？就是被他们爬成了这样。
水泥地果然都光溜溜的。
我说他们干吗要练爬，你不练么？
他说，我才不，我要爬也要到戏台上去爬。在戏台上爬，就不是我在爬。
我问，老艺人花雪月爬么？
他说，花雪月也不爬。
我说，干吗要练这爬功呢？
他说，几年前，外面的人来村子里说，全省仅有的几个百岁以上的老寿星都出在我们村里，经过研究，他们发现那几个老寿星，从五十岁就开始练爬功，一练就是五六十年。外面的人把它叫作长寿功，村里人叫它蚯蚓功。
我说，这倒更形象。
他说，他才不想活那么久。
我恭维了他一句，说你不练爬功也能活到一百岁的。
老头就像喝了广告里的保健酒，果然很高兴。说你这个后生还蛮会说话呢，跟你说，我们村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可丰富了，关于这一点，最近又有报纸报道了。
我说，耳闻不如目见，你要是带我去看，那太好了。
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他兴颠颠地在前头小跑，把我领到一栋大房子前面。开始，我还以为是祠堂。祠堂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或者贴着村里谁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或哪个人升了科级干部如此等等向老祖宗汇报的喜报。进去后才发现不是。大屋顶下是一排被隔开的整齐的小房间，围成一个圈，跟我们单位的办公室差不多。不同的是中间有个天井。每间房都有门牌，上面分别写着“正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村报编辑部”“信访办”“讲师团”“秘书处”“对外宣传办”“接待室”“工会”“维稳办”等字样。我想，明明是乡下，居然还搞了个工会，好玩。见有人进来，几个老头伸出头来，不过大多数老头都是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他们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纸牌和麻将都有）。“秘书处”里有个老头正伏在桌上奋笔疾书，每写一句，便端起来，离开眼睛一段距离，摇头晃脑一阵，显得很陶醉。“讲师团”里两个老头像在举行太极拳大赛。呼气、吸气、抡掌、转圈。旁边的房间里，桌前坐了几个人，正在激动地争辩着什么，对面有个老家伙站在那里，低着头。还有几个人在搔另一个人的胳肢窝，那个人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比较靠里的一间屋子里忽然传出了打斗的声音，我忙跟着老头往那边跑去，只见一个老头揪着另一个老头的耳朵朝我们嚷道：他是个卑鄙的告密者！对方也高声叫道：他不该揪我的耳朵，应该揪我的嘴巴！又不是耳朵告密！这人果然就放了耳朵去揪嘴巴，谁知嘴巴滑溜溜的根本揪不住，他的手一次次从对方的嘴巴上滑了下来，对方就得意地笑了起来。再往前走，见几个老头在很严肃地商量一件什么事情，一个老头在旁边做笔记。笔尖在本子上一戳一戳，不像是写字，倒像是在雕刻。村报编辑部里，有人在钢板上刻蜡纸，有人在滚墨筒。
总之是一片繁忙景象。
老头说，怎么样，有意思吧？
我不置可否。
老头急了，说，要不，我再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说，是老艺人花雪月么？跟我同来的那个记者已经跟村主任还有镇长去见他了。
老头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又把我拉进了那些七拐八弯的甬道。不一会儿，来到一个瓦屋前。他叫我从窗户朝里看。可窗子较高，他搬来一块石头给我垫脚。我站上去，手扒着窗沿。他在下面问：看到了吗？我说没看到什么东西。他说你揉揉眼睛。我揉揉眼，差点从石头上摔了下来。我看到了一双眼白很多的眼睛在那里转动。接着我看到了一只玻璃瓶。然后是脖子、下颌、嘴巴和鼻子。也就是说，一个男人的脑袋放在一只玻璃瓶上。瓶里的水好像还在晃动。老头说，你仔细看看。我说，有什么好看的。这东西我又不是没看过。在一个风景区，我被人拉着看了人妖，又看了与鳄鱼接吻或生吞活蛇之类，然后在林子边的一个小木屋里，我看到一个艳丽的少女脑袋从一只瓶子里长了出来，其他什么都不动，就是眼珠子偶尔转一下，挺吓人。谁都知道这瓶子姑娘是骗局，但你不好说出来。因为这是风景区。你若真说出来，人家便要说你不解风情了。
老头说，这是他的发明。
我感到好笑，从石头上跳下来，说，无非是光线的折射。那次从风景区回来，我上网查了资料，说人家不过是巧妙地利用两面镜子的互相折射，造成了一个视觉错位。
老头说，你很聪明嘛，不过我这也是没办法。若是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那里面是我孙子。
我吓了一跳，说你干吗把孙子关在里面？
他说他孙子得了一种怪病，生下来就像个老头，脑袋光秃秃，额角皱巴巴，脸像有七八十岁，好像比他还老。村里人笑他家出了个外星人，因为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外星人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不是外星人，是他祖宗。祖宗长到十多岁，脸相更老，身子却越变越小，几乎成了刚出生时的样子，有一次，他捏了捏孙子的胳膊，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没有骨头。又捏了捏他的腿，也是这样。好像这孩子的骨头和肉在互相抵触消融，慢慢同归于尽。他带孙子找遍了能找到的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办法，他只好自己想办法，后来实验出一种药水，把孩子的身体浸泡在里面，它就不会继续萎缩。他忽然激动起来，说，他在等待祖国医学发展到能给他孙子治好病的那一天。
他神情肃穆，似乎凛然不可侵犯。
我问他，你儿子呢？
老头说，和儿媳妇在外头打工，都好几年没回家了。
我说，你不是说孙子也打工去了么，在一个什么电子厂？
他说，他开头骗了我。
说着，他的脸抽搐了一下，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他说他胃痛了。我问，那是止痛药吗？他说是肥皂。
他说，他的胃痛没别的药可治，只能吃肥皂止痛。他已经吃掉几十斤肥皂了。现在他觉得肥皂很好吃，甜丝丝的，很润滑，还有香味。
我想，胃痛一般由胃酸分泌过多引起，而肥皂是碱性的，他妈的还真有点道理啊。难怪我老闻到他嘴巴里有一股槐花的味道。好像他是一棵老槐树。
老头检查了一下门上的锁，低下头，默默转身朝前走。正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怪物来了啊！怪物来了啊！老头一听，神情又亢奋起来，说，我们去看看。
我们一路小跑。我气喘吁吁：哪里来的怪物？
老头说，大山里来的，每年这个季节，都要从山里面跑出来糟蹋庄稼，伤人。
我说，那不是野猪么？
老头说，不是野猪，他这辈子不知见过多少野猪，年轻时还打死过野猪呢，然后全村的人分野猪肉，到了晚上，香气飘出好几里路，把公社的干部都吸引过来了。可现在这捣乱的东西，不是野猪。
我说，你们可以逮住它啊。
老头说，逮住过好几回，可每次，上面都来了人，说它是一级保护动物，不能逮，逮了就犯法，要罚款，还要坐牢。大家只好又把它放了。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呢，啊不对，快二十年了。那时村子里还有很多年轻人。有一个年轻人不服气，想偷偷把它干掉，结果真的被判了刑。这样，它更猖狂了，上个月还咬死了一个小学生，大家赶到时，看到小学生像戴了一条红领巾，后来红领巾越来越大，成了一匹红布。
我说，那怎么办？
老头说，没有办法，它每次一来，村里人只好敲锣打鼓。这样，既可以把它赶跑，也可以让上面的人高兴。
我问，上面也没说这是什么东西吗？
老头说，上面说了，可村里没一个人听懂，也没一个人记住。
我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总不能为了这个让你们搬家吧。
老头说，就是搬家也不行，上面说我们村是文化样板村，是活化石，一搬家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
我说，这样哪是长久之计。
老头说，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可他们说，既然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可见不是长久之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说着，我们已经来到了村口。那里已经闹哄哄一片。村里的老人、孩子、妇女，以及极少数的壮年人，正围成一个圈，边敲锣打鼓放鞭炮，边朝外驱逐着什么。他们手里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棍棒、竹篙、锹把、扫帚，还有锅铲。甚至还有一个中年人提了两只冒烟的铁桶。仔细一看，原来里面是噼啪作响的爆竹。他大声呐喊，对火药无所畏惧。老头蹲下抓了一块石头，不过朝四周看了看，又放下了。我跑上前，想看看那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人群晃动着，我什么也没看清。有那么一刹那，我好像看到一只巨大的长满毛的脚。但等我一眨眼睛，那兽脚上的毛又没有了。仿佛它早已知道自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似的，根本不怕人。甚至人越多它越兴奋。它嗷嗷叫着，向人群挑衅，反扑。老头没找到合适的武器，显得很焦躁。忽然，他叫了一声有了。他面露微笑，有些狡黠地附在我耳边说道，他已经知道怎么对付这头怪物了。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既然不能打死它，就让它吃掉我，撑死它。
说着，他重新抱起那块石头，用自己的身体把它包裹住，向怪物奔去。那怪物，正在戏耍着大家。人群忍气吞声，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人伤了它就犯法，而它伤了人依然可以大摇大摆离去。老头朝它吼了一声：我来了！
他先是脑袋没有了，然后是脖子、肩膀。好像有一股强有力的腐蚀性液体，在顺着他的身体从上到下蔓延。很快，只剩下了两只穿着黄球鞋的脚。最后，他全部消失了。什么也没有了。我没有看到怪物的全部，只看到一个肉乎乎的洞。
这时，村主任他们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他喊道：拦住他，拦住他！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老头和那怪物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村主任说，这家伙，难怪找不见他，果然跑这里来了！
我问，他是谁？
村主任说，他就是老艺人花雪月啊。
我很惊讶，瞧了瞧张记者，说，没想到老艺人花雪月是个男的。
张记者一脸木然。
村主任说，这家伙，老是躲着我。你叫他表演，他偏偏不肯，不叫他表演，他反而演得特别卖劲。现在好了，不知他要躲到什么时候了。
我说，我亲眼见他被怪物吃掉了。
村主任笑了，说，哪里有什么怪物，那不过是他表演的杂技。
— 全文完 —
原创： 陈然 极地文化工作室 5月9日